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3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環江成了全國聞名的紅旗縣。洪華成了「大躍進」時代的大英雄。在中共柳州地委的三級幹部會議上，洪華披紅掛彩，上台接受了一面數丈之長的特大紅旗。紅旗到縣那天，鑼鼓喧天，人潮旗海，事先安排好的八個大漢把洪華抬起，一直抬進縣委大院。歡迎的人群向洪華和大紅旗拋撒五色花瓣，陶醉在「環江奇迹」之中，誰也沒有料到，今天迎紅旗，抬洪華，明天就要餓肚皮，抬死屍。
那位首創「包產到戶」的王定，正在勞改農場裏掙扎于死亡線上。幸好場長是昔日戰友，囑令勞改隊長說：「王定是為人民犯錯誤的，你要保證他活著進來，活著出去！」王定這才奇迹般的活下來。可怕的是，有關餓死人的消息不斷傳進勞改隊，不久，「殺牛犯」們也不斷押進勞改隊——大批餓死人之際，百姓們央求隊長殺牛救命。但牛是人民公社的，任何情況下殺牛都是破壞生產的犯法行為。往往是百姓們跪地求救，並全村具保，承擔責任，一定不讓隊長進監獄。許多生產隊長祗好冒險殺牛救命，然後被抓進勞改農場。僅鹿寨縣石榴河農場便進來一百七十多個「殺牛犯」，其中生產隊長一百五十多。
在那場人為的大饑饉中，環江縣十六萬人口餓死四萬，整整四分之一！
其原因概出於浮夸虛報而引起的高徵購。請看一九五八年的幾組數字﹕
廣西全區上報糧食總產二百二十九億斤，而實際產糧一百一十七億斤，謊報二倍；
柳州地區上報五十五億斤，實際只有十六點九億斤，謊報三倍多；
環江縣上報三點三億斤，實際不過一點零五億斤，謊報三倍多；
浮夸虛報必然引來高徵購。放了那麼多「糧食衛星」，不正是為了邀功嗎？
於是，廣西自治區給柳州地區下達了八點六億斤的徵購任務，比上年實際征糧數增加二點一四倍；
柳州地區給環江縣下達了零點七一億斤任務，比上年實際征糧數猛增四點八倍！雖然環江最後只交了零點二六八億斤，還是造成了餓殍遍野的慘劇。
為了完成徵購任務，洪華便橫下心來勒索農民本來就不多的口糧，一個極為殘忍的「反瞞產」運動開始了。批判、鬥爭、掘地三尺……至一九五九年二月，環江存糧告罄，開始斷糧、死人！
此時，全國都在死人。中共「鄭州會議」試圖扭轉危局，糧食開始緊急返銷農村，環江也得到一百萬多斤返銷糧，嚴重的局勢稍有緩和。本來，區區一百萬斤糧食，全縣十六萬人口，人均不過七、八斤，不過杯水車薪。但緊接著一個晴天霹靂自九霄之上炸響：廬山會議扭轉方向，開始「反右傾」！會議還未結束，柳州地委便連夜召開電話會議，向每一位縣委書記先行「吹風」。得了風氣之先的洪華立即在環江掀起了更為猛烈的「反瞞產」運動。洪華為了在「反右傾」運動中再扛大紅旗，把刀架在百姓脖子上逼糧食。最後全縣口糧僅留下零點三一億斤，十六 萬人口，每天人均口糧零點五斤以下；三十萬畝耕地的種子和近十萬頭豬、牛的精飼料，僅留了正常年景的百分之四十五點五。洪華高舉「反右傾」的大旗，對基層幹部殘酷逼糧，城關公社陳雙大隊是洪華挖後手糧的試點。他把大小隊幹部、黨團員、積極分子集中到大隊「核產」，以鬥爭、「小勞改」、輔以「飢餓療法」，連打帶餓，死了十三人。洪華滿不在乎，說「這些人是社會主義逃兵，斗死幾個不要緊。」
洪華命令全縣封倉。幹部膽敢開倉，一律開除黨籍。群眾膽敢偷糧，一律開槍打死。龍岩公社有個幹部抓到一個偷糧的小學生，竟將他按到偷糧處開槍射擊。槍不響，硬是換了三次子彈，扣了八次扳機，才把這個年僅十二歲的孩子打成重傷，三天後死去。全縣因偷糧被打死的有數十人之多。據事後統計，當時刑法計有六十余種之多，鐵絲穿手和坐水牢都使上了。
當大批死人開始之後，洪華要求「一定要以鮮明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觀點來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辯明是非，識別真偽，這樣才不為假象所迷惑。」還若無其事地說：「死幾個人值得什麼大驚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這是自然規律。」
走投無路的饑民開始逃荒。環江縣委不僅不開倉放糧，救民於水火，反而動用公安和民政部門四處追捕。
餓死的人也有罪：洪華只要見到死人就大罵。死在縣城中心的，罵：「大年初一來這裏死，他媽的，死也不會找對地方，偏偏來人多的地方死，真是歪風邪氣上升！是不是有政治問題，想擴大影響？要查查他的出身成分看！」看到有人死在街上，他罵「以後有病的人不準出來！」死到無人埋屍時，他還罵﹕「現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風，是富裕農民不滿的表現！」
