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7日訊】【導讀】1935年，紅軍長征後留守中央蘇區的前紅軍代總參謀長龔楚投敵，成為「紅軍第一叛將」。事件起因是，紅十二軍參謀長林野夫婦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遭自己人背後用大刀砍殺，為保證長征時沒人逃跑及投降竟進行“萬人坑”大屠殺。這些令人膽寒的殘酷肅反，令龔楚對中共失去信心。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裴毅然撰文《紅軍代總參謀長龔楚之叛》，披露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龔楚（1901～1995），廣東樂昌長來村人。 16歲參加粵軍，入滇軍講武堂韶關分校；1921年任粵軍連長；1924年入團，1925年轉黨，回鄉從事農運；1927年5率部參加南昌暴動。 1928年1月，與朱德、陳毅、王爾琢等發起湘南暴動。 ；1929年12月參與百色起義，任紅七軍參謀長。此後歷任紅七軍長、中央模範團長、粵贛軍區司令、紅軍代總參謀長。 1934年10月中旬，紅軍主力西撤後，任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參謀長。最後一個職務為方面大員：湘粵桂邊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該區紅軍總指揮。紅軍創建者之一的龔楚，為中共事業歷盡艱辛，出生入死，左腿致殘，加之身居高位，按說只能死心塌地跟著走了，是什麼事情使他離開「革命隊伍」而成為「紅軍第一叛將」呢？
被冤殺的林野夫婦
林野（1902～1934），福建龍巖人，中共黨員，黃埔軍校畢業生，參加北伐，寧漢合流後脫離汪部回閩西。 1928年初參加朱德領導的湘南暴動，即任紅四軍軍部少校參謀。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龍巖，林野父母被當地農會殺死。擔心林野報復，當地農會共幹要求朱德將林野交送地方處置，因朱德不允而作罷。紅12軍在福建成立後，林野出任軍參謀長，工作中得罪軍政委譚震林，調任紅軍軍政學校四連連長，後任紅軍公略學校教育長、紅軍第二步兵學校校長。 1934年秋，中央紅軍主力突圍，林野任野戰軍（突圍部隊）總司令部參謀，隨軍行動，走了兩天，因腳受過重傷，行走不便，朱德調他回中央軍區（留守部隊）工作。當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生）從福建跑到江西蘇區來找他。
林野向西江（會昌縣屬）中央軍區司令部報到的第二天，譚震林到龔楚辦公室，細聲對龔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龔楚以為要林野回龍巖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外調人到龍巖去吧。」譚震林獰笑一聲：「不是要他到龍巖去，是要他回老家！」龔楚一個寒噤，忙問：「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對他懷疑。現在他回來了，在此艱苦鬥爭中，我們再也不能讓他混在革命隊伍中。我已報告了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
龔楚認為像林野這樣年輕有為的人，並無明顯錯誤，僅僅懷疑就要殺掉，實在難以接受。譚震林雖然地位比龔低，卻是「國家政治保衛分局長」，直屬中央領導， 操握留守紅軍全體人員的生殺大權。除了對高幹動手須報告政治局外，處決中下級幹部與士兵平民，毋須任何機關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龔楚深知譚震林為人刻薄冷酷無情，無法阻止，但寄望說服項英。龔找到項英：「林野究竟怎樣處置？你有考慮嗎？」項英很莊重地回答：「譚震林的意見很對，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 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龔見項處無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嘯仙，兩人雖已失勢，卻是著名中共高幹，且與龔私交頗深，尤其阮嘯仙是廣東農會時期的老人（後任贛南軍區政委），也許能救下林野。兩人聽後，互望一眼，瞿秋白說：「這件事，我同意龔同志的說法，不過我們現在不便說話了！」阮嘯仙也說：「龔同志，我看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離開這裡，你和譚同志共同工作的時間長著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後的不愉快？」
當天下午三點，項英通知林野，說是派他重赴紅軍學校任職並請他們夫婦吃飯。林野夫婦興沖沖地赴約。下午四點開飯，特地為林野夫婦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龔楚知道這是「最後的晚餐」，眼看這對恩愛夫妻笑意寫在臉上，渾然不知，自己既無法援救更不能洩露天機，心如刀絞。他忽然想到至少應該救下無辜的林妻，便說： 「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間有空房，讓你太太暫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嗎？」一旁項英、陳毅頓時領悟，附和道：「龔同志的意見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這對恩愛夫婦婉謝好意，他倆哪裡會知道龔楚的真正用意呢？這對好不容易會面的青年夫婦，當然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在一起。
事後，那兩個在途中奉命動手的特務員，向龔楚報告經過：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後，一位黃特務員拔出大刀去殺林，其妻大叫，雙手拖住黃不放，林野發足狂奔，另一特務員立即趕上，舉刀便砍，林一閃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負傷，又被噼中右肩，此時再想逃，被追上照頭一刀， 腦破兩半。林妻也已被黃特務員結果。那位特務員說完嘿嘿一笑：「這次若不是我們兩人，恐怕給他跑掉了呢。」龔楚事後對譚震林說：「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這樣的話劇了。」譚諷笑道：「參謀長還有一點溫情主義的意識呢！哈哈！」 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林野為烈士。
長征途中的「萬人坑」
1934年6月中旬，中共五次反圍剿無法打破，被國民黨軍隊包圍日益縮小，紅軍最高領導層決定突圍。為保證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之類事件，中共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常常一句「保衛局請你去問話」，就將人帶走。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踪」，毋須宣布任何理由與後續消息。這一時期，被撤職審查的干部士兵達數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為處置這一大批「動搖幹部」與「反對階級」，在瑞金北面與雲都交界的大山深密處，設立特別軍事法庭，距離法庭150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便是「萬人坑」。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裡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然後押著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工齊活。更「藝術性」一點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煩。 「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
