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6日訊】最近，筆者與國內的學者（尊重對方意見，這裏不予署名）以聊天方式討論了關於中國知識人（及其他精英們）和他們與專制制度之間的關係問題，其中包括一些針對人性、資訊自由、統治者與精英視野及行為等話題，東拉西扯，淩亂中卻有一根紅線，覺得有些啟發性，或許有助於對當前知識人、中共制度和兩者之間關係的認識，故將其中筆者的一些話語整理和摘錄下來，以供讀者討論和參考。
*【知識人的失望與困惑】*
面對習近平中央在政治上的保守，很多知識人現在終於『看清』了執政黨及其利益集團的『真相』，認為自己從睡夢中覺醒了過來，對現存制度及其維護者深惡痛覺。然而，愚昧的正是這些所謂『覺醒』了的著名知識人或公知們。
他們的失望，是因為曾經(或許至今仍然)對那個制度報有幻想，並為其幻想鼓吹過，但不知自己本身就屬於那個制度及其思想體系的一部分。這些公知或精英們，不管哪裏（在海外還是在國內），其思維和行為方式實際上跟老共沒有什麼兩樣。
我早就說過，不要對天朝抱幻想，也不要對自己（所謂的精英們）抱幻想。咱們都是『有罪』的，而不只是那些被我們指責的物件。認為自己才是站在真理和道德至高點一邊的人（就像老共一樣認為自己掌有『宇宙真理』），本身就是個不可信和低俗的假人。
文字既是遮羞布和障眼法，也是權力、投槍和統治工具。
*【怎樣看待『真相』？】*
人只有在認清了自己之後，才能認清世上一切不平之事。孽都是人造的，而咱們都是人。至於『真相』，一般來說，只有掌權者和統治者才能真正掌握和控制，而且也是由他們來解釋和定義的。
在當今世界，很多『真相』永遠都無法被證實，因為必要的資訊都被阻斷、封閉或銷毀。所以，大多數『真相』都是被製造出來的，是偽命題。當你找到那些『真相』時，你正好上了人（統治者）的當。而資訊也不會真正的自由流通，不管在哪兒。我們不能對此視而不見，不能讓自己老是處在『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愚人境地。
對真實的看待，應該有一個更高的層次。通常我們說所認識到的所謂『真實』，其實是虛幻或表像的現實，即所謂『真相』的載體。
從哲學意義上來講，真相即是所謂的『現實的現實』，或者說是難以企及的『真實的真實』。拿黑格爾的話來說，就是所謂的『絕對真理』（拿國人的話來說即是『至理』）。
是故，我們談真相，應該上升到這個『智慧』的境界上來，而不應僅僅停留在知識和資訊的層面上來討論。那樣會看不清世界的真面目，會迷在其中。看破紅塵，方不偏不倚。
*【資訊、制度變更和統治】*
資訊在一定程度上有啟迪人的作用，但不是促成制度變更的決定因素。因為大多數『真相』實際上都不是新聞或鮮為人知的，都是常態或常情而已。知道統治者壞，並不等於知者就一定會有能力或意願去阻止統治者的劣行。
資訊公開對認清現實有幫助，但對改變現實則不一定有或必須產生效力。誰不知道別人有毛病，這個知識並不一定能改變『那些別人』的現狀。
所謂『喚醒』之類的東西，多是利用和愚弄百姓的事，目的是誤導和掌控群眾。按照統治學的一些研究成果來看，大眾總是易怒、善隨大流、少有主見和非理性的，故易被蠱惑、操縱和利用。
從這個角度來講，資訊的利用和發放則多是一種統治的手段，可以用來蠱惑和誤導民眾和輿論，以達到統治的目的。今天，你統治你會這樣做，明天他統治他同樣會這麼做。改朝換代，但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以及少數人愚弄多數人的現象（定律），卻永遠不會改變。
這就是我所說的『至理』，或謂『絕對的真理』。這種『理』是很難變的，至少從盤古皇開天地到今天是如此。人類社會不公平的金字塔結構，從來就沒有真正變更過。如果人冷靜的看世界，就會得出這種令人不願看到的真實或真相。『真相』的揭示，不一定有助於公平的建立。
有人說，柏林牆倒塌是資訊積累的結果。其實，柏林牆的倒塌，不是因為『資訊積累到某種程度』的結果，而是莫斯科領導層的內亂和動搖而導致。
如今，中國的資訊的發放和控制權，都在官方手裏，一大批御用公知們在為官方輿論導向服務。表面上看似自由或無法控制的網路言論，實際上是在成功的控制和導向下的結果，即讓民眾有所發洩，以使其怨氣得到一定的疏通而不至於採取極端的反抗行為，等等。
這在西方政治心理學研究中也得到證實。拿俞可平的話來說，就是用一種疏導（而不是以純壓制）的方式來化解社會矛盾，以達到穩固政權的目的。
網路通訊的出現，咋一看好像是為公民帶來了更多言論自由的空間，而實際上卻為政府更精確和有效地掌控公民的思想及活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現代數位通訊技術的發展，為世界性的（這裏不是只指專制國家，而且包括西方民主國家）政治專制的建立和穩固創造了條件，民主自由不是被加強了，而是越來越遭到縮減和威脅。
*【精英們的視野和行為】*
中國人反專制總是把眼光只放在中國的層面上，而不是從全球的視角去把握，故顯得很幼稚和不成熟。許多所謂知名學者和公知們在這方面，實在是表現得非常愚笨和無知。如果這些精英們都如此弱智，老共則大可高枕無憂了。
當然，作為被統治者，我們需要不斷找路子和方法去與專制抗爭，但不能僅僅指望靠小敲小打如資訊公開和財稅透明等來改變專制制度，那或許正好上了政府的圈套。
