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還原一九五七》(九十五)

【新唐人2013年10月16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三)思想意識腐朽、落後、反動

制度好壞與好人、壞人的關係,還可以從另一個側面,翻過來說:制度好可以使好人有法充分做好事,成就其好,人們從中會發現好人能好到什麼程度,從而發現和效仿古今完人;制度壞,可以使壞人和尚打傘,任意橫行,而成就其壞,於是,人們在人類中就找出壞到沒底線的人,最壞的人,即人渣,從而使之遺臭萬年而儆效尤。

造成毛澤東遺臭萬年的,是萬惡的社會主義制度。有無數的人這樣說:「如果毛生活在西方的民主社會,他就再想壞也不能處處得逞。」就連鄧小平說的:「即使像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致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這話中也含有難言之隱;總不能指出直入地說:「連毛澤東在內,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受害者。」按鄧小平理論,如果真這樣「實事求是」地說,那這個「實事求是」就不「恰到好處」了。

如果一個制度,可以令一個特權人物享有使壞的充分自由,肆無忌憚地,想怎樣壞就怎樣壞,那樣,這個人就會壞得沒邊、沒沿、沒有底線。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唯一享有充分自由的毛澤東就是這樣。

毛澤東的壞處誰也說不完。前面我們曾提到一些,後面還會再做些補充。在這裏,單就他在制度方面表現出的去善就惡、嗜痂有癖,略述一二。他要用他極端落後、腐朽、反動透頂的思想,來改造人的世界觀和社會制度。把中國改造成封建主義、奴隸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之擇劣組合,並根據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把國產的糟粕與「一聲炮響」送來的洋垃圾,攪拌而成馬列主義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的混凝土。中國便成為被混凝土圍起來的大監獄。右派的猖狂進攻,就是把獄中沉睡的人們喊醒。不料,沉睡者沒醒,喊者卻被擊斃了。

毛澤東棄善從惡、堅持倒退,讓一切最腐朽、最落後、最醜惡、最反動的沉渣泛起,冒充最光輝、最先進、最美好、最革命的事物對人們進行洗腦,要人們崇信。毛熟讀二十四史等線裝古書,深諳各種南面之術、陰謀韜略,善於利用和製造矛盾、各個擊破政敵和戰友,做到大權獨攬,而對現代民主真精神一竅不通,卻能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更高的民主、高過資產階級民主千百倍;把社會主義的劣根性說成優越性。這就是他的思想本色。長期跟隨他身邊的李志綏,在回憶錄中寫道:「毛從未跟我用過『現代化』這個詞。毛不是現代人……」(第一二零頁)

曾對毛澤東有過深入研究的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說:

我特別重視毛絕口不言「現代化」這一事實。李志綏由此而推斷他不是一個現代人,也是毫無可疑的。我想這件事的重要性主要在於反映了毛對於現代世界的驚人無知,這個無知表現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他的所有決策上面,從人口問題、大躍進的畝產萬斤和土法鍊鋼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最高指示」都是明證。他之不具備起碼的現代知識,尤其集中地暴露在他關於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種種描繪上面……特別值得研究。他的思想基本上未出康有為《大同書》的範圍,有時甚至倒退到漢末張魯的「義舍」、「義米」等簡陋的教團組織上去了。一九五八年十月山東范縣搞了一場三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方案,訂下畝產兩萬斤糧食的指標,還附上了一首「吃喝穿用不要錢」的順口溜。任何稍具現代常識的人都只能把這件事當作笑話看。但是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竟作了如下的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緊嘛,三年不成,順延也可以嘛。」

舉此一例,即可見毛的知識和思想究竟達到了什麼樣的程度?我並無嘲笑毛之意。特別是我記起了七十年代海外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許多著名的學者科學家,對毛的「遠見」曾怎樣崇拜過、歌頌過,我更不能對毛加以譏評了。我故意不提大陸上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不但沒有說話的自由,而且也沒有沉默的自由。

毛雖然屬於「五四」的一代,但是他和「民主」「科學」是無緣的。(金鐘主編《反叛的御醫》頁一零五-一零六)

