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4日訊】(新唐人記者唐迪綜合報導)提起民營企業家與公權力的關系問題，中國人大多會立刻聯想到“權力尋租、官商勾結”這些字眼。但在民營企業家的角度看來，他們與那些掌握公權力的官員的關系卻充滿了“屈辱感”、“不安全感”的。日前，有民營企業家訴說他們創業的辛酸與艱難。
農民企業家自述創業辛酸
“在一些官員眼裏我們就是豬，可以隨時宰殺，又是一頭待宰的羔羊……”大午集團董事長孫大午如是說。
日前，《中國企業報》刊登了一篇民營企業家創業艱難的自述。
在“大午集團”和“天則經濟研究所”共同舉辦的一個學術論壇上，農民企業家孫大午表示，他的很多朋友移民了，而且還勸他也移民。
他說：“我的朋友們為什麽要成幫結隊地移民呢？首先要問一下，這個社會對民營企業家是肯定的嗎？在一些官員眼裏我們就是豬，可以隨時宰殺，又是一頭待宰的羔羊，心裏有很多的屈辱感。”
孫大午一語傾訴道破了企業家移民的苦衷。
大午集團成立30年了，1995年就已躋身全國民營企業500強，2003年企業固定資產過億元。
“當企業家大量的精力不得不用在維護‘關系’上時，他是一種什麽樣的心態？當企業家在辛辛苦苦做事的時候，卻懷著一種屈辱感、一種不安全感，那又是怎樣難以言表的一種境況呢？”
令孫大午耿耿於懷的正是2003年那個著名的孫大午非法集資案。
2003年10月30日，徐水縣法院一審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孫大午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處罰金10萬元。.
當時官方的公告如下：
“徐水縣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經孫大午決策，招收代辦員，設立代辦點，於 2000年1月至2003年5月間，以高於銀行同期存款利率、承諾不交利息稅等方式，出具名為“借款憑證”或“借據”實為存單的制式憑證，向社會公眾變相 吸收存款1627單，共計1308.3161萬元，涉及611人。”
當時外界輿論認為，孫大午雖然是以涉嫌“非法集資”的罪名被拘，卻疑似“因言獲罪”，知名經濟學家茅於軾曾也為孫大午案四處奔走，稱此案為“沒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資”。
經歷了這場牢獄之災的孫大午對媒體說了一句草根格言：“最好的人和最壞的人都在監獄裏。”
公權力的不作為和濫作為已經成為民營經濟發展的重大障礙
今年稍早時候，大陸媒體《南都網》一篇文章透露，據一項不完全統計顯示，近十多年來中國至少有上百名有影響的民營企業家落馬。其中擔任過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職務的至少有15人，福布斯或胡潤百富榜上榜富豪至少有23人，被當局授予過各種榮譽的超過40人，身家過億或者號稱身家過億的富豪過百人。
文章還表示，經過了解後會發現，上述大部分企業家的落馬的背後都有政府的影子，他們身陷囹圄、企業負債甚至破產的原因，並不是市場經濟中的優勝劣汰，而是來自於非市場力量的政治風險。
企業家們紛紛表示，中國民營企業惡劣的生存環境令人難以想像，公權力的不作為和濫作為已經成為民營經濟發展的重大障礙，而他們也隨時墮入牢獄〝噩夢〞。由於中國特殊的政治體制，造成了政府對資源擁有絕對分配的權力，民營企業不依附於政府就會遭遇百般刁難，步履維艱。
大陸企業投資商余新永說：“現在中國社會不是一個完全依法行事的社會，它是一個潛規則無處不在的一個社會。它很難說完完全全的以市場的經濟行為來行事，必須要配合政府所謂的經濟開發啊、財政稅收政策以及相關的經濟政策，你只要跟它合作，你就安然無事，就能夠掙錢，中國這個社會，你完全按照市場行事的話，你很難掙到錢的。”
于是，很多企業家競相花費大量錢財與精力去攀附權貴，找靠山，拉關系，以求得企業的發展。但民營企業家們很快發現，自己是在〝與虎謀皮〞，雖然大量的精力和資源不斷的消耗在企業尋求的政治關系和靠山身上，但他們依然隨時有可能在政治鬥爭中被拋棄，甚至私人財產被當局以公權力名義侵吞。
湖南太子奶集團總裁李途純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曾說：“我目睹許多中國民營企業家把企業一做大後便被抓，上市幾乎等於進牢獄，終身飲恨牢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