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6日訊】一
今天的中國，並不需要特別啟蒙，只需講出真相，只需普及常識——就夠了。
當然，有人可能會認為：普及常識，就是啟蒙。也不錯。
遠的不說了，只看大半年來的喧囂，不論是宣揚宇宙真理也好，還是鼓吹某個主義是大海也罷，抑或反對實行民主憲政，認為西方政黨只代表某個利益集團，中國的「集體領導」優於美國的總統制等等，說到底，都是在掩蓋真相，欺中國很多國民不瞭解常識，繼續實行幾十年一貫制的愚民招術。
特別是當想到這些胡言亂語全出自號稱高級知識份子之口時，心裏很難受。因為這些有知識者公然愚弄和欺騙自己的同胞，真不知他們的良知是不是叫狗吃了。
在很多方面，人們要求做的，他們認為都不該做；人們要求公開的，他們都覺得不該公開；人們不希望繼續存在下去的，他們卻又死死維護。
人們希望更多的民主自由，最好是依憲治國，他們說那是資產階級的；人們要求官員財產公開，他們說不符合國情，甚至認為那些在街頭打出橫幅提出這種要求的國民是在破壞社會秩序（好一個社會秩序！），得到的回應是拘留；而對於矢志不渝提倡公民運動、宣傳公民權利者，換來的更是刑拘。至於像南京2013年取消公費醫療制度，「副廳級」卻肆無忌憚地可以「除外」。
這也還能說是人民當家做主嗎？這也還能說不是「官本位」嗎？這也還能說是社會正義嗎？難怪早在西元前四百多年的古希臘，有一位名叫特拉西馬庫斯的修辭學老師，當聽到蘇格拉底與一個叫作西法魯斯的老人以及柏拉圖的哥哥格勞孔等人討論過一陣正義之後，堅決「反對這種幼稚的胡扯」，並強調說：「正義不是什麼別的，只不過是強者的利益罷了。」（參見何兆武、李約瑟譯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第157頁，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
可我們怎麼也沒想到，兩千四百多年前的這個有關正義的觀點，竟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中國官員身上實實在在地體現著。不然，就只問一句：憑什麼副廳級可以除外？如果說有人強調「官員也是人」，是說官員也應該享受到普通群眾享受的資格、權益，那麼，副廳級官員憑什麼要享受普通群眾享受不到的——此時此刻為何不強調副廳級也是普通人？
至於西方政黨是不是「只代表某個利益集團」、中國的「集體領導制」是否優於「美國的總統制」，全世界都知道，單憑幾個早已失去良知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忽悠，不會起太大作用。
據說不久前又有了一個9號檔，從互聯網上讀到後，覺得那裏面所講沒有幾句能站得住腳——應不應該提倡民主憲政，應不應該提倡普世價值，應不應該提倡公民社會，應不應該實行新聞自由，應不應該要求中國進行政治改革，這一切都是中國很多人甚至包括擬定檔、簽發檔的人心知肚明的，然而有人卻罔顧國民呼聲，自欺欺人地擬定和簽發這種有違常識的東西！
人們提出民主與憲政理念，你們說不好。不僅不好，竟還誣衊說其「實質」是要推翻這要顛覆那，就是不想自己反對民主與憲政的「實質」又是什麼？可不可以說就是不想依法治國（不講憲政，即不講法治）？就是要繼續維護極權統治？就是不想讓中國人民享受人類文明進步帶來的成果？全世界凡文明高度發達的國家都是用民主與憲政治國，有些人為何總要逆人類進步文明而動？
人們提出普世價值，你們也說不好。不僅不好，還說其「核心」就是要排除執政黨的領導，就是要讓執政黨讓步。可你們如此反對提倡普世價值的「核心」又是什麼？不就是要拒絕人類先進文明嗎？你們為什麼要用中華民族拒絕人類先進文明、延緩進步的代價來換取領導權、換取某種堅持權呢？你們這樣做，對得起中華民族嗎？到底是一黨之領導權重要，還是讓中華民族跟上人類文明進步的腳步、真正自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與文明高度發達國家並駕齊驅重要？
人們提倡公民社會，你們還是說不好。不僅不好，還說「要害」是在基層建立新的政治勢力。這就奇怪了，英國早在17世紀（甚至更早）就實行了村民自治，那時的英國執政黨怎麼就不害怕他們的人民「在基層建立新的政治勢力」，而你們為何就如此害怕呢？請給我們講一講，你們堅持這樣做，到底是因為什麼？
人們提倡新聞自由，你們更說不好，說這是西方的。不僅不好，還說這是反對你們一貫堅持的「喉舌論」，是要擺脫你們對媒體的領導。如此這般還嫌不夠，另外又給加了一些罪名，即提倡新聞自由，就是要搞公開化；要搞公開化，就是要用搞亂輿論來搞亂社會。
