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5日訊】葉永烈先生介紹陳伯達，說他前半生理論上有所建樹，也有某些獨立的觀點和思想，而後半生則和權力纏夾不清。他後半生的工作，用陳伯達自已的話，就是把主席的 一句話變成一篇社論，獨立的思想蕩然無存。更有甚者，為了官位，他煞費心機去打聽主席說了什麼話，看的是什麼書，窺測揣摸主席用意以迎合。這就不但丟失獨 立的思想，也丟失獨立的人格。所以他或許在自已的專業領域具有創新的知識與能力，卻由於陷入專制體制的官場之中，很難有創新的成果。這類文人有很多，如張春橋，姚文元等。他們都具有較高的知識與能力，或許都能做一些對社會進步有意義的事，卻把知識和智力用於媚權，並成為權力鬥爭的工具。葉永烈把這類人的這 類行為，統稱為「陳伯達現象」。
豈止文人，專制體制下的官員，鮮有不去揣摸君王或上級的。揣摸什麼？思想用意性格愛好等等，無不包括其中。揣摸是為了迎合，這裡有自保的恐懼，也有利益的謀求，所以殫精竭力。除了揣摸，只要是在專制體制官場上混，還需其它種種技巧。要說假話空話以修飾形象；要恩威並用以駕馭下級；要費盡心力去排除異已，還要防備異已對自已的暗算；等等，一本「厚黑學」寫 盡官場上官員的智力所向。這種智力有時還需特別高超。以陳伯達如此高智商，在廬山會議上也未能洞察主席用意，以致翻了船。所以，能夠在專制體制官場上如魚得水之人，無不是智力高超之人，如果把這種智力用於創新，用於做一件或若干件有意義的事，成功的概率很高。遺憾的是，這種權力爭鬥和傾軋，於社會進步亳無意義。在權力爭鬥和傾軋中的智力運用，顯然是一種智力的異化與浪費。
一般官員如此，專制體制下的最高統治者，或想成為最高統治者的人，他們的精力和智力，更是用在爭奪權力與維護權力之上。所不同的是，他們除了自已需要智力，更多的在於用人，所謂「招賢納士」是也。表面上看，這似乎是開明。實際上，這些「賢士」的智慧大多是為他爭奪或鞏固權力服務。是他爭權保權智力的延伸。描寫清朝皇帝的歷史小說中，說雍正在登基之前，與其它皇子爭位，請了一位謀士，謀士教他：「爭是不爭，不爭是爭」，意思是說不要張揚，不要造勢，不要顯露出爭的思想和行為，而不爭正是在爭。這一計策確屬高招，非一般人所能想出，也幫雍正登上帝位。我突發奇想，以此人之智力，如果他腦子裡有較多的自然科學知識而不是觀形察勢的官場知識，正在苦思東西為何會從高度往下掉的古怪問題，而非是行為進退趨避的謀略，坐在樹下被蘋果砸了頭，是有可能想到萬有引力定律的。中國歷史上的智人，學的是爭權保權之術，做的是爭權保權之事，關注的是爭權保權過程中的謀略。鮮有人真正去涉及並專注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管理科學。學好文武藝，只為帝王家，實際上是只為權力。他們（包括帝王）在歷史上叱咤風雲，改朝換代，建國立國，常常自稱功績偉大輝煌，可他們的這種功績，能有益於人民？能與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瓦特發明蒸汽機，華盛頓建立民主制度，斯密寫《國富論》的功績相提並論？
中國是世界上統治文化最發達的國家。簡單地講，是維護統治權力方法最多的國家。幾千年的專制統治，產生大量的統治權術。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如「封建制」與「郡縣制」對權力得失的爭議等等。一部中國專制體制下的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統治權術的完善史。中國的人文學相較於自然科學，不知要發達多少倍，卻沒有伸張人權的思想洞見，沒有對權力醜惡的精闢分析。沒有對制度與社會進步之間關係的深入研究。人文領域充斥爭權保權的方法研究與愚民的思想教化。所謂「以史為鑑知興替」的興替，本質就是權力得失，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講的是人民力量對權力得失的影響，立足點還是權力，如何能從中生發出人權理念和民主思想？毛澤東年輕時，研究中國社會的階級和階級利益，尋找造反的理由和依靠力量，後半生掌權之後，則「二十四史」不離床頭，沉醉於權力得失的歷史經驗教訓之中。直到現在，我們不是還在研究蘇聯共產黨失去政權（權力）的原因嗎？諸如輿論失控等等。研究還深入到用何種制度何種方法應對，體現出精細化，深層化，系統化的趨勢，而立足點卻仍是權力得失。問題是，權力得失的經驗教訓或保住權力的制度方法應對，對當權者或當權集團很重要，但對社會進步有意義嗎？這是一個只有在專制體制下才會產生的問題，也只有在專制體制下統治者才會有的研究需求。而且這種研究需投入不少資金和人力，研究的人都是精英，智商都很高，這何嘗不是一種智力的異化和浪費？中國幾千年就是這麼走過來的，想想歷史上有多少智能之士在為爭奪鞏固所謂的「政權」絞盡腦汁，耗費著他們的精力與智力，中國能不落後？那個著名的李約瑟之問，為什麼現代科學在西方出現，而沒有在東方（中國）產生，或許從中可以找到答案。
專制體制一定會異化和大量浪費人的智力，這是因為專制體制存在兩大致命缺陷。一是政權私有化或集團化，所以有奪取政權與鞏固政權之說與行為，有如何奪取與鞏固政權的方法研究與智力運用。而在民主體制下，政權非私有化或集團化。以美國為例，政權非總統或政黨所有，他們的總統，議員，法官都是職業。政客競爭總統，不是爭奪政權，而是競爭這一比較特殊的工作崗位；總統受彈劾下台，不是政權跨台，而是他行為工作有誤而失去這一工作；總統到期下台，另一位總統或另一黨派的總統上台，也不是下台總統或他所在的黨派失去政權。政權本不是他或 他們的，何來失去之說？所以不會有爭權奪權的研究和智力浪費。而且民選的機制，使政客只有洞察民意才能上台，解決民眾需求正是一種社會進步，政客洞察民意 的智力運用符合社會進步的要求。二是權力並不創造財富，卻可以獲得利益。權力具有強制性，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當權力可以利用強制力量去獲取利益時，爭權就不可避免。在真正的民主與市場體制中，勞動者要獲得財富，要勤勞和提高勞動技能；資本家要獲得利潤，要加強經營管理生產更多更好的產品；科技人員要發 大財，必須創新推動技術進步產品出新；即便是律師，他的收入，也取決於他保護公民權利的智慧與能力。正是這些人的勞動和智力運用，推動社會進步。而在專制體制下，通過權力強制來獲得利益，是獲得利益的捷徑，引誘著人們去爭權，實際上爭的就是這種獲得利益的權力強制力。權力強制力並不能創造社會財富或推動社會進步，所以爭奪權力的智力運用當然是一種毫無意義的智力異化和浪費，
智力浪費是所有浪費中最大的浪費，它「擠出」（經濟學概念）或窒息人於社會進步有意義的創造力。精英都把智力用於爭奪權力，何來創新和社會進步？所以，民主體制不僅比專制體制更符合政治倫理，而且比專制體制更有效率，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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