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6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二] 第二個特點：鬥爭手法集過去之大成
其一，具體作法鬥狠逞凶、殘無人道打砸搶抓抄是文化大革命中具有標誌性的作法。
「打」是共產黨開天闢地以來，所有運動，對敵我通用的家常便飯。至於在「打」中比狠：文革中把人捆綁吊打，打得皮開肉裂，剃陰陽頭，戴高帽，掛黑牌，坐噴氣式，推入屎尿坑裡淹死或活活打死，成批量殺人，滿門抄斬，人吃人；其廣度，遍及全國。土改中地主富農戴高帽，用牲口拖死，用亂石擊死，上望蔣台摔死；毛澤東反AB團，派遣親信李韶九等肅反人員發狂似地連續捕捉、審訊，使用地雷公、線香火、拷打、鐵烙、割乳、燒陰戶等各種殘酷、卑鄙的刑法（一九三零年十二月段良弼《給中央的報告》）。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還親手掌刑。當時曾任中共安福縣縣委書記的汪安國回憶李韶九抓他AB團后審他的情況：「他擺出一副關公似的臉孔，大聲吆喝說，你是AB團嗎？快把你們的組織說出來！當時，桌上放了好些木棍、長竹片、烙鐵、繩索等刑具，我知道這是用來對付我的。當然我不能誤供我是AB 團，於是，兩個大漢把我的上衣脫光，繼之李韶九親自動手，燒紅烙鐵在我背上腿上烙呀、燙呀，這我怎麼能受得了呢？我觀此情形知道，供認是死，不供認也是死，與其不供認受苦遲死，不如供得早死個痛快，就在這個思想支配下，供認了我自己是AB團。這樣李韶九才把我放下來。」就是這樣，李韶九在五天五夜刑訊逼供，屈打成招，在省委、省蘇（維埃）兩機關及政治保衛隊共破獲AB團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幾十名。槍斃省委交通和技術書記十七人。第二天又槍斃二十四人，其中省行委七人。霎時間，江西省行委、省蘇政府機關和整個富田村野，烏雲密布，腥風血雨，到處瀰漫著紅色恐怖！老百姓驚恐不安，竊竊私語：「不得了啦，紅軍在殺紅軍，共產黨殺共產黨，湖南佬在殺江西佬……」
在反右派、反右傾中，據我所知，上層問題不大，下層、特別是反右傾，打得一塌糊塗。所謂「上層問題不大」，就是說，也還是有問題。比如在反右派中，毛在全國的規模上搞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對像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這樣的民主政治家，儲安平、丁玲、艾青、費孝通、錢偉長這樣的文人學士、科學家都給罵得狗血噴頭，分文不值。 至於鬥小右派，拳腳相加、低頭罰跪，不如此作倒是例外。又如，「廬山上批彭總的會，毛主席一般不參加。但少奇、周總理他們是在第一線工作的，不能不參加，還要主持。有時會場亂得都開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總，被少奇同志喝住。」（王光美《王光美訪談錄》）你要知道，這可是最高層的會，都是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一類的人物（？）參加的，他們都「有人甚至要打」，打的又是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總」。幸虧「被少奇同志喝住」。可惜到了文革期間，「彭總」，「少奇同志」挨打時，就再也沒有人出來「喝住」了。從這個「打」上也可以看出文革對反右派、反右傾的繼承和發展了: 如果沒有在反右派中造成的恐怖氣氛和毛所向披靡的淫威，那麼，隨便就栽贓陷害昨日功臣「唯我彭大將軍」，是可以設想的嗎？同理，打倒那個毛澤東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的劉少奇，又是可以設想的嗎？當然，五類分子的挨打倒是可以設想的了; 而不可思議的倒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長謝富治要員警同紅衛兵「取得聯繫」，「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幫助他們抄家。有員警問：紅衛兵打死人怎麼辦？謝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針對心有疑慮的人，謝說：「連周總理都支持。」
相比之下，較之以往，文革把這種殘酷地打人的做法更普及、更上下通吃、更肆意妄為、更無法無天了。一切慘不忍睹的罪行，在「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下，在中華大地上顯現出血染的我革你命的風采。毛澤東特別不可輕饒的罪孽是，讓青少年孩子們從打老師做起，干這種「好人打壞人活該」的罪惡勾當！既害苦了上一代，又毀滅了下一代。
「砸」的對像是「四舊」。我的一位也是右派的老師，是清皇室後裔，家有一些珍藏。他說，他的一幅畫，是鄭板橋的真跡，連同其他所謂「四舊」，都叫紅衛兵一火燒掉，別的再貴重的東西他說也可以不心疼。
每個家庭的損失雖說不小，但國家承受的卻是損失之總和。國家損失之大不僅使當代人扼腕巨嘆，而且會使民族後代滴血不止。許多名勝古迹－－軍閥大混戰、日本鬼子侵中國，都沒有遭到破壞，可是，都叫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給砸了個稀巴爛。有的是北京來的紅衛兵，如譚厚蘭領著砸孔府孔廟；更多的是當地紅衛兵，他們對一切都是熟門熟道，其破壞性之大，達到了無孔不入，無微不至。我記得當時的一張傳單上寫著，文革顧問陶鑄讚揚紅衛兵破四舊的景象，是把舊世界砸了個落花流水。我記得他說「落花流水」四個字，形象得簡直再現了現場。
現在文革的「砸」，固是罪孽深重，罄竹難書，其實並非今日始，而是一向如此。《浙江日報》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載：有人揭發省文聯主席宋雲彬（右派分子）跟他說過：「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業慘遭破壞，許多民間藏書幾乎被燒光，這等於秦始皇焚書坑儒政策。龍泉拆塔事件，這是共產黨破壞文物作風的沿襲。」