這就讓提倡新聞自由的人們想笑了：如果說提倡新聞自由的結果，就是為了要搞亂輿論，然後搞亂執政黨搞亂社會，那西方社會豈不是早就大亂了？此外，不知你們是否真的學習馬克思著作，又是如何學習的？即使對照馬克思有關新聞出版自由的論述，本人也完全有理由認定有些人不過是一幫打著馬克思旗號的騙子。
至於人們要求中國政治改革，你們就更是拼命反對了。不僅反對，還說那些要求的人們是在歪曲改革開放，不該說中國已經出現了官僚資產階級、國家資本主義；不該說中國改革開放走到今天非實行政治改革不可，否則經濟改革很難進行下去。
難道人們說錯了嗎？中國真的沒有出現官僚資產階級？真的沒有出現國家資本主義？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經濟改革早些年就偃旗息鼓改不下去了。更重要的是你們知道，人們所要求的中國政治改革並不是要推翻這要顛覆那，不過是希望實行已經被世界歷史證明的「普選制」。而你們的用意不過是給要求政治改革的人們一旦加上「推翻」、「顛覆」的罪名，這些善良的人們也就百口莫辯，由你們治罪了。本人怎麼也想不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中華民族如此古老的一句用語，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依然有效！
普選是什麼，就是公開透明，就是公平公正。更重要的是，用托克維爾的話說，真正意義上的普選，「它什麼也不破壞，就改變了一切」（《舊制度與大革命》第279頁，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我們有些人不是常常喜歡拿某種改革甚至拿民主自由作幌子，尤其說普選會破壞社會正常秩序而在中國絕不能實行嗎？可在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山推薦官員閱讀的書中，告訴人們的卻是與有些人的幌子相反。要知道，今天中國城市如果實行普選而不是委任制，許多「城市病」都庶幾可除。
二
由上所言，那個9號檔，說到底，不過還是證明瞭中國有些人就是要堅持自己搞的「這一套」罷了。可這一套除了證明對政府統治有利，對中國官員有利，滋生更多的腐敗，讓中國貧富差距越拉越大，還能證明什麼呢？
尤其是證明著人類進步文明的，到底是西方搞的那一套，還是我們搞的這一套？要說真話，不要胡扯，不要昧著良知，不要自欺欺人。
西方「那一套」是有著強大的歷史邏輯支撐的。古希臘雅典的改革人物代表梭倫與其後的亞裏斯多德都看重社會的「中間層」，後來叫資產階級。再後來，西方把這種社會稱作「橄欖型」。這樣做，目的就在於「抑制最富有的階層，扶持最貧困的階層，強化中等階層」，也就是縮小「橄欖」的兩頭，讓中間大起來。人類歷史證明，這樣做是正確的。因此，就這個觀點而言，梭倫是正確的，亞裏斯多德是正確的，進步的資產階級是正確的；「西方那一套」是正確的。
近段時間，有那麼幾個實在應該打上引號的教授學者很倡狂很囂張，公然挑戰人類現代進步文明，不要憲政，不要民主，甚至不講法治，進而反對普世價值，反對提倡公民社會，把現在中國絕大多數人所冀望的憲政夢全都說成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甚至認為「西方那套理論不反映中華民族根本利益」。
我不知道，除了「西方那套理論」，還有什麼理論可以代表人類現代進步文明？又還有哪套理論可以「反映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已經徹底崩潰的原蘇聯「老大哥」可以代表可以反映嗎？柬埔寨波爾布特的社會主義可以代表可以反映嗎？現已公開下令金家要世襲獨裁的北朝鮮可以代表可以反映嗎？
只要有可以代表可以反映，且已成體系，並能稱之為「套」的，不管是誰的，都行——關鍵是，這個世界，我們除了看到中國有些人極為反感的「西方那套理論」，並沒有看到比這套理論更進步更文明的啊。不然，就連不承認西方那一套的人也是一張口就要把有些資本主義國家稱作「西方發達國家」，公認這些國家的文明程度至少比中國要高得多，甚至就連環球時報一把手胡錫進不久前在接受中國南方媒體專訪時也坦誠：「美國很好，如果一下子能把中國變成美國那樣，我不反對。」試問：西方那一套不好，為何會比我們文明、比我們進步，連胡錫進這種人也不反對中國成為美國呢？
有些人理屈詞窮，就說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發展了幾百年，而社會主義不過一百年的歷史，在中國更短。可事實勝於雄辯——且不說北京放的那個什麼大型系列片子（本人真想把這種系列片說成是「騙子」）還說人類社會主義歷史有五百年——日本是資本主義國家吧，1945年戰敗後應該說比中國還要一窮二白，可為何他們就只發展了幾十年，他們的社會文明就可以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並駕齊驅呢？關鍵是跟中國相比，日本還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除了制度，他們依靠什麼？難道認為是大和民族的人種優於漢民族優於中華民族？不然，什麼人站出來給個合理解釋！
