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5日訊】(新唐人記者陳潔綜合報導)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是中共黨內少數改革派之一，但卻因在六四事件中表達對抗議人士的同情，而被軟禁在家長達16年，直至死亡。一本根據趙紫陽生前口述錄音整理的書籍《改革歷程》不僅闡述了趙紫陽對西方民主制度的信念，也曝光了趙紫陽遭中共元老整肅的過程，以下為書中相關內容節選。
1989 年元旦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開生活會，李鵬、姚依林帶頭批評我。其實那時他們已把我架空，但他們在會上都說我過問太多，他這個總理很難當。同時對改革開放這一套東西，提出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問題。姚依林更直截了當地說，攻價格關這是什麼意思？是怎麼出來的？姚依林這個人過去講話從來不很明朗，也不領頭，這次講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銳，而且有恃無恐。看來他和李鵬這兩個人的態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種氣候，背後有人在支持他們。
1988年治理整頓提出以後，黨內颳起了一股反對改革、倒趙的風。當時黨內這股風颳得很大，造這麼大的輿論，這除了黨內有一批長期受計劃經濟觀點影響的人，對改革開放幾年後出現經濟上的一些問題，如搶購擠兌，認為改革開放搞糟了，不如搞計劃經濟，有這麼個土壤容易接受這樣的東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來我同黨內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條主義者，同有左傾思想的人，同這股勢力關係緊張、激化的結果。
在反自由化的氣氛下，當時那股左的勢力，鄧力群他們這些人，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擴大化；竭力想重複過去左的那一套搞法；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搞到經濟領域。用他們的說法，就是不僅要批說自由化的，而且要批幹自由化的。所謂幹自由化的就是搞改革開放的人。
在這裡，我要說有幾件事使他們特別不高興，懷恨在心。一是在中共十三大前，改變了鄧力群主持思想戰線工作的地位，由胡啟立來管。我也建議鄧力群不主持思想戰線工作以後，可以作政治局委員，參加政治局會議。他讀書比較多，可以發表他的意見。我還說過，如果讓鄧力群主持理論工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會得到發展，中國不會有有利於改革開放的理論發展。我下了這麼一個定語，這當然很快傳到他的耳朵去了。
同時我還把他控制的左傾思想筆稈子大本營，即書記處研究室和《紅旗》雜誌給撤消了。當然，撤消書記處研究室和《紅旗》雜誌是鄧決定的，但是我建議的。這幾件事一做，改革開放的輿論加強了，鄧力群他們左傾保守、反對改革的面目就在國內外公開化了，使他們很孤立。雖然在十三大時我們提名鄧力群當中央委員候選人，然後進入政治局，但在差額選舉時他落選了。後來又提名為中顧委常委，但又落選了。他們以為是我搞的，所以在這一點上李先念、王震、胡喬木，甚至陳雲同志，對我非常不滿，以至懷恨在心。
王震雖然反自由化積極，但他是主張開放的，沒有想到他後來那麼仇視我。李先念在十三大後到處罵我，公開罵，在上海，在湖北當著地方負責人的面公開罵， 說我不是搞社會主義，說我學外國的東西太多，說我不懂經濟，把經濟搞亂了。他們得出一個結論，我比胡耀邦還胡耀邦。胡耀邦不敢做的、沒做成的事情，我敢做，做成了。在搶購風以前，治理整頓沒有提出來，他們在背後講或架空我。搶購風一起來，治理整頓一提出，他們認為時機來了，認為我把經濟工作搞糟了，把改革開放搞壞了，藉此機會散佈反對我的輿論，颳起一股倒趙風。
自1987年我擔任總書記之後，逐漸聚集起來的一批反對我的保守力量，雖然他們非常囂張地反對我，採用各種辦法反對我，但由於沒有得到鄧的同意，始終未能得逞。這種情況直到1989年發生那場政治風波後才改變。由於在對待學潮的問題上我同鄧發生了分歧，而且我拒絕按他的意見執行，鄧對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樣一來，一年多聚集起來的反對我的老人集團，才和鄧達成一致，結成聯盟，於是才決定撤消我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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