鑽屁股蚰蜒郭沫若，無孔不入，連宋雲彬也不放過。他發言的最大效應是刺激別人的嘔吐神經：「革命的破壞是在所難免的。經歷一次像土地改革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古書文物哪能沒有一點損失！中國地方大，文物多，保護起來，很有困難。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牆，在中國幾乎到處都有，往往一個小市鎮也有城寨。除了必須保存，可以保存者以外，我看有很多城牆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動不得的思想，是一種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雲彬把龍泉拆塔事件誇大起來，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產黨破壞了，這樣看問題是不合邏輯的。」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歷史和邏輯是一致的。文革中文物遭到浩劫是歷史事實，但卻不合郭氏「邏輯」。反倒郭的談話合乎了毛澤東夫子自道的邏輯：「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
在反右傾中也有「砸」，這就是在全國城鄉發動的砸鍋煉鐵。革命就是「砸」，超出物質的砸，如砸碎國家機器；反右派中有「砸爛右派的舊法觀點」等；文革中砸爛公檢法，砸爛劉少奇的狗頭……
「搶」是文革的目的，在上為搶班奪權，在下為哄搶金銀財寶，文物珍品。它是通過打、砸、抄、抓的過程實現的。我的書籍、衣物櫃箱，桌椅板床，甚至連勞動的工具如平車等，都是在抄家時給搶去的。文革后也沒有歸還。我只慶幸小命猶存，至於身外之物就無所謂了。追溯「搶」的歷史，共產黨革命造反，所到之處，無不燒殺搶掠。共產黨的所謂革命，實屬完完全全、原原本本意義上的打砸搶抓抄。這是它的本性，只用舉出老百姓把共產黨叫做「紅鬍子」這一史實足矣。「鬍子」就是土匪，「紅」指共產黨。可見國民黨把共產黨叫做「共匪」，是實事求是的，是有民意基礎的。「搶」在文革中出現的新奇景觀是、毛澤東鼓動群眾組織搶解放軍的槍。這是他號召「全面內戰」后，又要為「全面內戰」、搶班奪權提供物質基礎。正是，槍杆子里出政權。
總計，文革中打砸搶抓抄的結果，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有部分性披露：（一）規模性武鬥事件，四千三百多件，死亡時十二萬三千七百多人；（二）二百五十萬幹部被批鬥，三十萬二千七百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十一萬五千五百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三）城市有四百八十一萬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六十八萬三千多人；（四）農村有五十二萬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及家屬被迫害，有一百二十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
其二，批鬥策略陰險，伎倆卑鄙，鬼名堂繁多。
據我之見，反右派之後，毛批鬥人的策略基本上是故伎重演，其特點是老一套中耍花樣。反右派和反右傾同用一套「引蛇出洞」的策略；文化大革命仍是這樣，只是變了個小花樣，在「引蛇出洞」前又加了個「引」字，成為「引『引蛇出洞』」。意思是說，劉少奇所以搞「引蛇出洞」，是毛澤東「引」出來的，毛要用劉引出的蛇來咬劉。但等到毛領導文化大革命也像劉少奇「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的時候，他會怎麼辦呢？「外甥打燈籠——照舊（舅）」。不過毛可以毫不臉紅地說：「你講我不要臉就不要臉。劉派工作組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派工宣隊和軍宣隊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儘管工作組與工宣隊和軍宣隊的職能全然毫無二致。」
毛澤東鬥倒斗臭斗透階級敵人所用的卑鄙伎倆，是集中共黨史、國際共運史、中外酷吏史之大成。所以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不論從認識上的需要，還是從實踐上的需要，都具有深刻的意義。
由於個人身受，耳聞目睹的不同，在認知上就有不同的側重。例如著名右派林希翎就對「株連法」痛恨有加：
最「致命」的，是株連家人與子女：丈夫無端地受排擠，精神大受刺激，孩子也受「左派」鄰居的孩子的打罵，回家問母親：「媽媽，為什麼人家叫你『大右派』、『壞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什麼東西？」林希翎說：「我這個在各種批鬥和毒刑前從未流過淚的戰士，在聽到我的愛子向我提出這種問題時，忍不住抱著他放聲痛哭了」，「雖然我在政治上從來不吃後悔葯，對我所走過的道路無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我都從來不感到遺憾和悔恨，然而我唯一感到萬分悔恨的憾事（也是不可饒恕的過錯），便是我悔不該結婚和生育啊！像我這樣當過『大右派』、『反革命』的人，乃是這個社會中政治上的『麻風病人』，不可接觸的『賤民』，還有什麼資格成家立業？有什麼權利當賢妻良母？！這真是作孽啊！」問題是，這樣的株連，是制服林希翎這樣的不屈的反抗者，維護「專政」的有效性的必要手段：這不僅是體現了一種倫理的殘酷性，更是體現了體制的殘酷性。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