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6日訊】37．「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連人民的死活都不顧的人，是決不可能「為人民謀幸福」的！
那麼，「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一生謀的究竟是什麼呢？在周恩來侄女周秉德的回憶錄《我的伯父周恩來》中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集會議的伯伯，出去接了一個電話，再進門時臉色灰白，他揮揮手說：散會散會！沒了往日的鎮定，轉身帶著小跑往電梯方向趕。
衛士長張樹迎扶著伯伯走進電梯，他明顯感到總理的全身在發顫：‘到游泳池。’他的聲音也微微發顫。張樹迎心裏—震，一定是毛主席那裏出事了。
果然，一進游泳池，毛主席臥室的門窗大開，平躺在床上的毛澤東主席臉色發青`，嘴唇發紫，仿佛已經沒了呼吸。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經到了，只是冷漠地遠旁站著。伯伯進去後立即向緊張焦急的醫生詢問情況，判定病情，緊急調來了吸痰器。經過吸痰，毛主席的臉色漸漸恢復了血色，大口喘著氣；又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睜開了。
伯伯此時如釋重負，他激動地撲到主席床邊，雙手緊握著主席的手，淚水奪眶、語音哽咽地沖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裏!’
這句話，站在伯伯身邊的張樹迎聽得清清楚楚，他內心無限感慨：黨內對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總理莫屬……」
看完這段記述，許多讀者都會注意到以下兩點：一個是周恩來沖口而出的那句話：「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裏!」另一個是周的衛士長張樹聽到周的這句話後的感慨：「黨內對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總理莫屬……」
那麼，毛的「心思」究竟是什麼？很顯然，那就是權力！再沒有比能經常接觸毛的人更清楚這點了，所以當毛從昏迷中剛剛蘇醒過來時，周才會情不自禁地沖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裏!」 周的衛士長張樹聽到他的這句話後才會無限感慨：「黨內對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總理莫屬……」
無獨有偶，林彪在他的筆記裏也曾寫過：「他（指毛）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占多數否。」
事實也確乎如此。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以及喜怒哀樂始終指向一個中心：權力。奪取最高權力，獨霸最高權力，鞏固最高權力，耍弄最高權力，是貫穿毛澤東一生的主題。
毛澤東對權力的欲望是沒有盡頭的。剛起家時，他一門心思想的是如何扳倒對手，奪取黨的最高權力。這個目標實現後，他的目標隨之轉變為如何取代蔣介石，奪取整個中國的最高權力。等到他成為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後，他又開始與史達林、赫魯雪夫較勁，與美英等西方強國爭高低，圖謀當上共產主義陣營的老大，甚至奪取主宰整個世界的霸權。
一
毛的第一次權力鬥爭發生在1921年。
作為中共在湖南的領導人，毛當時的主要工作是發展黨員。但除了親戚朋友外，他發展的人並不多。那時在湖南參加中共的人，包括劉少奇等都不是毛介紹的，而是在長沙活動的另一個共產黨人賀希明介紹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後來轉入共產黨的。賀曾任過長沙知事，頗有聲望。他沒去中共「一大」，是因為中共在長沙的聯絡人是毛，而毛非常妒忌賀。劉少奇從莫斯科回來後，毛盤問他賀是怎麼介紹他們去蘇聯的。
毛正式成為湖南中共黨的首腦之後，立刻就著手把賀從黨的圈子裏趕出去。賀當時主持一個相當大的演講廳，叫船山學社，青瓦朱門，牆邊幾株古樹，氣宇軒昂。毛宣佈要用這個地方做黨的工作，率領一幫人搬了進去，讓賀的日子很不好過，最後不得不離開——既離開學社，也離開黨。趕走賀之後，在毛的領導下，湖南黨沒有委員會，只有毛發命令。
這以後，毛角逐黨內權力的勁頭一發不可收拾，胃口也越來越大。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清共」後，史達林要求中共建立自己的軍隊，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在這種新的形勢下，毛澤東為了抓住槍桿子，建立自己的地盤，增強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實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權，借「秋收暴動」的名義，拐走了當時在長沙附近的三支中共武裝，當上了指揮這些軍隊的「前委」書記，將部隊帶上了井岡山。
