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6日訊】94．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林彪
「文革」中最令人難以置信且最富戲劇性的事件，莫過於「毛主席的親密戰友」、被寫進黨章的「接班人」、昔日的「林副統帥」，竟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和謀害偉大領袖的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
那麼，林彪到底是不是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和謀害偉大領袖的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呢？
在中共黨內，林彪雖以戰功著稱，但論資歷、地位和能力，他都算不上是數一數二的人物。1959年以後，林彪之所以能在政治舞臺上迅速崛起，可以說完全得益於他對毛澤東的大力吹捧和亦步亦趨。
1949年至1959年，林彪雖然頂著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頭銜，1955年授軍銜時又被列為十大元帥的第三位，但卻一直沒擔任什麼有實權的重要職務。不過「隱退」中的他卻始終在琢磨毛澤東的心理。1959年廬山會議上，他抓住毛澤東打擊彭德懷的機會全力支持毛，從而重新獲得了毛的信任，掌握了主管軍隊工作的大權。
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造成了中國有史以來一場最大的持續了三年的饑荒，三、四千萬人的無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級官員怨聲載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在北京召開了地縣級以上幹部參加的擴大的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的工作失誤受到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大批中共高級幹部的非議，特別是劉少奇在大會上的口頭發言，不論其主觀意圖如何，客觀上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對毛發動的「大躍進」做了嚴厲的批評，迫使毛不得不在大會做了自我批評。然而，在劉少奇講過話之後，深諳毛澤東心理和此時處境的林彪卻做了一個與眾不同的發言，理直氣壯地為毛開脫和辯護。
他說，「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我們應該採取這條路線，應該採取這種做法。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夠多、能夠快、能夠好、能夠省的。我們需要鼓足幹勁，能夠鼓足幹勁；需要力爭上遊，能夠力爭上遊。我們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幹勁的做法，不爭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費的做法……這幾年我們工作中產生的一些缺點，不是總路線本身的問題，而是執行中間的毛病。」「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按照林彪的這種說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不是中共實踐毛澤東盲目躍進的超高速發展戰略的結果，而是人們從「左」的方面理解貫徹毛澤東的主張和思想的結果。
在劉少奇對毛發動「突然襲擊」的時候，是林彪力排眾議，站出來為他講了話，這自然使毛產生了一種患難逢知己的感覺。因此，林彪的這個講話得到了毛的充分肯定，是「七千人大會」上唯一被毛稱讚為講得「很好」的發言。1962年3月20日，毛澤東再一次看了林彪的講話之後，批示田家英、羅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繼「七千人大會」挺身為毛解圍之後，林彪又率先在軍隊中對毛澤東大搞造神運動。1964年5月，他在軍隊「創造性」地出版了《毛主席語錄》，說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靈魂，是一切工作的動力，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林彪的這些動作使毛澤東飄飄然起來。1965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蚌埠同中共安徽省委領導談話時，找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語錄》給大家看，說，這個本子不錯。這本書共有23章，夠了，比孔夫子的著作還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還沒有這個本子這麼多。馬恩列斯文章太長，我主張寫短文章。當安徽省委領導表示群眾很歡迎這本書，最好一個生產隊發一本時，毛澤東說，好嘛，向中央辦公廳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提。
林彪更是毛澤東賴以發動「文革」的主要依靠。「文革」中，舉著「紅寶書」緊隨毛澤東身旁的鏡頭幾乎成了林彪「忠心耿耿」的標誌。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林彪的大力追捧和亦步亦趨，深得毛澤東的青睞與歡心，為此，毛不但把國防部長的位置給了他，而且讓他取代劉少奇當上了中共的「二把手」，甚至破天荒地把他作為自己的接班人寫進了黨章。毛澤東還經常在大庭廣眾之下表揚林彪。在一次接見活動中，他稱讚林彪道：「林彪同志提出的‘四個第一’好，我們以前也未想到什麼‘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創造，就是發現……」
