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日訊】凡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陳伯達的「大名」。他自稱「小小老百姓」，卻一度是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
史料是這樣評價陳伯達：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握有生殺予奪之權，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呼風喚雨；他號稱理論家、中共一支筆、中共的輿論總管，卻捉刀殺人，負債纍纍；他一生搖擺不定，卻又左右逢源，既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又是林彪的「親密戰友」、江青的「馬前卒」；他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卻把自己跌入罪惡的深淵，成為階下囚……文革史作家芭荼撰文《奸佞陳伯達的厚黑人生》，回溯陳伯達坎坷人生。
陳伯達的犯罪歷程
芭荼的文章說，陳伯達曾在接受採訪時回顧一生，不勝感慨：「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極，負罪很多，『文革』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汲取教訓。我是一個罪人。我的回憶，只是一個罪人的回憶。古人云：能補過者，君子也。但我不過是一個不足齒數的小小的『小人』之輩，我仍願永遠地批評自己，以求能夠稍稍彌補我的罪過……」
1904年，陳伯達出生於一個破落的秀才之家。家庭的貧困潦倒，並沒有在他幼小的心底留下多少美好的印記。早年的陳伯達浪遊並沒有使他找到一個安穩的棲身之窩。
1926年夏季，陳伯達來到了福州，此時正值中國第一次國民革命的高潮時期。國民革命軍獨立師師長張貞，率部駐防福州。經他的朋友張黨黨的介紹，陳伯達結識了張貞。
張貞是陳伯達的同鄉，對他頗為賞識。原因據說是張貞看中了陳伯達的筆頭，聘請陳伯達為秘書。
1927年，張貞率師北上攻入浙江，打敗軍閥孫傳芳，一直打倒南京，被蔣介石任命為南京衛戍司令，上將軍銜。可是，在福州，陳伯達卻突然離開了張貞部隊。與中共黨員陳少微常來常往。受陳思想的影響，他開始傾向於共產黨。
1927年3月下旬，張貞收到來自南京的密電，要張貞就地處決陳伯達。但張貞沒下毒手，並秘密通知陳伯達，要他立即逃離福州。陳伯達逃往廈門。不料，追捕者跟蹤而至，只能前往上海。
陳伯達搞「三面紅旗」
當時的上海已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陳伯達面臨著嚴峻的考驗。23歲的陳伯達，在左翼與右翼之間已來回晃動過多次。然而，那「就地處決陳伯達」的密令，卻使他無法再向後退一步。陳伯達取得了與中共黨員陳少微的聯繫，要求加入中共。陳少微成了陳伯達的入黨介紹人。
1937年9月，已經從蘇聯回國7年的陳伯達帶著妻兒，來到了延安。在延安的一次座談會上，被毛澤東相中。散會後，陳伯達成了毛澤東的座上客。之後不久，陳伯達被調到毛的辦公室工作，成為了毛的政治秘書。陳伯達在這一重要工作中，做了不少的事情。
1958年，「人民公社」、「大躍進」、「總路線」這「三面紅旗」在中國大地飛舞，捲起了一派「左」的狂潮。
事過一年，「三面紅旗」阻力重重，處境難堪。1959年7月23日，毛在廬山會議的一番講話，談及人民公社的「發明權」，才兜露出來人民公社的「發明家」。陳伯達曾經坦率地承認，人民公社這個「歪點子」是他出的，「發明權」屬於他。
打倒彭德懷
陳伯達在鄭州會議上因鼓吹極「左」經濟理論，挨了批；上廬山之前，聽說會議的主題繼續糾「左」，也就把他的政治賭注押在批「左」這一邊。他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上山之後，會一下子從糾「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轉為「反右傾」。在這大轉彎的時刻，陳伯達差一點被甩了出去。
陳伯達在此懸崖的邊緣，以超乎尋常的速度來了一個大變態。迅猛地投入「反右傾」鬥爭之中，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批判彭德懷，批評那個曾是他多年上司的張聞天，大罵彭德懷是「舊軍閥」，並給彭德懷戴上了三頂帽子，那「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背有反骨」，才好不容易化險為夷。
文革組長 開始組閣
