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下篇：實事求是，總結歷史的教訓
甲：「實事」（追求真相）：
認清運動的本質是接受教訓之本
一 運動的一方是右派，為人權大鳴大放，右派就是人權派
一九五七年五月，北大哲學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在大字報《幾句人情話》的結尾喊出：「自由、民主、理性、人權萬歲！」我認為，這可看作是右派鳴放的一個綱領性口號。
宋永毅說：「我們還可以從歷史的縱向比較。如果看一九五七年的言論、『右派』的文章，提倡維護人權，這恐怕是主旋律之一。但是一九五七年以後，（當局）開始批『資產階級人性論』、『資產階級人權論』。然後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直到一九六五年不斷批『人情論』、『人性論』。例如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在文學上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上的批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對錢穀融先生的『人情論』的批判，六十年代初對巴人先生『論人情』的批判……結果就變成，你只要講人權，你只要講人性，那就是資產階級，就是反動的，就是『反革命』。」（《人權捍衛者遇羅克殉難四十周年祭》，自由亞洲電台事實正是這樣的：右派為維護人權而鳴放，毛共為反人權而反右派。
有侵權也就有維權鬥爭。這期間也有一些黨內外志士仁人挺身出來，為捍衛人權而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一九五七年「反右」前知識界的「大鳴大放」，其中對解放初如「反胡風」、「肅反」等政治運動中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的批評控訴，就是一次聲勢浩大的人民維權行動，是人民行使對執政黨的監督權和言論自由、批評建議權利的合法鬥爭，是知識分子為掙脫文化專制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思想控制的一次公然抗爭和思想解放的嘗試；是中國人民百多年來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憲政運動的一個高峰和一次挫折。（郭道暉《人權六十年：從否定到回歸》，《炎黃春秋》雜誌，二零一一年第四期）
武漢大學教授程千帆說：「劉真（注：武漢大學黨委書記）問向誰爭自由民主，他自以為問得很巧妙，其實這問題很好回答。向誰爭人權？向侵犯人權的人爭人權。向誰爭民主？向不民主的人爭民主。向誰要自由？向不給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現在事實如何呢？選先進工作者，選人民代表，什麼代表都是指定的，這民主么？『三反』時××× 教授被叫做× 犯××，隨便把人家關起來，這自由么？」（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右派言論選集》，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庶民社」及其系列大字報《庶民報》，批評在學生中搞肅反，侵犯人權，其中有雲：「清華黨委是如此找敵人，殘忍呀殘忍，沒有人權，沒有憲法，沒有常倫，必須以法律制裁肅反中的真正罪人。」物理教研組被錯批鬥的教師訴說肅反中「完全失去人權，把喝水的杯子、香煙全拿走了，不能受到人的待遇。我只能忍氣吞聲。我曾準備跳樓自殺，但我想，要死只需要幾秒鐘的勇氣，而活下去要更大的勇氣。我要活下去，看他們是否代表真理。」（《郭道暉：「陽謀」背後的權謀——以親身經歷剖析整風反右運動 》）
解放后這幾年來是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僅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連資本主義國家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選舉，有統戰政策，有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實際上是一黨專政，是黨中央少數人獨裁，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的有職無權，只是執行決議的義務，沒有參与實際決策的實際可能。黨是太上皇，是威武神聖的，一手抱著馬列主義的聖經，一手仗著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戴上莫須有罪名的手拷，選舉只是變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個人，誰也不知道自己所選的人是怎樣的，他代表自己說了些什麼？至於集會/ 結社/出版等？都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怎樣能體現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對人權的侵犯，嚴重的破壞法制，必須改變。（張百生、黃振旅：《馬克思主義與國家政權》，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報》）
「右派分子林健榮就猖狂地向党進攻，」說什麼「黨員有黨性，沒有人性，是踩著別人的血跡往上爬的。入黨和個人利益是一致的……」（宋永毅：《反右檔案：告密、學生斗老師和被遺忘了的父親的「右派言行」》，《中國人權雙周刊》）
針對起訴書說她「妄圖收羅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國實施資本主義復活」，她批註：「正確地說是：計劃集合昔年中國大陸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在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上掀起強有力的、劃時代的文藝復興——人性解放運動！」（傅國涌：《新發現的林昭文稿》；《林昭獄中血書節選》，「紀念林昭」網站。）