「文革」中出版的《林副主席語錄》、《林副主席指示》在「編者的話」中對林彪做了20個「最」的評價，很能說明一段時間內毛澤東對他的器重：「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最好的學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全國人民最敬愛的副統帥。林副主席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最高最高最高，對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最緊最緊最緊，對毛主席著作學得最活最活最活，對毛澤東思想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林副主席是全黨學習、貫徹、宣傳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最高典範，永遠是我們學習的光輝榜樣！」
總之，長期以來，林彪一直都是以在政治上緊跟毛澤東而著稱於世的。也正因為如此，當年的「林副統帥」一夜之間成了反革命才會讓許多人一時難以置信。
當然，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後來，林彪與毛澤東也並非在所有問題上都是一致的，他們之間也曾有過分歧。比如當年在要不要出兵朝鮮的問題上，林彪的看法就與毛澤東相左，但這並非政治路線上的對立。據大陸官方公佈的材料，「文革」中，毛林二人也曾有過很大的爭議，那就是要不要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當時，毛澤東反對設國家主席，而林彪主張設國家主席，這個分歧直接導致了他們之間的反目成仇。從表面看，一個反對設國家主席，另一個主張設國家主席，這只不過是對國家體制的看法有所不同；往深裏說，實質是權力鬥爭的一種表現。毛澤東之所以反對設國家主席，是簽於劉少奇的前車之鑒，不想在一國中有兩個主席，也就是不想讓林彪的權力太大，威脅到自己的獨裁地位；而林彪主張設國家主席，則是為了進一步擴大自己的權力，與毛澤東爭權。葉群當年對吳法憲說的很明白：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裏擺？但不管從哪個角度講，林彪與毛澤東圍繞這個問題的爭論，都算不上是政治立場的對立。
為了證明林彪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中共當年拿出的一個重要證據是《「五七一工程」紀要》。但這個紀要只能表明林彪並沒有要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想法，他要否定的不過是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和毛澤東發動的「文革」，而不是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列主義。換句話說，《「五七一工程」紀要》對毛澤東的批判和否定還是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範疇內進行的，它代表的只是在共產黨內部形成的開明勢力和啟蒙思想。
或許有人會說，林彪是典型的兩面派，表面上把毛捧到了天上，背地裏卻十分輕視鄙夷毛；林彪之所以把毛推上神壇，只是為了利用毛。事實確實如此。
據韋力編著的《1965年以前的林彪》一書披露，1949年至1959年之間，林彪曾在筆記中寫下了對毛澤東的觀感，可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其中有心理分析：「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他最大的憂慮在表決時能否占多數。」有手段剖解：「他先為你捏造出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再來駁你的意見。」有經驗教訓：「你說了東，他就偏說西，故當先聽他說一遍才可一致。」也有具體對策：「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公道主動地指出來，則他自無鋒芒的必要。」
長期給林彪講書籍的宮偉勳說，林彪背底下對林豆豆說「劉少奇在論事上比毛主席講得透，劉鄧都是好同志，拿掉他們沒有道理。」林彪是修養的仰慕者，他領悟得最好的不是毛主席的文章而是劉少奇的《論黨員的修養》。據說他曾經把關於叫他當接班人的那個指示撕碎扔在痰盂中。「大躍進以後，林彪經常有批評毛澤東的話，譬如說：‘毛澤東憑空想胡來，說絕了。做絕了，絕則錯。’他認為彭的萬言書是正確的，但他又跟隨著毛澤東參與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林彪有著名的‘三不主義：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以及‘三要：要回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林彪還說過：‘不講假話， 辦不成大事’。‘勿講真理而重迎合。’‘黨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從——紀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
不過，林彪背地裏對毛的這些非議，只能證明他的口是心非，功於心計，與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完全是兩回事。
可見，把林彪說成是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和謀害偉大領袖的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顯然是毫無事實根據的，它不過是毛澤東為了權力鬥爭的需要強加給林彪的一頂典型的政治帽子，就像在林彪之前劉少奇被誣陷成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叛徒、內奸、工賊」一樣。（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