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1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四）反右派與「大躍進」暢行無阻的關係
雖然大躍進證明了「反右」的荒謬性，但大躍進為什麼得以暢行無阻？說到底，就是因為「反右」砸碎了人的脊梁骨，砸碎了民族的英雄主義。全民族原先都崇拜英雄，還敢說「敢把皇帝拉下馬」——海瑞就敢罵皇帝，敢直指皇帝為昏君。現在呢，都在唾棄英雄，都成了膽小鬼，連大隊書記也不敢罵，更不敢「拉下馬」，只要黨不點頭，也「拉不下馬」。從而使機會主義發展到無以復加、寡廉鮮恥的境地。
大躍進開始於農業的大躍進。從成立初級合作社，到最後人民公社化，基本上是所向披靡，勢如破竹。雖曾發生過一些零星的抵抗，但都是弱不禁風。這除了是由於共產黨的欺騙宣傳外，還由於農民的力量在於家族；在對抗來自上下左右的壓力時，家族就是他們的靠山。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特別是在土改中鎮壓地主富農之後，農民中的共產黨的走狗……痞子們掌握了大權，家族從觀念上到實際上，遭到沉重打擊，基本上處於土崩瓦解狀態。而共產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如賣餘糧、統購統銷、合作化、公社化，都是與農民的根本利益相違背的。但是，由於痞子們的帶頭擁護，無恥出賣和充當打手，所以造成農民的無力無助，任人欺淩，即便到最後關頭，他們成千上萬地被餓死，也形不成反對的統一力量，甚至於會把最後一口氣變成為向「大救星」的呼救。
更重要的則是，由於在所謂「舊中國」敢罵政府、罵國民黨、罵國民政府的知識子份，如羅隆基、梁漱冥之流，到了「新中國」，挨了整的想好好改造還來不及，沒有挨過整的，嚇得早已全把自己的嘴巴封得死緊。所以，就是看見了農民的非人痛苦，也沒有人敢說。若是碰上一兩個敢說的，如右派分子羅翼群，就喊出了「農民處於餓死的邊緣」，立即受到受共產黨打擊不說，廣大農民竟對他也是到處「喊打」。結果，便是四千六百萬農民，就這樣都被共產黨從「餓死的邊緣」，猛地推下地獄。特別是反右後，右派份子作為「雞」被「殺」，那些極少數鬧過事的學生，罷過工的工人，鬧過退社的農民，作為「猴」，早已被「儆」，有的更已經被「殺」，這就造成任何的反抗都不復再現了。於是就只好由著毛澤東信口雌黃﹕我們的人民多可愛呀！走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多麼高啊！「我們的人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
但是，到底人民還是看出了問題。全國的「躍進」典型安徽亳縣，在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兩年中餓死百分之三十的人口，兩萬多家庭絕戶，人吃人現象發生於多處，百分之六十耕畜死亡，房屋倒塌十萬間以上，百分之八十的林木被砍光。當地民謠唱道：「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炎黃春秋》二零零三年第一期：《亳縣農業「衛星」經驗官修記》）應該說，對反右派與大躍進的關係，這個民謠道出了浸透了血淚的民間理解。反右派時《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是《工人說話了》，內容作假、荒謬，乃此時言論之共性，不值一駁。我的意思是說，應該以這個民謠為中心思想，再寫一篇反右的社論《農民說話了》。我還可以提供當時一位農民，得知我是右派時說的話﹕「比作蟲鳥，你們右派對於庄稼人來說，是益蟲益鳥；他們左派是害蟲害鳥。」真是一針見血。
張大軍先生寫的《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我母親所親歷的河南信陽大飢荒》等等無數揭露農民餓死慘景的文章，都同樣證明了上述的血的真理。這個真理，就是「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這樣一個因果關係。