這個以說謊為生吃人不吐骨頭的惡魔，在餓死四萬人民之後，仍然榮升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一九六一年春，才被當做替罪羊清除出黨，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二十年後，柳州地委竟然本著「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應「宜粗不宜細」的原則，貫徹「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複查洪華案件，最後發文「撤銷原判；黨內給予撤銷職務，恢復其黨籍，按一般縣級幹部待遇。」
靠謊言起家的洪華光榮平反，而敢說真話的王定卻歷盡坎坷。因為反右運動是鄧小平指揮的，不能否定，他得到的不過是「改正」右派。他想到地區信訪部門工作，為至今還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們申冤雪恥，但黨不放心。他想下縣做實際工作，黨不願他官複原職，也不放心。到地區工作吧，怕影響不好，還是不放心。最後乾脆打發到農村去當校長。
王定不甘就此沉默，將他半生對「環江慘案」的思考寫成文章投寄報章，但無人敢於發表。但這些用人民鮮血和死亡寫成的文字是不應當永遠被埋沒的﹕
有史記載中，有哪一次瘟疫致死的有如此之眾？！古今中外諸國，又有哪個殘暴的君王，能在一次屠殺中把自己屬下的人民斃殺如此之多，如此之慘？！
國家的刑法規定，殺死一個公民的兇犯，往往要被判死刑的。然而，說也奇怪，如果當官的假報產量，把農民的口糧作為增產糧強行搜颳去，將成千成萬的農民餓死了，是不會償命的，而且還發明更高級的假話「三年自然災害」之類，作為擋箭牌。
大講假話，大幹假事的頭目們，大都成了大躍進的幹將，個個陞官晉爵，至今有的當了省級要員，有的當上地、專領導，名利雙收，出入轎車，錦衣玉食，威風抖抖，眩人眼目。而說真話、做實事的一些幹部們，則被打成右派、反黨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削官、坐牢、開除黨籍，株連親友妻兒，甚至整死，給人們的印象，倒是不寒而慄，令人駭怕。這豈不是與報上的社論相反，成了說真話者戒了！
反右運動可以從多種角度加以反思，王定根據自己的經歷和直覺，選擇的角度是「謊言」。這無疑是極深刻的。
（五）反右派製造了一個可怕的「謊言中國」
從「環江慘案」裏，我們可以看出，反右運動是一條明顯的分界線。在此之前，關心民間疾苦的王定尚可以說真話，也還有人支持他說真話。但是，在最高統治者言而無信，把自己親自倡導，並發誓「言者無罪」的整風運動定性為「向党進攻」，而且殘酷鎮壓之後，事情發生了帶有根本性的變化。如果說，在此之前，尚未大規模地因言「殺人」，謊言世界尚未達到明目張胆、指鹿為馬之囂張，那麼，在獨裁者赤裸裸自食其言，甚至公然無恥到自稱「引蛇出洞」之後，中國已再無一句真話存在的餘地！上百萬右派的可怕下場，向全體民眾明確地宣示了一條前所未有的禁忌﹕說真話者殺。從那時起，中國變成了一個謊言的國度。在中國，不說慌話一天也活不下去，沒有一個人能例外。人為饑饉要說成自然災害，倒行逆施要說成英明決策，被迫害致死要說成「非正常死亡」，內政困難要說成「帝修反」聯合反華，經濟崩潰要說成「形勢大好」，國際孤立要說成「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饑寒交迫要說成幸福生活，赤裸裸的專政要說成「最大的民主」，專政無產階級要說成無產階級專政，減產要說成增產，享有自身權利要說成「黨的關懷培養」，心懷不滿要說成「心情舒暢」，反對要說成「擁護」，政策失誤要說成「交學費」，好人要說成「壞人」，極權要說成「共和」，政治反對派要說成反革命……在數十年如一日的謊言塑造下，我們先是反感，然後麻木，最後說謊而不自知，說謊成為習慣，成為深入血肉的集體無意識。其結果是，我們所有的謊言最終都反過來成為加諸我們的鎖鏈，成為我們所有災難的根源。
反右運動的直接後果是數十萬知識分子橫遭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但是事情並未到此為止。反右運動所確立的不準說真話的特大禁忌，不僅造成了普遍的道德淪喪，而且迫使我們一次又一次付出慘重代價。付出這種代價的不僅僅有數十萬知識份子，還有上百萬黨內較為正直之士和全體人民，特別還有農民。幾千萬條餓死者的生命，更是「反右運動」血淋淋的祭品。然後是四清、文革、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鎮壓民主牆……直到最近的六四屠殺。可以說，中共的專制統治，離開了謊言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如果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從自己作起，即使不敢說真話，但至少決不說謊話，都不在會議、電視、廣播、報紙上附和謊言，請想像一下，這將是怎樣的景象！
社會性的集體說謊，是四十年前那場反右運動留給我們民族的最深刻的創傷。人人講真話，反對生活在謊言中，應該是對受難者最好的紀念和對極權政治根本性的顛復。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