上了井岡山後，毛曾多次寫信給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成立一個由他領導的管轄井岡山一帶的特別委員會，但均未獲批准。朱德與毛會師後，毛再次給上海中央寫信。不等中央答覆，毛就指定代表，召開「代表大會」，自己當上了書記。
不久，毛要黨授權的信，從上海千里迢迢送到莫斯科，在6月26日遞上了史達林的辦公桌。史達林看好毛，毛有軍隊，有根據地，又是老黨員，在中國知名度也最高。於是，毛的要求被滿足。11月，中央的通知到達，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書記，管轄朱毛紅軍。「前委」之下組織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書記。但不久，在政府軍緊追不捨的險境中，毛就急不可待地發動了對朱德的權力鬥爭，取消了以朱德為書記的軍事委員會，剝奪了朱德的軍事指揮權，把 一切權力都集中到了自己手裏。
毛的專制獨裁，使他在紅軍中很不得人心。結果，沒多久，1929年6月22日，朱毛紅軍的黨代表們在福建龍岩舉行大會，辯論朱毛問題，並投票選舉。會上，毛被選掉前委書記，由陳毅接任，朱德重獲軍事指揮權。毛曾威脅說，「若你們來武裝解散前委，我有一個班的兵力，還可以抵擋。」
8月21日，根據莫斯科駐華代表的指示，在上海負責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給朱毛紅軍寫了封信，決定重新起用毛，接到信後，朱德服從了。毛留下朱德當名義上的最高指揮官，部隊也繼續叫朱毛紅軍。俄羅斯檔案記載，1931年2月，朱德對軍事指揮官發脾氣時說，他不過是「毛手裏的玩物，沒有任何權，毛只是耍他。」
1930年初，莫斯科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統一組編紅軍，彭德懷率領的部隊此時已發展到一萬五千人，與朱毛紅軍相等，彭被編為與朱毛平行的一個軍。
毛澤東一心要把彭的部隊抓過來，但彭軍遠在幾百公里之外，他鞭長莫及。恰好此時上海中央命令毛打南昌，給他創造了兼併彭德懷的機會，因為彭德懷剛於7月25日奇襲打下長沙，離南昌不遠。
8月19日，毛給上海中央寫信說，彭的形勢十分危險，他決定放棄打南昌到長沙去「援助」彭。彭接到消息說毛朝著他來了，派人告訴毛，他不需要援助。但毛是推不掉的，反過來要彭去配合他打介於南昌、長沙之間的永和市。彭只得率部前往。
彭軍到達永和的當天，8月23日，毛立即宣佈兩軍年合併，成立第一方面軍，毛自己當總頭目（總前委書記、總政委），朱德任總司令，彭德懷僅僅是副總司令。為了得到批准，毛第二天函告上海中央，兩軍的合併是為了再打長沙。當時，朱德和彭德懷都反對再打長沙，但毛堅持要打，因為如果不打，他就沒有理由要上海中央同意他與彭合併，把彭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毛利用二打長沙，全國報紙會大登特登的機會，把本來只統領一個軍的自己，吹成全國紅軍及根據地的領袖。8月23日圍城開始那天，毛通電宣佈成立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指揮全國的紅軍和地方政權。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為了向中共表示他希望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誠意，在紅軍岌岌可危之際，停止了第三次圍剿，調走了軍隊。中共於是得以乘民族之危擴張，在1931年11月7日，建立了一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莫斯科指定毛為這個國中之國的首腦，相當於「總統」，還按蘇聯規矩給他戴上一頂非中國習慣的頭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同時又是「總理」：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這些職務宣佈的當晚，一個親信來看毛，向毛道喜，一進門他就喊，「毛主席！」毛說，「你改口真快，是第一個。」就是從這個人的嘴裏，第一次吐出了今天世界語匯中一個盡人皆知的詞：毛主席。
國中之國成立前後，毛身邊來了一批由蘇聯培訓的中共高官。毛在他們面前依然擺出獨裁作風，這些人不吃他那一套。周恩來剛來時，一次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毛照舊拿出主持人的架式，在座的人請他讓位，由周主持。
1932年5月，毛伸手要權，提出在紅軍中設立總政治委員，由他擔任。7月25日，周恩來答應了他的要求。
