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秘書:三中全會能否開得「成功」?

【新唐人2013年10月26日訊】(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現在又到了敏感時期,空氣緊張。熟人相見,問候之餘,不免會問問三中全會的「消息」。明知道中共保密紀律之嚴,不可能有任何「消息」,但照例有人會問。

這也難怪。三十年來,歷次三中全會都比較重要。一中全會是中共換屆,二中全會是政府換屆。按照中國特色,換屆必定由老人作報告,看不到新人新氣象。到底有沒有動靜,一般要到三中全會才能見分曉。

能不能預先揭曉呢?這事也難也不難。

難在它還沒有開,不能排除變數。比方說,1978年那次十一屆三中全會就開出了變數:陳雲丶譚震林丶胡耀邦等紛紛要求討論第一次(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等一系列重大歷史遺留問題,打亂了華國鋒丶鄧小平預定的只談經濟(向前看)不談政治(不糾纏歷史舊賬)的議程。由於七嘴八舌,引出了喜出望外的收穫,把一個本來平淡無奇的例會,開成了凝聚民心的盛會。這種變數太戲劇性了,不是經常出現得了的,所以預測很難。

但也不是沒有重要的跡象可尋。比方說,平民所關心的,無非是「三中全會的議題和我輩平民有沒有關係」。我姑且大胆斷言:大概不會有太密切的關係。我的根據是:因為它對平民保密。按照世界通例,任何政黨的政綱都唯恐老百姓不知道。只要它真能給人們帶來重大利益,憑什麼秘而不宣?如果需要保密,一定有不宜告人的原因。其中最最好的可能性是,它對咱們無害,咱們不必操心。

許多人想知道它能不能開得「成功」。我認為這應該是可知的。問題在於什麼叫「成功」。有兩種流行的答案。一種認為,壓倒了不同意見,實現了主觀預期,就是成功。另一種認為,找到了解決難題的途徑,達成了共識,才是成功。前者是辯士的高見,後者是社會的常識。按照前者,為了創造清一色的論壇,事先必須雷厲風行清網查謠。按照後者,為了集思廣益,理所當然應該保護直到高價徵求不同意見。從會前對待不同意見的不同態度,大致可以測出會議的一般方向。

作為公民,當然關心公民權利的保障,關心將來能不能把經常侵害民權的官權關進籠子。現實的情況是,主張公權力應該接受公民監督的「新公民運動」的倡導者王功權先生最近已被當局正式批准逮捕。只要他仍然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押在獄,我對「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夢不抱任何希望。同樣,只要要求領導公示財產的許志永先生仍然被押在獄,我對「反腐敗」的夢也不抱任何希望。只要冀中星丶夏俊峰和曾成傑等公民的案件不平反,就難以令人信服在中國的土地上還能做法治的夢。三中全會之內的決策和之外的行動,不大可能出自兩個互相對立的中心的指揮。

中國存在著許多大問題,諸如國土全面污染,貧富鴻溝高築,民族矛盾持續尖銳緊張,以及歷史問題成山等等,這些本來全不需要由現領導來承擔責任。現領導的責任是告別過去,探索新路。萬一新領導自願和舊制度捆在一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以上管見,都是對皮毛的觀察。至於領會會議的精神,只能等到閉幕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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