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7日訊】時代變遷，國門甫開，1977年恢復高考，一年後首批學子負笈海外。他們肩負國內父老鄉親的重托，科學與愛國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旋律。
出生於河北石家莊的王炳章，1965年北京醫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在青藏高原行醫。就在這段經歷中，他看到了現實的中國，看到一個為任何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忍一睹的中國。此後粉碎四人幫，王炳彰經歷了民主牆時期政治相對開放、民主呼聲濃郁的洗禮。1978年他百裏挑一地考取出國研究生，1979年7月，年已32歲的他作為首批公費留學生的九人之一來到加拿大，直接攻讀醫學博士。以他的聰敏才智與刻苦精神，1982年9月就獲得加拿大麥基爾大學醫學博士，是首批留學生中第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報紙和海外華文報紙為此專門發表文章和社論，他成為這個時代的驕子和典範，引來海內外華人學子的欽佩與驕傲。
但是，王炳章並沒有捧著博士帽去走他科學家的康莊之路。中國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急需科學人才，但中國缺少的豈止是四個現代化？中國落後的根源在於封建專制。沒有政治民主就談不上現代化！民主牆時代的魏京生提出中國需要實現「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鄧小平尚未當政之際，把自己也扮演成順從民意的「民主鬥士」，希望利用社會上爭取民主的呼聲把他捧上權位。他自己公開揚言：這樣的民主牆至少保障20年。接著他發動越戰而掌控軍權，以軍權逼宮華國鋒而獲得政權。大權一到手，政治上立即重新施行毛澤東式專制，封殺民主牆，一批民主牆人士如魏京生、王希哲、徐文立等紛紛重判入獄，甚至連白樺的《苦戀》等鞭撻反右、文革的文學作品都被點名批判。
王炳章在加拿大畢業之際，中國正走到「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十字路口。國內的民主呼聲一下被封殺，政治改革被禁言，文革結束後人民對擺脫毛式專制充滿憧憬的氣氛一下化為烏有，從專制又回到專制，唯有留下海外的視窗，留下當時為數不多的海外留學生。就如孫中山棄醫從政、魯迅棄醫從文，王炳章不負國內同仁重托，選擇了反叛：棄醫從運！像鬥士，像俠客，更像苦行僧，撐起了中國民主運動的大旗，走上了艱辛的爭取中國民主的道路。
王炳章於1982年9月通過博士答辯，10月便攜著創立《中國之春》的計畫來到紐約，尋找志同道合的同仁。據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的宦國蒼回憶：「我與王炳章長談了幾個小時，王希望一起合作，在海外成立反對派，將國內被鎮壓的民運進行下去……為了繼承北京之春民主牆運動，這個組織應命名為《中國之春》。」
11月17日，王炳章與同仁在紐約希爾頓酒店524房間舉辦了首次新聞發佈會——這是中國1949年以來第一次來自大陸的學子登上國際舞臺，公開要求在中國結束專制，實現民主，體現了這一代留學生儘管幾十年的高壓專制，但還沒有喪失追求正義的良知與向專制挑戰的勇氣。這消息幾如石破天驚，幾十家報刊記者到場，迎接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性一刻。會上王炳章宣佈：中國當代民主運動並沒有倒下，將以更加成熟的姿態重現在中國和世界的政治舞臺上。中國大陸留學生第一份民主刊物《中國之春》即將創刊。新聞會次日，幾乎紐約所有英文、中文報刊都以顯著版面報導這一消息，轟動一時。時代週刊、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巴爾的摩太陽報、匹茲堡消息報、華盛頓時報，加拿大的環球報、蒙特利爾消息報、日本的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產經新聞、世界報、自由雜誌、法國的解放日報及港臺的大報，均對《中國之春》作了報導，引起國際注目。
《中國之春》創刊號上發表了王炳章手書的「為了祖國的春天」：「對我來說，拿個博士，僅為區區小志；臥薪三載，志在報國報民。近三年來，身在異國他鄉，心懷神州故園。站在聖•勞倫斯河邊，望著東去的流水，就想起父老親朋的囑託……」如此拳拳愛國愛民之心和對社會的責任感，在今日中國科學界可能再難找到——如果王炳章當年繼續他的醫學之路，今天已經成為中國醫學界的泰斗了，或許專制者還會授予他種種花瓶式的桂冠。但他沒有，手攜鄒容筆，心系秋瑾劍，走出一條犬儒不敢正視的自由民主之路。就如他所言：「未來民主大廈落成典禮時，我們可能不是典禮的剪綵者，不是民主大廈的享用者。但大廈的建成要由碎石先填平地面的坑穴，我們寧願做這樣的碎石，以便讓後來者有一個更高的起點！」