還有，就是「政治掛帥」的口號是反右派以後提出來的，用以規定它與業務的關係。但它的真意，卻是林彪後來在文革中挑明撂響的：「政治可以衝擊其它」。政治對毛澤東來說，只是「抓權」的代名詞。階級鬥爭是他抓權的基本手段與途徑，只要不抓階級鬥爭，毛便失魂落魄。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推翻「八大」的決議，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重新確定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認為，地主階級已經搞臭了，不佔主要位置，不好說是主要矛盾了；經過反右派鬥爭，階級矛盾主要是三千萬資產階級、四千萬小資產階級（富裕中農）和他們的知識份子，這七千萬人是主要矛盾。兩條道路鬥爭指的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鬥爭。毛的這個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後來被寫入了總路線的基本點。
階級鬥爭在大躍進中的表現，主要是運用反右派中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武器，批白專道路、拔白旗、掃暮氣。這時的「四大」不僅僅是污衊、聲討，而且是文武帶打。例如，「辯論」的本來意思是，平等地有你說的，也有我辯的，真理越辯越明。可那時的新式語言是：「辯論辯論他！」就是對沒有完成躍進任務的進行批鬥。如有人說，「煉出的不是鋼，是一堆煤渣」，於是為了掃他的「右傾」或暮氣，就乾脆把他打個鼻青眼腫，少皮沒毛，然後還要讓他頭頂一塊石頭跪下。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是為了要讓中國人都聽從毛的指鹿為馬，樹立「正確的個人崇拜」。為此，中國人付出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巨大代價。
當四清、文革前後，共產黨讓人民「憶苦思甜」的時候，人們說著說著，就涕淚並流地說到大躍進后大面積餓死人之慘狀，訴起共產黨的苦。而原來卻是要他們說「解放」前的苦日子的。凡是經歷過大躍進歲月的人都知道，那些年，基本上是風調雨順，按常理應該是好年樂景，但卻發生了全國規模的大飢荒，即便是沒餓死的倖存者，也是都成了《國際歌》中第一句唱詞所說的「饑寒交迫的奴隸」，總體情況比「解放前」的災害年還要苦得多。農民對此會說，說：「那時候，你還有地方去逃活命哇！」
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生活，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精神和肉體上遭受慘無人道的折磨……所有被他們說指罵為如何壞的「敵人」，都要比共產黨好得太多。
鄭義先生《從「環江右派集團」之復滅解讀反右》一文，提供了從反右派到大躍進的這一段歷史的一個很清晰的縮影。有了他的論述，我們就不用再多置一詞了。
有一位受難者是歷史永遠不會遺忘的。他的名字叫王定，是中共廣西環江縣縣委書記兼縣長。
王定青年時代參加共產黨，曾任東山游擊隊副大隊長、桂西北游擊隊副團長，妻子在殘酷的內戰中慘死。他是一個堅定忠誠的共產革命者。中共建政之後，任環江縣（原宜北縣）縣長兼縣委書記。
一九五六年，強制性的合作化運動席捲中國大地。在「一根牛繩還沒有用斷」的時間裏，環江縣全部高級社化。很快，生產下降、分配不公、分紅不兌現、口糧不夠吃的種種弊端顯現，農民們紛紛要求退社，哪怕不給土地，寧願上山開荒也要單幹。王定遂帶領一批幹部下鄉調查。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幅與宣傳機器開足馬力所鼓吹的「大好形勢」完全相反的景象：原來在農民手中生機勃勃的土地荒蕪了，連春種秋收的農時都混亂了——一個生產隊的土地，隊長跑一遍要幾天。山區地塊之小，有一句諺語可證：「螞拐（青蛙）一跳三塊田」，如此分散的土地和農舍，耕作、記工、開會、管理極其困難。王定和他的同事們漸漸發現，農民們已經暗地裏創造了一種對付合作化的辦法：明合暗不合。隊長無法派工、管理，乾脆把土地包給了農民，反正最後納稅交糧。有的地方乾脆秘密分田單幹。回縣后，他總結了合作化的教訓及農民創造的新形式，迅速制定了一個對合作化運動大胆修正的新政策：「包工、包產、包資和超產獎勵」的「三包到戶」。不久，報告得到中共柳州地委的肯定，並批複環江進行試點。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廣西日報》載文對環江縣「包產到戶」的經驗給予肯定。王定不曾料到，由此發端，他竟然成就了一個豐功偉績：在中國當代史上首倡「包產到戶」。從此，這個「包產到戶」的幽靈便如影隨形地困擾著共產主義烏托邦，無論怎樣的高壓，都無法將它從數億農民心中驅走。二十年後，最終衝破公有制的禁忌，成為中共用改革開放來救社會主義和自己命的大好政策！