你說中國現在搞的這套好，可還要全世界的人們相信啊。人類社會已經證明：沒有憲政，就沒有現代國家；不實行憲政，就稱不上現代國家。一個連被稱作現代國家資格都沒有的社會好個什麼好！這種「夢」做下去，會做成什麼樣？
就因為1978年後多多少少學了一點西方（有些花崗岩腦子的人至今不肯承認），大多數國民有飯吃有衣穿，國家也沒對外「輸出革命」，於是，就說自己「自信」這「自信」那，一連弄出幾個自信，仿佛中國沒有不自信的了。於是也就有理由反對別人不該對中國「說三道四」，不該批評中國。總以為只要中國承認別人好，別人也就不能說中國不好。什麼邏輯！
本人常常覺得西方人真是太君子太講禮貌了，不然，他們完全可以說一句：你們有啥好自信的，不就是向我們學習，然後向著我們的道路上走了一小步嗎？難怪連昔日的「老大哥」都嘲笑中國有些人，自己光著屁股，卻還在那指責俄羅斯的褲子拉鏈沒拉好。
三
毋庸置疑的是，我們這個國家總是有意無意在挑戰人類現代文明，讓世界上很多皈依民主自由實行憲政的國家特反感。對此，一張口就可代表這個國家的人還很不高興，很不理解。有人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那些已經實現了高度文明的人們跟我們一些人的思維就是不一樣。
其實，這就好比現在有很多國民並沒招惹政府，更沒有任何暴力行為，只是和平散步，只是無聲地在街頭打出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甚至只是約幾個志趣相投的朋友去城市的某個飯館一起吃個飯，或者提倡公民運動，這樣，政府就不樂意，就要想辦法百般刁難，有時甚至還要抓人。請問：相比之下，你說哪種情形更令人擔憂？哪種情形更容易引起世界人們的反感：是國民和平散步、無聲要求公開官員財產、以及三五好友聚餐、甚至只是提倡公民運動對人類文明進步破壞性大呢，還是反對講普世價值、反對講公民權力、反對講新聞自由對人類文明破壞性大呢？中國有句老話，叫將人心比自心。還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難道有些人的心與大多數中國人以及那些比我們文明發達的國家的人們的心長得不一樣？
你當然會說，一群人街頭散步是有政治意義的；要求官員公開財產有可能引起社會動盪；而有些人約在同城一起吃飯，那是一種政治聚會；提倡公民運動，對眼前這個政權是個威脅。就算你說的這些是吧。那麼我就請問，這些行為哪一條違反了中國憲法？憲法中有不許國民集體散步嗎？憲法中有不許公民要求官員公開財產嗎？憲法中規定了什麼人不能在一起吃飯嗎？憲法中規定了不能提倡公民運動嗎？我們不是天天吆喝著依法治國嗎？像現在這樣搞法，你依的是哪門子法？治的又是什麼國？
既然你們連這些都干涉，又為何反感世界上有人不該擔憂你們要搞與人類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那一套」呢？聯合國是不是也該阻止你們啊？
有些人至今沒弄明白，西方國家，或說那些政治制度比我們要文明進步的國家看我們，就像我們現在看北朝鮮。近日大家都知道了，北朝鮮又明文規定金氏家族世襲政權，並防止自由主義生活方式通過中國或韓國等管道流入到他們這個獨裁地區。這一切讓今天的中國人看了，感到是多麼地可笑，多麼地愚蠢。
然而且慢，回過頭去看看，我們的文革，我們過去幾十年與今天北朝鮮這個國家的所作所為又有多大區別呢？就是眼下，中國人現在看北朝鮮，不就像現在西方那些早已實行民主憲政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看我們嗎？
然而，現在可以代表整個中國的人竟然還是不肯否定1949年後的前三十年，甚至不承認前一個三十年是讓中國人民痛苦的三十年，是中國人民絕不想要的三十年，是毛澤東及其領導的國家政府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三十年！
我不相信，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那些知識份子心甘情願地不想要自由。
我不相信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百姓就喜歡受苦受難。
