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0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三 「反右」與「文革」
「反右」與「文革」，這兩件關係到中華民族命運的政治運動，有緊密的內在與外在的聯繫與區別，弄清它們之間的聯繫與區別，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的、歷史和現實的意義。因而也才能認透毛澤東與共產黨的本質，進而對於推翻一黨專政，對於實現普天同慶的民主大業，就是不可或缺的一課。同時我還認為，對這兩個運動進行「相提並論」的研究，可收 到「相得益彰」之效；反之，對反右與文革二者，如果不兼知其二，那麼，絕不可能真知其一。讓我展開來說：
（一）「預演」說與「序幕」說
關於「反右」與「文革」，二者的聯繫與區別，學者們曾就此發表過很多意見。我把主流的意見綜合為兩點: 一曰「預演」說, 一曰「序幕」說。
章立凡先生說：「『反右』在某種意義上是『文革』的預演，只不過後者的破壞規模和烈度更加廣泛和嚴重。」（《毛澤東「反右」動因及後果的再研究——對李慎之先生遲到的紀念與商榷》）這是沒有看到兩者本質之迥異！
朱正先生說：「反右派鬥爭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的綵排或預演。」（《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北京之春》二零零六年七月號）「綵排或預演」，說到底還是一回戲。
邵燕祥先生為朱正《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作序說：「有人說反右派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我以為不如說是序幕。」又在本書《香港版序言》中說：「『反右』云云，一九五七年當時稱為反右派鬥爭，後來也稱反右派運動，是一九四九年後針對知識分子的第一次規模最大、影響至深的群眾性『政治運動』，開其後造成民族大災難的文革之先河。」這裏說得好！既是「序幕」，下一幕就會是別開生面；既是開「文革之先河」，當然只能是「開先啟后」。
李也改先生說：「五十年來多種社會弊端，都可以在『反右派』災難中清楚地找到它們的源頭。如果沒有『反右派』，就不會有它的姊妹篇 『文革』。」（《「反右派」半世紀祭》）說「姊妹篇」也對。
最說得清楚的是李慎之先生的「下一章」說：「反右派鬥爭的勝利提高了毛主席的雄心壯志（這裏可能是指「把地球管起來」——紫丹按），直接孕育了大躍進。以後就是農業大放衛星，工業大鍊鋼鐵，人民公社紅遍全國。大躍進的失敗給毛主席平添了猜疑恐懼，不但直接導致了反右傾的鬥爭，而且促使他到處搜索『躺在身邊的赫魯曉夫』，終於在一九六六年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過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的下一章了。」（《 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說是「歷史的下一章」，再恰當不過了。
我說：毛澤東心懷鬼胎。反右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心中孕育的一對雙胞胎，也就是說不是一個胎兒，所以他們的呱呱墜地就會是兄先弟后，先後有序。這將形成一個或長或短的時間差。而其誕生決不可能是不分兄弟長幼之序，不分「反右」與「文革」之別，只是或「流產」或「成活」的同一個胎兒（「流」了的是「文革」，「產」了的是「反右」）。我之所以說是「雙胞胎」，就是集內因、外因、遠因、近因之大成，致使毛澤東在謀取政治霸權的道路上出現了兩隻攔路虎，都必須搞掉，並不是只用搞掉一隻，或搞掉這一隻就等於搞掉另一隻：一是必須搞掉中國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他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毛澤東選集》五卷，頁三二三）所以毛要再一次搞肅反，這回的名堂叫 「反右」，主意是搗毀中國式的「裴多菲俱樂部」，抓出「小納吉」。後來，毛在和來訪的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會談時說：「我們的右派相當厲害，右派在你們那裡就是納吉的群眾，是小納吉。」這個無形的俱樂部不僅在知識分子中有廣泛的基礎，而且由於共產黨搞的五大運動（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肅反——貫穿于各個運動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三大改造（對農業、手工業和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罪惡滔天，激起士農工商天怒人怨，所以危機四伏，一觸即發。毛要搞一次肅反運動，肅清的對象，黨內外都有，主要在黨外。這一點可從薄一波的回憶錄中得到印證：「反右開始后, 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肅反』，『新式肅反』，是『清黨清團的好機會，也包括各民主黨派。』」（《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六二二）又可與毛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相印證：「鎮壓反革命,極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廬山會議實錄》頁二二三）
另一個是要搞掉中國出現的反斯大林主義、反個人崇拜的，如果說得更具體的話，就是會在他生前公開指出其錯誤（彭德懷），或身後作「秘密報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這一點李慎之說的已經是再清楚不過了。因為毛「認為自己就是中國的斯大林」。（《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一四七頁）；這個名堂叫「反修」，主要在黨內。正如李銳在《我對中國的情況不悲觀》中所說：「但是問題在什麼地方呢，兩件事情，一個是趕跑蔣介石后，老子天下第一，對國內的事他倒也無所謂了，有人問他，假如魯迅在世，打右派的時候會不會活捉魯迅，會不會給魯迅打右派，他說照打不誤。這是國內的情況，在國外有列寧有斯大林，中國要依靠蘇聯幫助，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一五七項，斯大林的影響力可大得多了。但是問題在赫魯曉夫一作報告之後，毛澤東就覺得不同了，老子世界第一，天下第一，他領導世界革命，打游擊也好，搞文化大革命也好，都有他一個要搞世界領袖的這麼一個來歷。當然對於斯大林倒台，他是又高興又猶豫，他知道自己為什麼搞文化大革命，是因為赫魯曉夫……」