1932年夏，蔣介石首先集中兵力進攻中央蘇區以北的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據地。莫斯科指示所有紅軍協力支援這兩個紅區。毛的任務是率領中央蘇區的紅軍北上進攻若干城鎮，以牽制一部份政府軍。毛遵命攻擊了幾個地方，但一遇強敵就停下來。中央要求毛積極出擊，「呼應配合」，毛則保持觀望，按兵不動。
蔣把紅軍趕出鄂豫皖和湘鄂西之際，下一個目標輪到中央蘇區。莫斯科的戰略是迎頭反擊，但毛再次拒絕執行，堅持要「分散」部隊，躲避蔣軍。
10月初，一次緊急會議在寧都召開，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中央蘇區的八個領導人都出席了，大家一致指責毛不服從命令，擅自行動，犯了「不尊重黨的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與會者開展了從未有過的兩條路線鬥爭。在上海的中共領導博古等人，給寧都會議發電報，稱毛的行為「不可容忍」，再不能讓毛指揮紅軍，甚至建議開除毛的黨籍。結果，寧都會議撤掉了毛的紅軍總政委職務，由周恩來接任。到了1934年初，毛又丟了蘇區政府「總理」的職位。
長征初期，失寵的毛一直忙著分化中央，爭取同謀的活動，特別力爭兩個他從前並不喜歡的人。一個是綽號「紅色教授」的王稼祥，一個是接任他「總理」職位的張聞天。毛跟這兩個人早先都幹過仗，現在他竭力拉攏他們，因為他倆都對一把手博古心懷不滿。於是，以毛為首，這三個人聚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反對李德、博古的「三人集團」。
這個「三人集團」一塊兒行軍，謀劃著怎樣奪權。路窄時一前一後，路寬時並排抬著，讓他們的頭湊在一起好說話。「三人集團」決定，他們的目標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軍權給毛，黨權給張聞天，三人中唯一的書記處書記王稼祥，則從政治局候補委員晉升為正式委員。三人的位置都安排好了，他們就要求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蘇區為什麼垮臺。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政治局委員跟軍事領導人等二十來人，在貴州北部的遵義城開會。會上，毛等三人把中央蘇區垮臺的責任都推到博古和李德身上。
中共黨史稱這次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軍隊的領袖地位，其實會上毛既沒有成為黨的領袖，也沒有被授予軍隊的領導權。不過，毛在這次會議上也獲得了成敗攸關的的突破：他終於進入了中共的決策核心「書記處」。遵義會議一結束，毛就左右書記處做出決定：「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開過三星期後，毛跟張聞天結夥用陰謀手段讓張取代博古當上了中共的第一號人物。從此，毛當上了張聞天的幕後操縱人。不久，毛又用權謀搞了個「三人團」，由他和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使他從此在軍事指揮上與周恩來平起平坐。
二
抗戰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機，凡是有點愛國心的人，無不把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毛此時的所思所想、一切所為仍是為了兩個字：權力。
嘴巴上毛把抗戰的口號喊得比誰都響，還動不動就指責國民黨消極抗日，其實當年真正消極抗日的根本就不是國民黨，恰恰是毛自己和他領導下的中共。藉著抗戰這個千載難逢的契機，他一方面在背地裏積極擴充中共的勢力範圍，不斷與國民黨搞摩擦，為抗戰勝利後與蔣介石爭奪國家統治權做準備。另一面則玩弄權術，清除異己，逐步建立和鞏固了在中共黨內的個人獨裁。就像《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作者所描述的那樣，抗戰期間的毛，「打政敵，打蔣介石，不打日本」。
與日本的全面戰爭打響之後，史達林命令中共積極參戰，嚴厲告訴中共不跟國民黨合作不行，不能給蔣介石任何藉口不抗日。中共的將士們也滿懷熱情要打日本，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也想積極抗日。但毛澤東卻不這樣想，他不把中日戰爭看作是中國抗擊日本，而是三國逐鹿，如他多年後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所說：「蔣、日、我，三國志。」在他看來，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蔣介石的大好機會。生前，他多次說過，我們（中共）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民黨）共（產黨）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訪華時，曾為日軍當年的侵華罪行道歉，毛卻說：「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