以上的例舉，雖說只是「掛一漏萬」，但已足以說明右派的鳴放就是為人權而吶喊。
二 發動反右派運動的一方是極權派，給中國帶來一場人權浩劫
雄雞鳴而天下白，右派鳴而人權明。毛共反右是執迷於「只要殺了雄雞天下就會漫漫長夜無曉時」。殺戒開，東亞大陸雞飛狗跳，知識分子成百萬地打成右派；工人、農民不打右派，卻成千萬地打成反動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和處理右派一樣，他們和我們同在一個農場，同樣勞動教養或勞改。
全國劃右派總共是三百一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分子（這個數字最早來自香港《爭鳴》雜誌的「解密的中共中央檔案」，後為郭道暉在《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炎黃春秋》二零零九年第二期〕所引用。官方既未認可，也未反駁；以後這個數字就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引用）。所謂共劃右派五十五萬二千九百七十三人這個數字，是指一九七八年以後「改正」的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和不予改正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和全國各地共九十六人的和。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內部參考》報道，全國在反右派鬥爭中共揭發出右派分子四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二名（不包括軍事系統），其中逮捕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七名，勞教五萬三千六百八十四名，留在機關、學校、工廠、企業內部監督改造的十九萬七千四百九十七名，下放勞動六萬八千三百四十六名，在社會上改造的五萬九千五百六十八名，其他（自殺、逃跑和無職業的頭面人物）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三名，不明情況的四萬零二百九十七名。（香港五七學社：《右派分子知多少？》）
鍾正（提中正）在所寫的《血淚驚魂夾邊溝》中回憶到：「如此『借我黨整風之際，充當急先鋒，大肆向党進攻，用心惡毒，手段卑劣，不定為右派何以平民憤！』於是，大會小會晝夜輪番批鬥，讓積極分子唾面、辱罵、推搡、腳踢；惡語中傷，揭私披隱；無中生有，憑空捏造。一時間被剝奪發言權，令我有口難辯，有理難言。我無法『低頭認罪』，只得傲然以對。於是停發工資，囚禁台內，挖豬圈，掄大鎚，燒開水，幫灶房，淪為『賤民』。在台內，『左派』人士怒目相待，暗地監視，以示『立場堅定』；親戚朋友對面相見視為『路人』，以免『敵我不分』。如此高高『掛起』長達一年有餘。」
可恨毛共反右派，「鬥倒」還不算，還要「斗臭」，即「惡語中傷，揭私披隱；無中生有，憑空捏造。」在我教養時，一個青年醫生右派給我講了「一根頭髪的故事」：因他醫道高明、醫德高尚，備受景仰；群眾說他政治上是毒草，業務上是香花。為了讓他在群眾中臭起來，就散布說他有「男女關係」（直說就是有通姦行為）。如果屬實，在中國這個社會他就成了一泡臭狗屎。積極分子對其有罪推定，挖空心思找證據。有一天，在他的床上發現一根漆黑髮亮的頭髪。這可是如獲至寶！於是就推理論證：這樣的頭髪只能是女人的頭髪；他又是單身，怎麼床鋪上會有女人的頭髪？——「叫他老實交代！不要讓他僥倖過關。」他說：「我倒想曲鬥成招，擺脫輪番鬥爭、疲勞轟炸，但想到下一步就不好辦了：對方是誰呢？」所以他無法不「態度惡劣」，因而也無法逃脫「從嚴處理」，結果就來這裏勞動教養了。黨委宣布，對他鬥倒斗臭的勝利，證明了他和全國所有的右派都一樣，都是政治上反動透頂，道德上腐化墮落，人格上卑鄙無恥。
對鍾正的最後處理：送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夾邊溝是一個閻王殿，在裏面教養的三千多名右派，在兩年中被活活餓死了二千八百多名，僥倖活下來的僅一百三十餘人。
「我們還知道在四川省樂山沙坪縣有座環境更險惡，鎮壓更殘酷的勞改集中營，一萬多名犯人竟被活活餓殺了六千餘人，而這一萬多名犯人實際都是四川省十二萬右派中的十二分之一。」（《往事微痕》第八十期）
文徹赫恩 在《苦難的歷程》中反映的情景更凄慘：白浪溝分廠的犯人，見總場場長來了，一擁而上。「幾乎一個不拉的，二千余勞改犯非常統一、整齊的一下子全都跪在場長面前，齊聲大喊：『救命啊！場長救命啊！』……飢餓使人變成無理性，好像人們都瘋了。成千的勞改犯跪著不起來，最後劉場長宣布，從今天開始保證大家頓頓吃飽飯。這時大家才慢慢地起來，排隊去領飯了。這個分場原有二千多人，到一九六二年這個分場撤消時，回到場部的勞改犯總數不到二百人，死掉百分之八十五。」
鄭義為此書寫的序中說：「我遊歷青海時，友人告訴我『八百右派』的故事。說有廣東右派八百餘人送青海苦役，多年後改正時，發現竟無一人存活。廣東方面抱怨說，『也不能一個也沒活下來呀？』青海方面則反唇相譏：『誰讓你們往這裏送？不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
該書總結說：「在那種環境里，有人性的人，慢慢也會變成沒有人性了。熱血變冷，人變成獸，殘暴又兇狠，甚至連禽獸都不如。」「雖然我沒有死，可精神上肉體上的傷痛將折磨一生。我的鼻子被打斷、左耳被打聾、牙齒因營養不良脫落十二顆，打掉四顆，共十六顆。腰部被打致殘，成終身疾病，這都是無法彌補的。特別是精神心靈上的折磨摧殘，傷害至深，我將終其一生無法擺脫夢魔。」
右派的大鳴大放是對共產黨執政反人權性質的歷史性總結。毛共用徹底反人性、反人權的方法，侮辱你的人格、剝奪你的尊嚴、摧毀你的意志、傷害你的感情、甚至消滅你的良心，以及超限度勞役、飢餓、懲罰你的肌體，使一部分人死亡，而另外任何一個活著的右派都是暫活、苟活，完全被剝奪了生命權。反右派大獲全勝就意味著人權戰士全軍覆沒。從此，就開始了不僅是在中國史上、而且是在人類史上最大的人權災難，並且，直至今天，中共政權仍是世界上反人權的頑固堡壘。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