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民間溫和派遭受嚴打的現實與實質

【新唐人2013年10月24日訊】今年以來,中國大陸掀起了一股鎮壓民間溫和派維權人士的狂潮。目前已為外界所知的被拘捕待審的維權人士就有30餘人,並且這股狂潮至今仍在肆虐,尚難預料還將有多少維權人士要被投入監獄。在今日中國,用官方的話來說處於百姓安居樂業,人民幸福得不知如何表達,中國人權好過美國5倍並處於歷史最好時期,且已創造出了為世界學習的中國模式,高揚起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情況下,怎麼會忽然如此瘋狂地拘捕大批溫和的維權人士?如果真如官方宣稱的有那麼多自信,怎麼就懼怕幾個網絡上的大V,懼怕幾個依法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與要求人大批准中國政府早在15年前就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維權人士?

從目前已經瞭解的情況來看,這波中國當局大肆拘捕維權人士主要集中在如下幾方面:其一是踐行公民憲法權利,要求官員公佈財產及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其二是聲援安徽維權人士張林女兒張安妮上學,維護兒童教育權的;其三是依法維權,通過網絡、媒體揭露官僚黑幕,參與關注聲援人權事件的。

在踐行公民權利,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與人大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方面,又分為南北兩系。以北京為中心的公民運動重在要求官員公佈財產。這批人遭到打壓情況為:

3月31日,北京維權人士袁冬、馬新立、張保成、侯欣等因到北京西單舉牌要求官員公示財產,而被北京警方帶走,隨後被以涉嫌「非法集會罪」刑拘,後除侯欣獲取保候審出來外,其餘諸君皆被逮捕;4月10日,北京維權人士李蔚,被以涉嫌「非法集會罪」刑拘,後被捕;4月15日,北京維權人士王永紅被以涉嫌「非法集會罪」刑拘,後被捕;4月17日,北京維權人士趙常青、丁家喜、孫含會被以涉嫌「非法集會罪」刑事拘留,維權人士齊月英被以涉嫌「傳播恐怖信息罪」刑事拘留,後都被捕;4月27日,江西省新余市維權人士劉萍、魏忠平、李思華也因舉牌聲援北京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被抓的人士及敦促人大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先被新余警方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後改為涉嫌「非法集會罪」被逮捕,8月28日增加了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及「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兩個罪名;7月2日,山東籍維權人士張向忠因前往北京第三看守所給被關押的要求官員公示財產人士存錢而被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後被捕;7月12日,北京民主維權人士李剛、李煥君、宋澤(宋光強)被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後被捕;7月16日,維權人士許志永被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後被捕;9月13日,著名投資人、熱心公益人士王功權被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刑事拘留。至此,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地區,因為參與要求官員公示財產活動而被抓捕的維權人士就有19人。

與北京遙相呼應的是以廣州為中心的南方地區的一批維權人士,他們在提出要求官員公佈財產的同時還提出要求中國人大簽署通過1998年10月5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秦華孫大使在聯合國總部代表中國政府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批南方街頭活動的維權人士分別到武漢、岳陽、長沙、衡陽、新余、南寧、廣州等地舉牌表達這些訴求,因此被拘捕的維權人士有:5月25日,袁兵(袁奉初)、黃文勳、袁小華等因為前往湖北赤壁想舉牌表達訴求,被赤壁警方先以非法集會罪拘留,一度曾將涉嫌罪名改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後以涉嫌「聚眾擾亂分公共場所秩序罪」逮捕;8月8日廣州著名維權人士郭飛雄被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刑事拘留,羈押於廣州天河區看守所中,兩個多月來不允許律師會見,據傳已於9月11日被正式逮捕。

這批南北方互動,集中提出公民要求官員公示財產與人大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活動,是今年初中國民間社會最大規模的一場公民訴求集中表達運動。他們踐行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權與監督權,背負現代公民為社會文明進步、人權改善而盡力的責任,毅然走上街頭表達民眾普遍的訴求。

另一次公民行動是一批維權人士參與聲援安徽民主維權人士張林女兒張安妮上學。2012年下半年,安徽維權人士張林的女兒前往合肥一中學上學,結果遭到安徽警方綁架驅趕回蚌埠,使安妮的教育權受到嚴重侵犯,這激起了全國網友的憤慨,於是今年4月,全國一批維權人士前往安徽合肥發起送安妮上學的維權活動。期間先後有數十名網友趕往合肥聲援。最後在4月16日遭到安徽警方的驅散,並將周維林、孫林等四名維權人士行政拘留。這次維護兒童教育權事件原本就此告一段落。然而,事隔幾個月後,忽然一批參與聲援安妮上學權的維權人士相繼遭到抓捕。

7月19日,張林被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後被逮捕。8月10日湖南維權人士李化平,9月5日安徽合肥維權人士姚誠、9月6日合肥維權人士周維林先後被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刑事拘留並隨後被相繼逮捕。全國所有當時前往合肥參與聲援安妮上學的網友都再次紛紛遭到警方傳喚。

一個兒童的正當教育權利遭到野蠻侵犯,網友和維權人士自發起來維護兒童受教育權,這是現代公民踐行憲法權利與擔當社會責任的應有表現。從合肥聲援安妮活動情況來看,也沒有造成任何社會工作生活秩序的干擾,更沒有給社會帶來任何危害。整個聲援活動的和平、理性、守法,與有理、有利、有節,顯示了現代公民的素養。然而,這種訴求最後招致的仍然是抓捕。

