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5日訊】“我是個藝術家，對政治不感興趣，也不關心政治。政治在強權的鐵腕下最卑劣、最殘酷。我們逃避政治，才聚首在圓明園村作畫，尋求一種自由的精神家園。想不到政治窮追不捨，步步迫害。警察將我打得體無完膚，由於我輕信了中國式’民可告官’的法律，才有了我的起訴。而且我只是想用我的藝術行為去檢驗中國的法制的真偽，所以我’以身試法’的行為被藝術界稱之為’行為藝術’……我將堅持我的信念……”。
——中國畫家嚴正學
上面是嚴正學在獄中所寫，而我每週五幾乎都會在徐永海大哥家見到嚴正學，但是這週卻沒有見到。因為，用嚴正學自己的話說，就是“要離開一段時間，亦或者是永別了”。
上週嚴正學以短信這麼發給我們，沒想到後來又到了徐家。他還是那麼樂觀開朗，似乎不懂得這個世界的邪惡可怕，似乎決定永遠以童真似的理念來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
嚴正學是“老民運”了，在民運界，起到的作用也是別人所無法取代的。這次被驅逐出北京也是正能證明他的巨大的影響力的一個方面。
在我眼裡，嚴正學是藝術家和民運家。他在獄中創作的藝術品，至今看，都有著飽含炙熱對人世熱愛的新鮮活力。他在黑龍江雙河監獄的時候，所進行的藝術創作所面臨的困難是相當至多的，監獄警方不允許他創作。於是嚴正學就在每個手掌大小的碎紙片上完成了獄中著作《陰陽陌路》，這在我們這些鐵窗之外的人很難能夠體認到的。常常我也很孤獨，我知道每個搞民運的人，都很孤獨，因為自己涉世未深，或者涉世太深才導致的孤獨。
我們，嚴正學都對這個中國太了解，了解到只能真誠的走一條不歸之路，只能真誠的信任東昇西落的太陽能帶給我們最美好的鮮活。
最早認識老嚴的時候，是因為他的畫冊，在製作著張志新和林昭的雙雕像的同時，老嚴也在製作鐵玫瑰園這本畫冊，畫冊裡面記載了所有為中國尋找未來的人，所有的血和淚。每一個看到的，都會心中塊壘觸動很久。
關於他，我們無需說太多的溢美之詞，因為中國民運界，都對之很了解，很認可，但是，卻被北京警方驅趕離開其北京住所。最後的這個事件是這樣的，跟我們在一起週五聚會的王玲女士，也是長期在北京活躍的維權人士。今年8月22日，濟南中院審理薄熙來案的時候，王玲等從北京去濟南“圍觀”。後被北京警方帶回限制自由。
在被限制自由的時候，王玲傳出信息，希望北京的人權人士能予以介入，王玲的兒子也積極奔走呼籲。這時，很多和王玲平時有聯繫的民運人士開始被關注和談話。於是，嚴正學開始為此和王玲聯繫，希望她能出來，王玲是個率真耿直的人，一直要求北京當局對此次事件有個說法， 何以如此無理踐踏人權，隨便限制人之自由。
這時候的嚴正學一方面要勸說王玲，既然北京當局同意釋放，那就先出來，以後再請律師提起行政訴訟，另一方面又要扮演“營救王玲女士總召集人”的角色，這個“總召集人”的稱呼是北京當局在監聽了嚴正學電話後，給出的定義。
後來，北京當局密集了對嚴正學的約訪，最後開始對其下了驅離北京的決定。當我最後一次見到嚴正學的時候，他還是那麼正直，他告訴我，警方沒收了他的身份證，並給他買好了離開北京的車票。或許，只有在威權之下的中國，才能有如此對人的隨意打壓吧。
在嚴正學的北京住所，有其為張志新和林昭所製作的雕像，而嚴正學的命運和理念，也和這兩位中國良心的先驅扭合在了一起。我腦海裡面，對於嚴正學就只有一句話，就是追求真理竟然有罪。
嚴正學一直單純，單純到以為自己所做是在為百姓伸張正義，是為了中華最終福祉的努力，而這樣的所做，應該推廣，並是無罪的，但是在中共的治理之下，一切都是黑白顛倒。
但是，我相信，這樣以為老人，他即使離開北京到哪裡也都是火種，也都會燎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