11月24日王炳章在哥倫比亞大學進行第一場公開演講，據《中國時報》報導：「哥大物理系大樓四二八室只能容納二百個座位的空間，為將近四百名聽眾 擠得水泄不通……整個演講會顯得十分平靜，聽眾傾聽王炳章的談話，間或出現掌聲及笑聲，沒有人以任何不良的態度對待他。觀眾的發問透過字條傳達，由王炳章作選擇性的回答。」這場演講會感動了觀眾。當時有一個1981年成立的紐約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誼會，成員是大陸移民及留學生，其中不乏教授、工程師、藝術家、醫生等高級知識份子。該協會很快發表聲明：「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誼會將配合《中國之春》，全力支持中國民主運動。中國大陸當前迫切需要的是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 團結海內外一切民主力量，造成浩大的聲勢，克服萬難，堅持不懈，才能促成中國之春早日實現。」該會第一任會長薛偉及現任會長楊懷安教授後來均成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成員。
《中國之春》創刊號問世後，在紐約的華人社會爭購搶閱，一個聯誼會會員在自己的地攤上叫賣，半天就售出一百本……由於供不應求，又加印了兩千本。《中國之春》在唐人街設立兩個郵箱，第一次取信時信箱空空的，大家都納悶。向郵局查詢才知道，由於信件太多，郵遞員無法送，改用郵袋來裝，那天用汽車運來的郵件就足足兩大袋。留學生陳偉寶寫道：「你們勇敢地發起這一運動，提倡民主，使我內心的掙扎產生了一個歸向，希望《中國之春》成為我的精神俱樂部，更盼望更多的中國留學生都來支持，把《中國之春》運動發展成為救國事業。」一位剛移民美國的車衣廠女工，文化低，字寫得歪歪斜斜，信內附有十美金，她說：「在報上讀到《中國之春》的報導後激動得流淚，中國要民主，這是人民的心聲。我才從中國大陸移民出來，在車衣廠做工，生活非常窘迫，但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我願意拿出一點錢來作一個小小的貢獻。今後，只要我還活著，能做得動活，我都要為《中國之春》做一點小小的捐獻。」——這是一個人心純真的時代，海角天涯的中國人都只有一個願望，願祖國富強，人民自由。
中國之春運動也波及到歐洲。上世紀80年代中葉筆者參加一次經濟學研討會，可能有登記位址在上，一周後就收到無名人士寄來的《中國之春》。儘管這裏的東亞圖書館已經能讀到香港的《爭鳴》、《八十年代》雜誌，但讀到大陸留學生自己辦的雜誌還是吃驚不小。港臺雜誌還多少有點炒新聞的商業氣氛，《中國之春》則全部探討中國的政治改革與民主之路，報導國內異議人士被關押的情況，以引起人們對國內政治犯的關注。僅僅這一點就相當有意義。共和國四十年中，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和右派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都沒有一個人為他們呼籲。而現在的《中國之春》居然在國際上為他們呼籲，林昭、張志新連這樣的福分都沒有過呀。
無獨有偶，1987年3月留德學人在德國外交部的全額資助下，創辦了《萊茵通信》雜誌（2006年停刊）。中國使館緊張至極，每次編輯會都要派教育處官員親自前來坐鎮，就擔心《萊茵通信》被辦成了《中國之春》第二。今日已經很少有人可以想像，那個時代只有官辦的報刊，普通中國人只要看到是用印刷字刊出的文章，就以為是真理，所以中國政府怎麼能夠容忍那幾個小小留學生自己辦報辦刊？哪怕是一份遠離政治的文學刊物。1990年筆者去美國俄亥俄大學開會，帶去幾本《萊茵通信》給那裏的留學生朋友看看。交談之中我驚歎留美學生的政治素質與勇氣超過歐洲，能辦出《中國之春》雜誌。他們卻說，德國是出思想家的地方，留德學生不也辦出了一本雜誌？我感到慚愧，《萊茵通信》只是留德學人的一個文化園地，而《中國之春》卻是海外留學生的一場社會運動；《萊茵通信》以後或許能收入某個圖書館備查，而《中國之春》是要寫入中國現代史的。
王炳章為了民主事業傾家蕩產地奔波，1998年他還潛身赴大陸，一路遊說動員，創立中國民主黨，居然有26個省市成立了民主黨籌委會。不幸的是，2002年6月他去越南，居然被中國政府境外綁架到中國，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一直被單獨關押在廣東省韶關北江監獄，成為文革後判刑期最高的良心犯——他心系故國，最後卻被羈押在故國的土地上。沒有死的勇氣就不可能為生而奮鬥，勇於為人民獲得自由而奮鬥的人，首先是一位勇於失去自己自由、甚至失去自己生命的人。