但在那個時候，王定同樣也不曾料到：實事求是的「包產到戶」竟然成為一項嚴重的反黨罪行。
在《廣西日報》肯定「包產到戶」四個月之後，毛澤東力主在全國展開了「整風運動」，公開號召全國民眾「提意見」幫助黨「開門整風」。在廣西省黨代會上，環江縣黨代表王定慷慨陳詞，一口氣向省委提了十條意見，對壓低農民口糧、大量餓死農民、浮夸虛報糧食產量、壓制民間批評、黨內缺乏民主等問題表示了極大的義憤。這個敢說真話的為民請命的發言剛剛結束，全場掌聲雷動，黨代表們紛紛圍攏來和王定握手：老王啊，你說出了我們想說而不敢說的真話、心裡話！
不久之後，翻手為雲復手為雨的毛澤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響應號召而說了真話的王定，成了廣西的典型。
省委某書記說：「不過是一個小小縣委書記就敢提出『包產到戶』，查一查是不是右派！」
地委書記定性道：「王定搞『三包到戶』，是廣西的納吉（匈牙利事件領袖）。」
對王定的迫害轉移到黨代會的發言。但王定毫不認帳：「省委領導動員大家發言，號召整黨，把問題擺到桌面上……在黨的會議上行使黨章規定的批評的權利，我錯在哪裡？」
但毛澤東的「陽謀」已經展開，一切膽敢說真話的人都在劫難逃。王定遂被打成「環江右派集團」的頭目，追隨他首倡「包產到戶」的副書記、部長、區委書記們也紛紛被打成右派。
以王定為首的「環江右派集團」遭到了徹底復滅。障礙一經剷除，環江縣果然意氣風發地邁入了「大躍進」的偉大時代！王定的繼任者也創造了一個全國乃至全世界第一：水稻單產最高紀錄：畝產十三萬斤！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上午，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的一塊一點一三畝的中稻「衛星田」即將驗收，各級黨政要員、農業專家和奉命到場助興的百姓共六千餘人圍聚在那塊馬蹄形的稻田周圍，猜測著它的產量。然而大家更感興趣的還是禾苗的密度，有人問社幹部李鈺金同志這塊田有多密？她的回答是請大家坐到上面去試一試。於是，自治區林墾廳陳副廳長、民政廳張副廳長、民族事務委員會秦副主任和兩個社的幹部，先後坐上禾面；六、七個人已經夠重了，可是七、八個電影攝影師和攝影記者為了搶上這個動人的鏡頭，也紛紛踏上禾面，但是這十幾個人的重量，並沒有給禾苗帶來多大影響。」（高產頌《廣西日報》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
偉大的時刻到了。只見旗門開處，閃出一位北方大漢，威風凜凜。他就是王定的繼任者，中共環江縣委第一書記洪華。洪華躊躇滿志地將系著紅綢的鐮刀授給領導開鐮的一位縣委幹部，四百名社員手執鐮刀衝進那塊懸旗結綵的稻田。緊張收打近十二個小時之後，產量出來了：一點零七五畝（尚有零點零五五畝留作參觀）中稻田，收穫稻穀十四萬二千一百七十四斤，折算畝產十三萬四千三百四十斤十兩四錢！——一個改寫了人類稻作歷史的紀錄誕生了！參加驗收的科學院院長、作物栽培學教授、遺傳選種學教授和水稻專家瞠目結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九月十二日，《廣西日報》以整版篇幅報導，社論的通欄大標題為《環江創全國水稻豐產最高紀錄》，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只要我們站得高，看得遠，敢於理想，勇於實踐，糧食增產的前景是廣闊無垠的，增產的潛力是永遠不會枯竭的」。
正在勞改的右派頭子王定對這顆特大「人造衛星」死不相信，於是被鬥爭一氣。他和另一位因不信畝產五千斤而被打成右派遣返原籍勞改的大學生一起估算了一番：畝產十三萬斤，鋪在地上該是……
餓死人之後，謎底才被揭穿﹕關鍵的是移苗，在收割前三十八天，出動八百多人，把附近幾個大隊一百四十多畝好田裏即將成熟的禾苗連根帶土移進「衛星田」，密到沒有行距株距，無法通風透光而萎黃。於是用鼓風機日夜不停地送風降溫，並打樁拉繩，以經緯密集的繩索將禾苗扶直，防止倒伏。儘管如此，據事後人們考證，那塊「馬蹄形」不過畝產二萬六千余斤，離十三萬斤還差得很遠。謎底最重要的部分是過磅：過磅前安排挑糧隊進城誇功遊行，其路線途經四個生產隊倉庫，早已安排好的人馬混進挑糧隊，一起到縣委院內的球場上過磅上賬。但四個倉庫的糧只有六千七百多斤，還不夠，就把已經上了賬的糧食趁混亂再過一次磅。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