一個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崩潰，主要靠那個制度下的政治和社會精英們的反叛，這種反叛即是完全的不合作或與之決裂。
目前在中國的精英中（這裏指的是體制內的中流砥柱們）沒有多少人有能力、有勇氣和有意願去與那個專制制度決裂。
所以，我們對那個制度本身的自新或變更能力不應抱任何幻想，對我們自己也不要有任何大的幻想。在涉及到自己既得利益或生存利益的情況下，人一般是不會那麼偉大和勇敢的。如有此種人，那他們則不是常人。
再則，外界和自由派學人並沒有真誠和客觀的去尋找中國政治和社會制度為什麼至今不能變革的原因，大多只從自己的政治傾向和價值評判或隨大流地去看問題，因此他們大多對政治現實作出了誤判或偏頗的結論。
如今，真正具有獨立思考和有獨到見解（即不人云亦云和隨大流）的學人和公知沒有幾個。而公知這個詞兒，本身就是對獨立人士的一種褻瀆或玷污。
*【人性、『善人』和精英反叛】*
認清自己也好，獨善其身或兼濟天下也好，都是國人應有的做人義務，自然不可疏漏怠慢。
但我們卻不能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潔身能力和操守，把人的第一自然性和第二自然性（即受自然法則制約的動物性和建立在理性或合理性基礎上的社會性）混為一談，導致誤判自己和他人的『真相』，最終陷入自我困惑或狂妄自戀之中。也即是說，在人的自然生存欲望與其社會化的規則之間，同時存在著分裂和共生兩種『自然』狀態。
因此，做好一個常人，即意味著做一個正常的『壞人』和有條件的『好人』（甚至『偉人』）。從社會學的一些觀點來看（如人既有循規蹈矩的要求和行為，也有非法亂紀和傷風敗俗的欲望和嘗試），人作為一個社會文化的產物可以即是好人（合理性的社會化產物），同時也可以是個壞人和做越軌的事（即人的第一和第二自然性之間的衝突或分離），云云。
永遠不變的是人性。人性而且是多重和多維的。
這個世上沒有真正的善人，只有想做善人、試著去做和被迫去做善人的常人，而這種『常人』正是難以保持其這一常態而時常公開或背地裏『作惡』的人，即多數的常人。
我對精英們不反叛的看法，不是從道德上來評判，而是從社會發展的『定律』來談中國社會不變的因素。
中國政治社會制度難以轉型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些卻被外界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回避了。除了極權式的全能控制外，還有制度內外的各階層對那個制度的承載和支撐。沒有社會主要族群的托護，一個制度是難以為繼的，正像精英們不反叛一樣。
精英不反叛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他們也是那個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即靠它吃飯而存活）。這是一個怪圈，他們即知道其所依附的制度不公平不公正，但在生存上卻不能與之輕易決裂，否則就沒了飯碗，甚至會被投進監獄。那種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人很少，也不是常人。
在體制內通過軟性或修正式的方式改變那個制度的嘗試（即所謂建構性行為）是值得肯定的，一切為改變那個專制政體而作的努力都是可嘉的。
我在上面的陳述，意在強調不要對那個制度本身的自新和改造能力抱幻想，也不要對我們這些所謂的『知識人』的改造或革命行為抱太大的幻想，因為我們本身就是那個制度的產物，在思維和行為方式上都與之很相近。要改造我們自己就是一個很難的事，何況要改變那個制度中的權貴和利益集團了。這也就涉及到了人性中一些不變的『定律』，即自私與個人生存第一，公益和道義的持守第二，等等。
至於對善人一詞的界定，老兄說的對，沒有普世的定義。『善人』不是一個現實中的存在事實，而是人對其行為賦予的一種理想境界和狀態。這個境界可靠近，但不可能最終企及或達到，是謂無極的『彼岸』。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人的任何道德和理想追求行為，都不能予以過高的期待和評價。否則，那個期待者會陷入極度的失望和邏輯困境之中，而不能自拔。
至於那些政客和公知們在道德上的自我粉飾和宣揚，則是他們愚弄大眾和社會的手段和工具，也是他們自我欺騙和忽悠的麻醉劑。
所謂『獨立的精英』，大慨只有一種，就是那些被逼上梁山而別無他路的權貴和知識人。他們由於各種原因而與專制制度發生衝突或被排除在那個體制之外，就像宋江之流一般，不得不與那個制度決裂。也就是說，不吃或吃不到皇糧，就可行『不為五斗米折腰』之義，也就可成為『獨立』精英了。
所以，儘量不要輕易地去評判一個人（這裏指那些吃皇糧的精英們）的『好壞』，或他是否是個『善人』，而應多關注一個人言行的深層原因，把他看作一個人，而不是神。也就是說，在道德評價上，既不低估一個人，也不可過高地對他抱以期望。
人的『神化』（或造神）運動由來已久，即人對他人、對自己和對某種思想或事物的神化。這種造神運動，是人們愚弄他人和自己的迷魂藥，是掩蓋事實真相和混淆視聽的元兇。對此，一個『獨立』的知識人應該儘量與之遠離或決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