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毛的戰略就是把蘇聯軍隊拉進中國，為他打江山。在這一天到來前，他竭力擴大中共軍隊的地盤。與日本開戰後，毛堅持紅軍不打正面戰場的戰鬥，只在側面做遊擊隊協助，蔣介石同意了。其實毛連側面襲擊也不想做，他命令指揮官們等日本軍隊擊潰國民黨軍繼續往前推進時，在日軍後方佔領土地。毛還命令他的部隊乘日本人前進的東風大力收編潰散的國民黨軍隊。總之，毛的主意是乘日本人前進的東風擴軍占地，「讓日本人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
毛不斷地給指揮官們發電報說，「要以創造根據地為主」，「而不是集中打仗為主」。日軍席捲過山西時，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創立我們的根據地。」
毛的政策引起了中共將領的不滿，他們想打日本。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打響了它抗日的第一槍——平型關戰役。雖然這是場小仗，打的也不是戰鬥部隊，但畢竟是共產黨軍隊首次（在東北以外）擊斃日本人。要是依了毛，這一仗根本打不起來。林彪1941年在蘇聯治療槍傷時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在日本軍隊跟國民黨軍隊開戰時，我不止一次請求中央同意出擊日軍。但沒有接到任何答覆，我只好自作主張打了平型關那一仗。」
毛反對打這一仗，認為打是「幫了蔣介石的忙」，無助於擴張共產黨的地盤。但公開場合，為了宣傳，毛又把平型關之戰誇張成一場巨大的勝利，以此證明中共比國民黨更熱衷抗日。
除平型關戰役之外，八路軍還打了幾場小仗，都是做國民黨軍隊的幫手。這個過程中，毛不斷制肘，要八路軍集中精力佔領地盤。
1940年5月，抗戰到了緊急關頭，蔣介石和中國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為了幫蔣介石減輕些壓力，把民族利益置於一黨利益之上的彭德懷準備發動一場大規模的破路戰役，取名為「百團大戰」。7月22日，他命令八路軍準備於8月10日起事，並把計畫兩次電報給毛。毛沒有回答，毛慣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電毛仍無回音，就不再等，下令8月20日動手。
「百團大戰」是抗戰時期中共打的唯一一次大戰，使得日軍不得不把進攻蔣介石的一個師調回來，暫停奪取通向華南的兩條鐵路，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士氣，因而贏得了國人的一片好評。但毛的反應卻截然相反。他憤怒至極，一方面是八路軍因此遭受了日軍的沉重打擊，更重要的是他覺得「百團大戰」減少了蔣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影響了他與蔣爭權的戰略計畫。為此，它成了彭德懷在以後的歲月裏挨整的一大罪名。
在1938年下半年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第一次明確告訴中央全會，蔣介石始終是敵人。中共現在就要準備打倒蔣介石，武裝奪取政權，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張旗鼓地在敵後發展，必要時堅決打國民黨軍隊。
毛為打內戰開綠燈後，中共軍隊放開手來在敵後與國民黨爭奪地盤，屢占上風。到1940年1月，八路軍從抗戰開始時的四萬八千人發展到二十四萬人。新四軍也翻了三倍，成為三萬人。一個個敵後根據地建立起來，晉察冀擴大到兩千五百萬人口。是年22日，中共給莫斯科的報告說，在內戰中，「勝利一般都是我們的」，「在河北我們殲滅了六千人，山西一萬人。」3月，在史達林的默許下，八路軍集中三四萬兵力，又全殲六千國民黨軍隊，在華北佔據了絕對優勢。10月初，新四軍在黃橋一舉殲滅了一萬一千國民黨軍隊，擊斃兩名將領。
八年抗戰，兩千萬中國人失去了生命，但毛卻把它變成了一個擴充實力，與蔣介石爭權的良機。結果，在這場民族自衛戰中，積極抗戰的國民黨政權被極大地削弱，毛領導的中共則乘機佔領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一百三十萬人的大軍。抗戰開始時，國共軍隊的比例是六十比一，抗戰結束時是三比一。
抗戰期間，毛不但在黨外處心積慮地與蔣介石爭權，而且通過一系列權謀，在黨內如願以償地確立了自己作為老大的地位與名分。
為了貫徹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1937年11月，史達林用飛機把中國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臨走前，史達林召見他說，「現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戰結束後我們再來打內戰。」