黨內黨外，內外有別。這就必須用兩個戰役來消滅兩隻老虎，畢其功於一役是絕對不現實的。因為這個時候搞文革需要做的準備工作，「八」字還沒一撇：從國際上說，一是還沒有與蘇共撕破臉皮，社會主義陣營還存在；甚至是正處在表面的短暫的蜜月期中。這時毛把「反蘇」列為划毒草，即定為划右派的六項標準之一。二是在實質與赫魯曉夫爭奪對斯大林的長子繼承權上，也還沒邁出決定性的一步，還沒有在中國把赫搞得臭而不可聞也。當然，更重要的是在國內，即便在反右之後，也仍然不具備發動文革的條件：一是劉少奇與周恩來尚未被離間開。二是黨政文武大權，毛尚未牢牢在握：這時候的國防部長是與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彭德懷而不是「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執行」的親密戰友林彪；「三家村」一類「外圍」還沒有清除；對劉少奇的心腹幹將，「四家將」彭羅陸楊（彭真是政治局委員、首都市長，羅瑞卿是解放軍參謀長、公安部長，陸定一是宣傳部長，楊尚昆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首先需要打倒，做到「打虎先扳牙」；三則，需要進行輿論工作：一個觀點，一條路線，只叫少數人知道不行，要使大家都受騙；四則，對劉少奇雄厚的政治資本，要逐步「剝筍」，予以剝蝕、剝奪。毛終日盈于耳的是，舉國上下都在津津樂道：「毛主席說，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這也是他必須打倒又不能馬上打倒，而要真正打倒劉又必須把中國攪個底朝天的原因；五則，從最近解密的林彪日記披露，毛需要策劃於密室，組織自己的人馬，並搜集對方材料，羅織罪名；六則，在反右前，重中之重的是國際波匈風潮的波及和國內工人罷工、學生鬧事、農民退社、知識分子滿腹牢騷，當務之急是鎮壓，是「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此舉一則可濟燃眉；其次，殺雞給猴看，可收快刀斬「亂」麻之效；其三，從此造成萬馬齊喑，進而達到指鹿為馬，毛便可最後做到真正百分之百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任意妄為、橫行無阻。難道毛在沒有做這些必備的工作之前，就率爾發動文化大革命，那不是「一頭碰到閻王爺的雞巴蛋上——冒失鬼」嗎？所以毛澤東是吸取列寧搞的「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的經驗，有先有后地掃除「兩堆垃圾」。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一九五七年一舉掃除「兩堆垃圾」。就連打虎英雄武松一次也只能打死一隻老虎。何況毛澤東研究和處理矛盾的思想方法一貫是，必須注重矛盾發展的階段性呢？以及，又何況他一向的陰謀策略都是「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呢？再說，如果按「流產」說，毛要整黨內那些「反冒進」的領導，本意不是要反右；就是說，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流產」，將發生在此時。那麼，由此會產生出一個簡直不可思議的問題：毛澤東的本意此時不是要反右，還要利用右派整「反冒進」的那些領導，一則這有可能嗎？二則，那他要到什麼時候才反右？或是，永遠也不反右了？
所以我認為，說「序幕」或說「預演」，決不是兩個簡單的比喻之爭的問題，也不是摳字眼，而是標志著對歷史事件的兩種不同的質的規定性之認可。說「序幕」、說「先河」、說「雙胞胎」（或「兩隻攔路虎」、或「兩堆垃圾」、或說「姊妹篇」、或說是「一根藤上的兩個苦瓜」），這都是說反右派與文革是兩個回合，是章回小說中的兩回；這樣說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準確的。說「預演」、說「綵排」，按其本意，說的是和正式演出的是一回事，全同的一齣兒戲；一般說是，劇本不變，只是改進表演。但反右派與文革，卻是劇本的不同部分，是不同的場或幕；比作折子戲，是相互關連中的兩個摺子；比作文章，是上下篇；總之，不是像「預演」或「綵排」之與正式演出那樣同出一轍。所以，說「預演」、說「綵排」，不僅不準確，而且不能說是正確的，甚至可以說是荒唐的；因為，它混淆了兩個運動的聯繫與區別，更由於它扭曲了反映反右派鬥爭本質的「起因」問題，這就會誤導出一個極其有害的謬論，無意中把毛的陰謀跪計粉飾成「真心真意」要整風。正如朱文中自己所述：「李慎之在致胡績偉的一封信里批評了我寫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他說：（朱正）認為毛本來是好心好意地號召鳴放，沒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猖狂，他才不得不反擊。這是我（李慎之）完全不能同意的」。「說毛的本意是要黨內整風（如果不流產，就成為後來文革中的斗黨內走資派）。黨內整風之所以流產，是由於右派的猖狂進攻， 所以只得先反右，把文革推遲十年。——這些正是李志綏先生的論點：「今日我的后見之明是，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到毛，那麼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一九六六年發生。我們今天只記得反右派運動時對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徑。其實毛開始時是想借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產黨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一九五頁）而這又成為朱正等先生「預演」說、「綵排」說、「流產」說（「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立論的基本依據。他說：「毛澤東決定開展整風運動的目的……還有一個在《整風指示》里沒有宣布的目標，就是要跟黨內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算賬。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澤東知道，黨務系統在劉少奇手上，行政系統在周恩來手上，這些黨政機關的幹部都是他們的下屬，由誰出頭來向他們提意見呢？毛澤東想到了讓民主黨派來充當衝擊的力量。」這個意思是否說，如果不是「流產」，「毛澤東想到了讓民主黨派來充當（紅衛兵之類，成為文化大革命的）衝擊的力量」呢？這雖有點滑稽，但，倒也「復萌」了反右前、右派們一廂情願、自作多情的「故態」。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