我再提供一個旁證,說明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毛澤東根本不屬於新文化運動的文人群。在研究《毛澤東的文化性格》的一書中寫道:「一個頗可揣摩的現象是,致力於新文化運動的文人,特別是革命隊伍和黨內的文化人、知識分子,成為毛澤東的私交朋友的卻不多。」而他的朋友如章伯釗,自己就承認:「反動,而不反共。」其實,他的所有狐朋狗友如張瀾、李濟深、張治中、邵力子、程潛、柳亞子等,任誰都可用此言以蔽之。

毛不僅僅是「對現代世界的驚人無知」,而且其性格的剛愎自用與政治上的極端反動相結合,鬧出許多既可惡又可笑的事情。他在國內的倒行逆施就不提了;現在要說,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澤東不解地問基辛格:「為什麼你們國內,對『水門事件』這個屁事那麼在乎?」毛作為權力無邊的帝王,怎麼也不理解「水門事件」:怎麼因為幾帶膠捲就能把一個總統給彈劾掉?不解還不算,他還要向美國民意挑戰:你們彈劾總統,我要邀請尼克鬆總統訪華!他的這一舉動,惹得美國人民非常反感。如果美國人民憶起當年毛譏諷他們的國務卿艾奇遜現代史知識等於零,那麼,現在是否會反唇相譏毛的現代民主政治知識等於負數呢?因為他在現代民主政治面前竟耍起二百五!這個事例倒是能幫助人們理解:為什麼袁世凱當了大總統還一意要當皇帝?兩個稱呼,標誌了兩個政治範疇:共和和帝制。

毛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意思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冠」不能「披」)的皇帝。其實他對歷史上的許多昏君的暴虐無道、荒淫無恥之處,往往倍加稱讚,如對殷紂王殺進諫的老幹部比干,認為「當然要殺掉」;李志綏說:「武則天疑心過大,告密過濫,殺人過多。」毛說:「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這些人的陰謀呢?將想殺死她的人殺掉,有什麼不應該?」(《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一一七-一一八)從這一點看,更應該說他是「斯大林加武則天」。我相信將來中共的檔案一旦解密,你就去看揭去假面具的毛周圍的人,包括所有的黨政要人、軍事將領,是如何地互相告密、互相出賣以邀寵于毛的吧!李志綏說毛把侍候他的所謂「一組」的人,都變成小人。這個事實,還應該更加擴大,毛要全國的人經過思想改造都變成康生那樣的小人(康是在毛跟前受寵至死的唯一人),互相誣陷,狗咬狗,窩裡斗,「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單以告密成風,冤獄遍全國,就足以說明毛澤東既是秦始皇的,又是武則天的一百倍了。

他對斯大林的態度,像對待一切暴君一樣,總是在使壞方面比高低。他說他要擁護斯大林,肯定斯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七分功勞,指的正是他殘暴地虐殺本國人民、輸出革命亡我中國的所作所為;毛不滿意的,所謂「三分錯誤」,決不包括斯大林不執行列寧廢除沙俄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與日本訂的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條約,也不包括日本投降后蘇軍進入我東北大肆奸淫擄掠;倒是包括斯大林為了自身利益要中共真心聯蔣抗日。斯派王明回國貫徹他的旨意,但遭到毛的抵制,在延安整風中把王整得身敗名裂。可見毛反對好人卻贊成好人某些壞的方面;擁護壞人卻反對壞人某些相對而言「好」的方面。

我在美國之音中文網上看到:「劉賓雁說,毛澤東思想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沒有這種反人道、反人性,中國的革命也不可能勝利。」這裏,他還深刻地揭示了「中國的革命」取勝的本質原因,即:「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勝利。」

戴煌表示,反右運動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他是個大騙子、大流氓。一九五七年用騙術騙大家講話,是非常可恥的、卑鄙的。

毛曾採取下毒的卑劣手段來害死王明。經弗氏干預,王明改服蘇聯醫生開的葯,才救了一命,毛的謀殺王明的陰謀終於敗露。對此蘇共弗氏說:「毛澤東是沒有感情的,他專心致意的熱情,只是為奪取權力,這使他成了一個危險的巧取豪奪的人,沒有一點人性,凡是與他權力相背的事,就當作反對中共的事,這是毛的最終信條。」(顧雪雍:《被掩蓋的抗戰真相(三)》)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相關文章
評論
新版即將上線。評論功能暫時關閉。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