同時,今年還有一批從不同方面主要是通過網絡發言來維護公民權利,揭露官僚腐敗及侵權事件的維權人士,也相繼被以各種不同罪名抓捕。如,今年2月因支持公民上街表達訴求與揭露地方侵權的廣東劉遠東被以涉嫌「虛報註冊資本罪」抓捕;6月因抗議國保一再剝奪自己工作權利的海南作家鄭酋午被以涉嫌「銷售偽劣產品罪」抓捕;8月因在北京召開揭露黑龍江農墾違憲黑幕研討會及在網絡揭露農墾官僚腐敗問題的劉傑被以涉嫌「誹謗罪」抓捕;9月因揭露環境問題的環保學者董良傑被以涉嫌「網絡造謠」抓捕。等等。

由以上今年三方面重點被抓捕的人員來看,他們具有如下一些共性:

其一、普遍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今年被抓捕的這幾批民主維權人士都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他們堅信中國社會會越變越好,尤其他們堅信中國新領導集團會開明,會政改,會兌現憲法承諾。他們普遍對新領導抱有強烈的信賴與期待,於是他們常常將新領導所說的個別有關改革、法治、反腐、權利等等的詞句當真,進而採取歡呼的姿態去支持,於是他們走上街頭為迎合新領導的反腐而要求官員公佈財產,為迎合新領導說要兌現憲法保護公民權利承諾而要求人大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到合肥要求當地政府保障安妮的受教育權,在網絡上揭露官僚腐敗。這一切的努力都是基於他們相信新領導會真反腐,會真兌現「落實憲法」承諾。正是這種強烈的理想主義情懷,使他們義無反顧地走上街頭呼籲,走向異鄉聲援,走向網絡揭露。

其二、在行動上趨向即興表達:今年這些被抓捕的維權人士,他們的活動帶有很強的即興表達特點。當然這也與他們信守知行合一原則相符。在這個言語與行動經常背離的國度,這種知行合一已經是極其稀缺的資源。這些被抓的行動者,通常在形式上往往是幾個人偶然聚餐,席間興致勃勃,隨之一拍即合,於是即興而動,馬上街頭舉牌,或結伴聲援,或網絡揭腐。他們這種即興式表達,雖然從外表來看帶有太多隨機的偶然,其實是他們內心信念的集中反映。

其三、在內容上立足於捍衛人權:這些被抓捕的人士,無論他們是要求官員公佈財產,還是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或者網絡上揭露官僚貪腐,都是圍繞一個捍衛公民權利的核心。這些人將自己認識到的作為現代公民的權利當作自己生命的價值來追求,他們行出了現代公民的範式。

其四、在目標上追求做一個尊嚴的公民,做一個負責的公民,做一個不使下一代承受這個時代苦難的公民:這些被抓捕的行動者都認識到了現代公民應有的尊嚴,深感在缺失公民權利下活著的不聖潔、羞恥,於是他們努力以一種尊嚴的方式來生活。正如王功權先生所言:「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和我一樣為難,要麼就同流合污,要麼就做事艱難,這樣心裡很苦。我也不願意看到我那麼多朋友本來都很善良,只能同流合污,以至於失去內心的美好,不能獲得救贖,自己都覺得聖潔不起來。我也不想看到那些官員本來也很優秀,卻只能被迫說自己都不信的話。」

其五、在原則上信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合法:這些被抓的人無論走上街頭舉牌,還是活躍於網絡揭腐,一是踐行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二是完全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下行動,沒有侵害任何其他人的權利,沒有給社會帶來任何危害。

從以上這些共性來看,今年被抓捕的三方面的人士屬於中國民間努力促進當局兌現憲法承諾、保障公民權利、扼制官僚腐敗、推進社會和平轉型的溫和派,也應該屬於中國民間的建設派,是文明社會的健康力量,是一個社會持續平穩、良性發展的基石,用現在時髦的說法屬於社會的正能量。然而,如此力量不僅沒有得到當局的認可、支持,相反卻招致當局的大肆抓捕,這究竟意味著什麼?這會將中國社會逼向何方?

從當局瘋狂鎮壓中國民間溫和派可以解讀出:其一、溫和派主張保障人權與踐行憲法權利是不為當局所接受的;其二、和平、理性、非暴力行動原則對於篤信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革命黨是不能理解與接受的。在這個統治集團看來,一切非統治集團計劃安排的行動,都是叛逆,都是顛覆;其三、對溫和派的大肆抓捕就是要滅絕民間對統治集團向現代文明轉型的一切念想,要將任何一點的可能的體制內改革苗頭扼殺於萌芽狀態,要阻絕民間任何可能與體制內改革的互動,從而徹底捆綁民族於罪惡的權貴統治的千秋萬代「偉業」中;其四、對於一個法理缺失、正義無存、信奉暴力的權貴集團,現代文明的準則遠比野蠻、暴力對統治更具有威脅,所以中國權貴集團寧可放縱黑惡勢力氾濫,也絕不允許公民社會成長。

從種種跡象來看,今年中國瘋狂鎮壓民間溫和派實質就是要斬斷中國和平轉型之路,割裂民間與官府聯繫的紐帶,造就官民對峙局面,促使中國民間溫和派最終也在絕望中走向激進。當一個社會和平轉型之路阻絕時,暴力災難就在所難免。當此時刻,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再次擺上歷史的十字路口!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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