【新唐人2013年12月15日訊】【導讀】傅作義原為國民黨高級將領，1949年1月底中共軍隊佔領天津后，接受中共的條件，率25萬北平守軍投诚。然而，他的親人的悲慘命運令人唏噓。
（接上期）
傅作義的「海歸」弟弟傅作恭
成為「右派」的「海歸」
中共建政後，傅作義當上了新中國的第一任水利部長。他的弟弟傅作恭此時是留學美國，已在美國定居多年的水利專家。傅作義曾多次寫信動員傅作恭回來報效祖國。 50年代初，傅作恭聽了哥哥的話，不貪圖美國優越的生活條件，毅然回到了貧窮落後的祖國。回到北京後在水利部任職。後來，鄧寶珊出任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給傅作義寫信說甘肅很苦很落後，打算在甘肅修幾個大水庫，改變甘肅落後貧窮的面貌，希望助他一臂之力，從人才上給予支持。傅作義接到信後，就動員傅作恭來蘭州。抗戰期間，蘭州是大後方，傅作恭和他母親在蘭州住過幾年，對蘭州也有感情。經哥哥略作動員，就慨然應允，1953年2月來到蘭州當上了水利工程師。誰能料到，當傅作恭投身水利事業，為改變甘肅貧窮落後的面貌奮力拼搏之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運動改變了他的命運。
1957年初，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知識分子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此舉讓知識分子們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十分偉大。傅作恭也響應黨的號召，提出了幾條意見。時任甘肅省委書及張仲良要搞一個「引洮工程」，傅作恭以技術層面提出異議：搞這項大工程，當時甘肅的經濟、物質、技術各方面還不具備。他引用別人說的一句玩笑話「引洮工程是銀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沒有治出來，共產黨能治出來嗎？」來批評甘肅水利廳領導的決策。這本來是響應黨的號召給黨提意見，目的是幫助黨改正錯誤，更好地發展。孰料風雲突變，毛澤東巨手一揮，號召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的「大鳴大放」變成了引蛇出洞的「陽謀」。給黨提意見的知識分子變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傅作恭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動學術權威、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到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
毛澤東1957年通過反右運動把奉命提意見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後，又於1958發動了「大躍進」。在「大躍進」中，中國人信奉「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違背自然規律蠻幹，最終導致糧食大規模減產。於是，全國性的大饑荒來了。
餓死後屍骨無存
在這場大饑荒中，所有中國人都在挨餓，本來就已經是「賤民」的右派在餓肚子的同時還要在勞改農場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日子就更加難過了。傅作恭有一米八以上的個頭，身材魁梧。大高個兒的他，消耗也大，一到夾邊溝，粗劣的伙食就使他飢餓難耐，繁重的勞動使他體力不支，此時，他已是50多歲的人了，如何能承受這樣嚴酷的生活。傅作恭只好寫信向身居高位的哥哥傅作義求救，他在信中對傅作義說：你給我寄點糧票，寄點錢，我吃不飽。
可是傅作義相信共產黨的宣傳，不相信弟弟在信中對右派生活的描述，糧票也不寄，錢也不寄。就回封信嚴詞訓斥弟弟說「我不相信共產黨改造你們思想會讓你們吃不飽。」沒有得到哥哥的幫助，傅作恭後來餓得什麼野草都吃。一九六零年三月，傅作恭再也無法在餓肚子的情況下支撐高強度的勞動了。同是右派難友的美學家高爾泰向管教幹部趙來苟匯報說：「傅作恭是不是真的不行了，我看見他拉的是黑屎！」趙來苟說：「誰讓他當右派，他如果不當右派，就到北京住在他哥哥傅作義的公館裡，想吃什麼吃什麼，誰能管到他頭上！傅作義與人民為敵，殺了不知多少人。傅作恭從國外回來，也不是好東西。」
傅作恭只好繼續從事高強度的勞動。他背著草筏子掙扎著走了十幾里路，告訴管教幹部趙來苟說：「我實在走不動了，在資本主義國家，有事還允許申辯嘛！」趙來苟聽了大怒，罵道：「我看你就是資本主義！」他命令別的勞教分子用芨芨草擰成繩子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圍成一圈，前面綁著半截繩子，後邊也綁著半截繩子。傅作恭仍然背著草筏子，前邊的人牽著繩子拽著他向前走。傅作恭走不動跪倒在地上，後邊的人就往後一拉繩子，將他拉起來繼續向前走。三天后，傅作恭再也站不起來 了。當難友們把他拉到新添敦的時候，原蘭州大學醫學院教授、勞教份子劉逢舉走過來看了看說：「已經死了兩三個小時了。」
難以製止的飢餓已在全國廣泛擴展，斷炊逃荒，餓死人的事已不是在甘肅省或個別地方出現，各地農民和乾部反映飢餓的信件紛紛飛往中南海，尤以安徽、山東、河南和甘肅為多。無為縣的一個乾部來信反映，有一個鄉一個村的人已基本死絕!他在信中說：「如有出入，甘願殺頭。」（引自《解放軍文藝》1993年12期，徐志耕文。）在此情況下，中共已意識到形勢的嚴重性，派出檢查團，赴全國各地檢查工作。派到甘肅的檢查團，是以監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一行人，其中有公安部副部長王昭， 也有部分民主人士，水利部部長傅作義就在其中。這一行人先到甘肅的重災區河西走廊檢查工作。在深秋的一天，他們來到了酒泉夾邊溝農場場部。檢查團先了解了場裡的基本情況，作了指示。後來傅作義就問道：「有個叫傅作恭的沒有? 」此時，傅作恭已經死去半年了。有個姓呂的教育股長回答：「可能已經死了。」傅作義問：「請問他埋在哪裡?」場長劉振宇還想推脫責任，回答說：「聽說他可能跑了。」此話引得傅作義狠拍桌子，怒目圓睜，批評道：「你這哪是共產黨做事，國民黨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說他跑了，他50多歲的人怎麼跑?再說他就是些右派言論，沒有別的問題，他為什麼要跑?」最後，傅作義脾氣出來了，罵道：「連國民黨時代的監獄，也要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我作為親屬來了，連親人的屍首都見不到。」
手足情深，傅作義內心悔恨不已，是覺得自己對弟弟的死負有責任。檢查團來到酒泉夾邊溝勞教農場以後，他已了解到這是個死了很多人的農場。弟弟作恭曾來信說起這裡讓很多人都無法活下去的嚴酷生存條件，並請求自己的支持，自己非但沒有對他作任何幫助，還不相信他信上所說，對他嚴詞訓斥。現在弟弟肯定已經死了多日了，場長連他死了的事實都不肯承認。當年是自己一封又一封信地寫信動員弟弟從國外回來報效祖國，又是自己讓弟弟來甘肅發揮專長搞水利建設。現在弟弟就在這個平常人難以活下去的農場送了命，罪責在誰?此時的傅作義已是70多歲的老人，他心中的悲傷真是述說不盡，這是他一生中乾過的最追悔莫及而又無法挽回的一大憾事。
傅作恭是愛國的，他義無反顧地拋棄了美國優越的物質條件回來報效祖國，可是中共並不愛他。傅作恭的遭遇並不孤單，中共建政後，很多在海外已經功成名就的知識分子都出於一顆立志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放棄國外優越的條件，回來建設落後的祖國。可是中共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不但使他們報效祖國的夢想破滅了，而且連性命都賠上了，這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民族的悲劇。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