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8日訊】8月1日，我和王丹、王軍濤等幾十位朋友，聯名發佈了一份公告，呼籲廣大華人、國際人士和人權團體，在明年6月4日六四25週年之際，到中共駐外機構和使領館門前，發起「天下圍城」行動。
海外多家媒體紛紛報導了這一消息。不尋常的是，《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對此也有所回應。8月14日，《環球時報》發表了署名單仁平即主編胡錫進的文章。
和《環球時報》的很多文章一樣，單仁平這篇文章也是充滿自相矛盾。實際上，《環球時報》發表單仁平這篇文章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單仁平的文章竭力否認「天下圍城」行動的意義，但是這篇文章本身就是在為「天下圍城」行動做廣告，就是在彰顯「天下圍城」行動的意義。拜《環球時報》文章之賜，我們甚至可以說，「天下圍城」行動還沒有開始，它的某種效果就已經出來了。
《環球時報》文章輕蔑地說，海外民運人士的名字幾乎已經被中國人忘記了；可是世人皆知，這不過是當局長期封鎖信息的結果。《環球時報》文章也承認，「有些海外民運人士曾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大眾輿論」；可見當局之所以要長期封鎖海外民運人士的信息，正是估計到因此害怕他們具有「左右人們看法」的巨大能力－－這難道不是從反面對海外民運人士的莫大肯定嗎？
海外民運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我早就講過，倘若中國還是全封閉，象毛時代那樣，國內的人根本沒有機會出國，境外的信息又被嚴密封鎖，那麼，海外民運沒有存在的可能。但是倘若中國全開放，那麼海外民運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到了那時候，海外民運人士就可以回國搞民運了。恰恰是在中國大陸目前這種半開放半封閉的狀態下，海外民運才既有存在的可能，又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海外民運才應運而生並且發揮其特殊的作用。
海外民運的存在有很大的意義。
首先，海外民運的存在有力地證明了，中國人也對共產專制深惡痛絕，也對自由民主有強烈的要求。越是在國內民眾遭受高壓難以發聲的時候，海外民運的這一意義就越為重要。這就有力地促進了國際社會對中共專制政權施加壓力。
海外民運充分運用海外的言論自由，對中共暴政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揭露與批判，對有關中國民主轉型的相關理論和策略展開了深入而持久的闡發和討論，很多重大議題都是由海外民運率先提出的。在理念方面，海外民運對國內一直發揮著重要的影響。
海外民運為國內的異議運動維權運動提供了廣闊的表達平台，為國內的異議人士維權人士提供了持續的可靠的支持與援助。事實上，在網絡時代，海外民運已經和國內的異議運動維權運動連成一片，相輔相成。
隨著人員出境入境機會的增長以及海內外各種交流的頻繁，尤其是在進入互聯網時代後，當局的信息封鎖堵不勝堵，防不勝防，海外民運的影響力更是不可低估。儘管海外民運人士大都被迫離開中國很久了，但是他們和中國的聯繫依然很多很廣泛，他們的言論行動對國內很多人來說也並不陌生，特別是對那些志同道合者，彼此間更是熟悉，並經常採取共同行動。應該說，當今中國的海外民運人士和本土的聯繫之多，互動之廣，在歷史上是很少見的
《環球時報》指責海外民運搞極端政治對抗。這話無疑是說反了。因為海外民運主張自由民主，具體說來，那就是以對話代替對抗，用數人頭代替砍人頭。只是中共當局做賊心虛，唯恐實行政治開放，哪怕僅僅是實行言論自由，一黨專制就會土崩瓦解，所以才把海外民運視為「敵對勢力」，不斷地高壓維穩，甚至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連自家的法律都置之腦後。不少海外民運人士，在父母病危乃至去世時當局都不准回國探望，試問《環球時報》，到底誰在搞極端誰在搞對抗？
《環球時報》文章說海外民運一度「對『推翻』中國體制充滿信心」。其實，我倒從來不用「推翻」這類詞彙。三十多年來，我只是反覆強調要言論自由。這一要求是如此簡單，如此基本，如此正確，諒視你當局也不敢公然否認。然而，你們和我們又都深知，就是這樣一條最起碼的要求，一旦實現，就足以顛覆現行體制（如果你要把它叫做「推翻」，也悉由尊便，未嘗不可）。最後，我們也都知道，言論自由是一定要實現，一定能實現的。對此，我們一如既往充滿信心，你們呢？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