我不相信1949年後的全體中國人民就想要過那種豬狗不如的生活（我所知道的河南東南部山區裏當年有的人家窮得連褲子穿都沒有，要這樣的「翻身解放」幹什麼！）。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算起，倘若倒退二十年，又如果有「後悔藥」，我有理由懷疑無數的進步青年還會往延安跑，無數的人民還會那麼支持後來的執政黨。這一點，只要看過原人民文學主編韋君宜的《思痛錄》，就一切盡在不言中了。
我們不是一張口就會利用孔子的話指責某超級大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嗎？現在是資訊時代，強調全球一體化，強調地球村，你如果反對別人不該對你的那些做法有看法，你也就不該干涉你的國民正常的自由。這裏雖然有個「內政」問題，可邏輯和道理是一樣的。
當有人把沒有「輸出革命」算作理由，就可以指責有些國家時，為什麼就不想想又有什麼理由干涉自己的同胞不該正常上訪，不該和平散步，不該要求官員公開財產，不該同城聚餐，不該提倡公民運動呢？難道直到今天還在信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快收起來吧，否則是行不通的。只要人民不願意，有些人的那一套，是不可能搞起來的。
當然，有人還會說，自己所說所做的這一切，都來自那幾個「自信」。可有人知道嗎？人類歷史在證明著自信對人類進步所起作用的同時，也還證明著人類中有些人的自信，實在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大敵。
上面提到的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上卷》中還告訴我們：「有人可能提出，人是可以受適當的訓練而獲得政治智慧的。但是問題跟著就來了：什麼是適當的訓練？而這歸根到底，還是一個有黨派性的問題。因此，找出一群‘有智慧’的人來而把政府交托給他們，這個問題乃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這便是要擁護民主制的最終理由。」（第147頁）又說，「關於政治事物是很難知道誰是最有技術的；並且也很難有把握說，一個政治家一定能把他的技術用之於公共的利益，而不用之於他個人的利益、或他的階級的黨派的或宗派的利益。」（第155頁）
而柏拉圖在《法篇•第三卷》借雅典人之口更是說道：「人類不斷地想像自己做出了某些偉大的發明，以為只要知道使用它的恰當方式，無論什麼樣的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柏拉圖全集》第441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而現在中國有些人，就是因了某種莫名其妙的自信，就覺得可以走出一條與人類先進文明不同的道路，不顧國內外的反對，就是要堅持，再堅持，可憐就可憐了中國人民。
這說明什麼呢？只能說明有些人的自信是唬人、是自欺欺人。真正的自信，第一，絕不排斥僅僅是因為自己不喜歡的東西；第二，絕不害怕甚至歡迎不贊成自信這一套的人們提出批評意見。可我們有些人不是。甚至動用國家機器來反對與他們思想觀點不同的同胞。
這是何等地不堪啊！
2013-8-25
※公民社會亦稱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是人類逐步乃至最大限度擺脫政府壓迫的一種可行形式。一個國家，從其市民社會程度的高低可以判斷這個國家和人民的民主自由的程度。一個社會，最理想的狀態，就是只有當人民實在需要出手幫一把時，政府才起作用，除此之外，一切都由市民社會自己處理。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或者再早一些，國外就有人研究中國近代史中是否曾出現過「市民社會」的影子。研究的結果，19世紀下半期確實出現過，比如在（今日武漢的）漢口、廣州、上海等城市，儘管當時那種市民社會與現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還有著一定的差別。從這一點來說，二十世紀，特別是1949年後，中國社會就是一次歷史的大倒退。到了文革前，也就是在本人記事時（大約在1962年～至1965年春），還可看到和聽到有提著筐子走街串巷吆喝著賣麻花、糖糕、油條、包子之類的情形；而到了文革，這些都屬於「走資本主義道路」，徹底消失了！先前一點市民社會的影子一掃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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