據《龔楚回憶錄》，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洩密。紅軍中除了政委與政治部主任，各級長官不僅不知道政治保衛局的臥底，而且更不知道身邊警衛員多數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培訓的特務，時刻監視，隨時可對自己「動手」。百色起義主要領導人、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北伐虎將、廣西國軍最高長官），就是被跟隨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擊斃，林某就是奉命監視李明瑞的特務。政治保衛局內部也互監互督，沒有人受到絕對信任。 「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
更何況，龔楚已有「歷史污點」。 1933年5月，龔楚因與周恩來發生工作意見上的分歧，被新賬老賬一起算，不僅高層檢討，也被大會批鬥。龔楚挨批時，34師政委（龔曾任該師師長）黃蘇揭發龔生活腐化，在廣西紅七軍時期花千元代價娶妻，實屬無中生有。散會後龔楚質之，黃答曰：「這個消息我也是聽人家說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這次鬥爭會上我若不批評你，便是我缺乏無產階級的意識。所以我不得不將這件事說出來，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老同志還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1933年5月下旬，周恩來主持高干會議宣布：「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隨即在紅軍總部召開思想鬥爭大會，對龔楚圍攻批判，提前經歷「文革」。政治保衛局要收拾龔楚，也不是沒有「歷史依據」。
這一時期被「肅」的紅軍高幹還有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寧都暴動的主要領導人，帶著26路軍兩萬餘人及眾多彈械投紅，出任紅五軍團總指揮。僅僅因為與參謀長趙博生（中共黨員）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齟齬，同年6月即以「讀書」為名予以軟禁，10月與部下另一將領黃宗岳同時被殺。中共黨史赫赫有名的「紅隊」，並不是以顏色為隊名，其全稱實為「中共紅色恐怖隊」。
深刻反思
1928年10月，龔楚赴長沙就任中共湖南省委領導，在汝城遭攔截，白軍縱火燒山搜索，差點燒死。他潛回樂昌老家，靜養21天，病榻之上有一段反思：
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期，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疑，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
同時，我更想到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並不是高級統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眾的士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螻蟻尚且貪生， 何況人類？我睡在床上，反复地想著，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
有了這樣的思想，龔楚在紅軍中自然會格格難入，漸生異志。
留書脫逃
1935年1月初，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雖然還有近3．7萬人馬，但蘇區已無可動員人力，存糧僅可維持二月，存款亦只有十萬，四周又是合圍日緊的中央軍。項英、龔楚、陳毅商量後，電請遠在貴州的中央，要求突圍，追隨「野戰軍」西進，爭取與其會合。中央即復：根據突圍西進經驗，中央軍區應放棄突圍，就地分散打游擊，另命龔楚率一步兵團轉進湘粵桂邊區，收容西進野戰軍散落人員，建立新根據地並成立中央分局，該區黨政軍事宜均由龔楚負責。
龔楚即率1200人進至湖南彬縣黃茅，迅速打開局面，發展湘粵桂邊區赤色武裝。由於國民黨軍隊一時無力進剿，「我雖然過著流動性的游擊生活，但環境安定，工作清閒，荒嶺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頗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時間和空間。」 「 ……誰不知道中央蘇區撤退以前的大屠殺？那種殘民以逞的暴虐行為，那種滅絕人性的對付同志的手段，豈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衛局嚴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動和言論早已喪失了自由，參加革命鬥爭的人，連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別人的手裡，這樣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嗎？中國再也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1935年5月2日，這個負載中共湘粵桂三省軍政重任的「最高長官」，出於對遙控中共的「第三國際」的憤恨與黨內殘酷鬥爭的恐懼，決定逃離。龔楚避開身邊特務員，隻身巧妙逃脫，留下一份聲明給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來的時候，我已到廣東去了，以我一個負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脫離你們而逃，你們該會覺得驚奇，更將會責罵我由動搖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誠然，站在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來責罵我，這是我錯的。但我要告訴你們，中國共產黨已不是一個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真正革命黨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在蘇俄役使下的賣國黨。它走向毀滅國家、毀滅人民以及毀滅世界人類文化的道路。近三年來，中央蘇區的措施，你們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嗎？紅軍主力西竄時對黨內乾部的大屠殺，你們難道不寒心嗎？這些事一向是我所堅決反對的；往年對黨的政策曾經勇敢地提出建議與糾正，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結果是個人被處分，而黨的政策依然沒有轉變過來。今後呢，我還能盲從他們去幹殺人放火的勾當嗎？我如何對得起國家和人民？更如何對得起自己 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這麼簡單的理由。此後，請你領導這一支同過患難的隊伍，並希望你將我這封信召集全體黨員大會來檢討一下，倘若是你們對我的出走還表示同情的話，你們可派人到樂昌長來村我的家裡來找我，我當盡我的力量來幫助全體同志走出這個罪惡的深淵。倘若你們認為我的出走是錯誤的話，那麼，人各有志，請從此一別。
1971年初，龔楚在自序中陳述何以脫紅：「我在這一革命鬥爭期間，逐漸體驗到中共的革命政策與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我並預感到：如果中共統治了中國，將未必是中國人民的幸福。」
中共的殺人歷史
正如龔楚所言，中共竊取政權之後，仍然一天也沒有停止過殺人的歷史。 《九評共產黨》一書中說，自1949年以後，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過中共的迫害，估計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與世界上其他共產國家一樣，中共不但大肆屠殺民眾，對其內部也進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極其殘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戰勝了「黨性」的異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嚇人民，也需要恐嚇自己人，以形成一個「堅不可摧的戰鬥堡壘」。
原題目：鮮為人知的殘酷歷史：紅軍長征時萬人大屠殺真相（有刪節）
文章來源：文學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