1959年10月21日，當陳伯達寫完長文，送呈毛澤東，毛當即批示，以中共中央名義，加了按語，印發全黨。此文向全黨印發之後，陳伯達得意忘行，「理論家」的牌子又響亮起來了。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人稱「中央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的怪物。但陳伯達卻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直到取代了中共中央政府局！毛親自提名陳伯達為這個「小組」的「小組長」。隨後陳伯達便開始「組閣」。
陳伯達已經清楚意識到江青勢力的崛起，即毛本人當然不會親自提名江青，於是，陳伯達「機靈」地說出了江青心中的意思，讓江青當組長，他當助手！毛雖然否決了。但江青便成了陳伯達「組閣」名單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組長。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
1966年8月2日，中央補發通知，通報「中央文革」成員名單，共14人：組長陳伯達。顧問陶鑄、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謝鏜忠、尹達、穆欣。以後又補充四名組員：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
但是，1980年12月，「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陳伯達被帶上法庭。
陳伯達栽倒江青反革命集團手下
1980年11月28日上午，法庭初審陳伯達，訊問他是不是於1966年親筆將戚本禹上送的要求批鬥劉少奇報告中的「少奇」二字改為「鄧陶夫婦」？陳伯達說他想不起來。
當訊問到陳伯達於1968年5月批准逮捕陸定一的報告時，他又說「真的記不起來了」。
可是，當法庭把簽字批准逮捕陸定一的影印件給他看時，陳伯達突然恢復了良好的記憶力，不僅承認是他簽字同意的，還說：這是江青逼他幹的。得罪了江青，又不行。他如果不接受，江青會迫害他，迫害他的全家。
12月18日，法庭讓陳伯達作最後的陳述。陳伯達自知罪孽深重，語調悲傷，當庭聲稱：批鬥劉少奇，他負有大罪，對陸定一的專案，他批了十條，是有罪的。對冀東組織的冤案，說了一番話，後果他一點也不知道，他不因此而推卸責任，應該把他的罪惡解剖出來，公之於眾。
1981年1月25日，法庭作最後審判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力5年。
1988年10月17日，陳伯達服刑期滿，結束了18年的囚徒生活。
1989年9月20日，85歲的陳伯達，正在和兒子、兒媳吃飯，突然頭一歪，碰到牆上，當醫生來時，心臟已停止跳動。
陳伯達追隨毛害死幾千萬中國人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發起的一場浩劫。葉劍英說，「文革」造成了2000萬人死亡。
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提名為《文革中中國農村的集體屠殺》（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專著，作者是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蘇揚教授。對於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課題的探索，此書標志著界碑性的突破。
書中說，至今為止無法證實葉有過這樣的講話，但十年文革到底迫害致死了多少人，對中共當局來說，近半個世紀后還是一個違忌莫深的「國家機密」。
新聞界對這一重大課題的報導，當首推香港《爭鳴》雜誌。該刊記者在1996年10月號上報導了中共自己1978年和1984年的「內部調查」的結果：文革中「2144萬餘人受到審查、衝擊；一億兩千五百餘萬人受到牽連、影響」，「420余萬人曾被關押、隔離審查；一百三十余萬人曾被公安機關拘留、逮捕；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為死刑；在武鬥中有23萬7千餘人死亡，7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了。」這一數字接近丁抒的分析推理，學界亦認為比較靠譜。可惜的是：沒有公開的官方統計材料可以具體地證實這一結論。由此可見，在文革結束后的近半個世紀來，對死亡人數的研究已經從「估計」上升到「分析」的研究層面。因為中共至今嚴密封鎖他們「內部調查」的檔案。
去年在紐約一個大學生的藝術展上，有一件作品《二十世紀大屠殺》，引起人們注意的是其附件，一份統計表，紀錄了42次大屠殺主使人及死亡人數。毛澤東排名第一，殺人數量4900萬，說明是」死於大躍進與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