近年來，國內學界研究海外文壇的興趣很大，許多大學還成立了專門的海外華文研究所，舉行名目眾多的國際華文研討會。學者們來函向我瞭解海外華文媒體，我說：值得留德學人驕傲的是，《萊茵通信》是海外華人創辦的第二份雜誌。對方就會好奇地問：那海外華人第一份雜誌呢？我只能啞然、裝蒜和悲哀，我無法說，海外華人第一份雜誌的創辦人，其實就生活在你們身邊，他正孤獨地面對著鐵窗明月，成為他創立這份事業所付出的生命代價——那些學者現在感興趣的還只是用墨寫出的海外文學，誰敢去正視那用生命與鮮血寫出的海外文字？
王炳章現已66歲，系獄11年，因為身心折磨而在獄中三次中風。但他非常堅毅，2010年夏在獄中寫信給家人：「粉身碎骨，不改志向；山崩地裂，不動初衷！」一身正氣俠骨，這就是錚錚鐵骨的王炳章！在紙醉金迷、黑道橫行的中華大地，還能找到這樣一位浩氣凜然的中國人！
1990年夏筆者在美國時，王炳章剛好也在該城演講，可惜當年的筆者尚無這番民主精神，未能如會，從而失之交臂，或許鑄成終身之憾。作為上世紀80年代與王炳章同時代的留學生報人，筆者真切祈望中國能早日實現民主，至少王炳章能健康地告別鐵窗，筆者還能有機會一拜大師的尊容，以面敘今日對這位「海外民運第一人」、也是「海外民刊第一人」的崇敬之情……
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秋瑾）
編者注：作者曾任德國《萊茵通信》雜誌社社長兼總編
（轉自德國《歐華導報》2013年7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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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為了祖國的春天——王炳章棄醫從運宣言
當年謫醫通天河，曬經石旁誦《離》歌。
如今償願闖西域，自古難阻向東波。
拿個博士區區志，臥薪三載為報國。
蛟龍歸海騰巨浪，莫喪經書剩傳說。
這是1982年6月，題在我博士論文扉頁的序言詩。這首小詩，就是我決意放棄醫學生涯，從事民主運動的宣言。它總結了我前一段的人生歷程，表達了立志報國的意願，也隱晦闡明了「棄醫從運」決定產生的背景、動機及過程。
我是一名中國醫生，畢業於北京醫學院。在校時參加文革，當過紅衛兵頭頭，後覺上當而隱退。畢業後，以「老九」放逐於青藏高原。在通天河畔，唐僧當年西天取經的曬經石旁，慕玄奘出國學經之膽略，抒屈原《離騷》憂國之情懷。後調回內地，苦修醫術，夢想以醫報國。1978年，我考取第一批公費留學。1979年上半年，出國集訓期間，西單民主牆運動蓬勃興起，給祖國帶來了初春氣息。當時，我是運動的參加者。然而，魏京生的突然被捕，震撼了我們的心靈，使我陷於深沉的思考之中。出國前，父老鄉親千叮萬囑，讓我牢記「黃河九曲，終向東流。」志同道合的朋友們，語重心長地囑託：「在國內，你已在醫務界嶄露頭角。今天，你飛出了牢籠，你的抱負不應再受到這點名譽的束縛。在民族需要時，你應成為一個醫學挽留不住的人。」
我背負著這些寄託，於1979年10月，留學於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及蒙特利爾臨床醫學研究所。1980年元月註冊為研究生，1982年9月，獲得麥吉爾大學醫學院實驗醫學優秀哲學博士學位。
畢業了，面臨著前途的抉擇。一些「好心人」叫我衣錦還鄉，甚至對我封官許願。也有熱心的朋友勸我留居北美，安居樂業，甚至願作具體安排。可是，這些朋友，怎能理解我的用心良苦呢？對我來說，拿個博士，僅為區區小志，臥薪三載，志在報國報民。近三年來，身在異國他鄉，心懷神州故園。站在聖•勞倫斯河邊，望著東去的流水，就想起父老親朋的囑託。博士課程的繁忙，未擠掉我對民運問題的研究；醫學實驗的興趣，未減少我對祖國形勢的關注。出國後不久，即傳來對魏京生的審判；去年底，又驚聞王希哲被捕。覺醒一代的責任感告訴我，「醫學挽留不住」我的時候來到了。在考取留學那一天就開始運籌的報國大略，終於隨著博士論文的完稿而漸趨成熟。在論文序言詩中，我以蛟龍東歸、志在除舊佈新而翻江倒海的氣魄為勉勵；以唐僧返裏，忘記恩人囑託而喪失經書的傳說為借鑒。我，絕不可忘記大家的叮囑，毅然作出決定：放棄醫學生涯，獻身民主運動。
當初，從事醫道，乃為父母推動下的個人所好。而今，成為一個民主運動的活動家，是新興的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需要。從此，我將放下我心愛的臨床家的聽診器，帶上社會觀察家的聽診器，去診斷中國社會的惡患痼疾；我將放下我心愛的外科醫師的手術刀，操起社會改革者的手術刀，去割除危害中國社會的膿瘡毒瘤。這，是一條荊棘漫布的艱苦之路，但是一條光明的路，希望的路。為表達自己對中國當代民運先驅者的敬仰，決定今後起用王驚蟄的筆名。驚，魏京生京字諧音；蟄，王希哲哲字諧音。我願化驚蟄之雷，劈碎專制制度，開創民主自由。驚蟄之後，就是春分了，祖國的春天一定是美麗的。
我對治病救人，施行人道的醫學仍有無限的依戀。待祖國滿園春色之時，請允許我重返醫壇。
王炳章 1982年11月於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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