大多數中共領導人跟史達林的意見一致。在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這一政策的代表。會議決定八路軍一定要跟蔣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參加的國民政府最高軍事當局的統一領導。毛要八路軍不接受蔣介石的指揮，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史達林的意見，不敢一味堅持。
中共領導人知道毛的真實想法，不願由他繼續做領袖。莫斯科這時要中共開第七次黨代表大會，政治局會議推選在未來「七大」作政治報告的不是毛，而是王明。共產國際的規矩是黨的第一號人物作政治報告，這等於說眾人心目中的領袖是王明，不是毛。
雖然毛這時已是中共實質上的領袖，莫斯科也認可他，但他的身份還沒有固定下來，還沒有個第一把手的名稱。在中共高層人物中，毛也不具備無可爭議的權威。
此時，毛失去了對中共核心「書記處」的控制。王明回國，項英出山，書記處如今九個成員都到齊了，其中五個站在毛的對立面。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項英討厭毛，張國濤仇恨毛，博古跟周恩來也因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代表的政策。另外三個人是張聞天、陳雲、康生。
說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見過史達林，與各國共產黨領袖都是朋友，在克裏姆林宮的場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說他野心勃勃，也是一個無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蘇聯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許多在蘇聯的中共黨員送進監獄，甚至送上刑場。別看他長了張娃娃臉，但這個三十二歲的年輕人氣宇軒昂，充滿自信，自知他的話具有莫斯科的權威，對毛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此後幾十年，毛念念不忘1937年12月，不時念叨王明如何回國奪了他的權。與此成鮮明對比的是，他一次也沒提過當時發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殺」。
南京是12月13日失陷的。蔣介石把長江重鎮武漢作為臨時首都。18日，王明趕去那裏做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博古作他的副手。他們跟蔣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中共軍隊指揮員也到那裏去跟國民黨聯絡會商，一時間武漢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毛後來耿耿於懷地把他當時在延安的地位叫作「留守處」。
在1938年2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大多數人再次支持王明，確認他在即將召開的「七大」作政治報告。政治局決議說，要抗日就必須要「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畫」、「統一作戰行動」，中共軍隊必須「受最高統帥及軍事委員會的統一指揮」。決議還說，「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軍閥及其走狗漢奸託派等才企圖打倒國民黨。」
自西安事變以來，史達林就懷疑毛是「日本奸細」。共產國際內跟毛打過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來。此時，毛的前途危機四伏。
毛這時在莫斯科安插的人是王稼祥。王稼祥在王明回國後當上了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1938年6月，張國濤投靠國民黨，被開除出中共後，毛電召王稼祥返國，目的是帶回一句共產國際對他的地位表態的話。王離蘇之前去見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提起黨內不團結，套出季米特洛夫一句話：有問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隨後，毛利用這句話，消除了來自王明的威脅，鞏固了他的地位。
王稼祥8月底回到延安，毛叫他電召王明等人回延安開中央全會，「聽取共產國際重要指示的傳達」。上一次中央全會還是長征以前開的。四年來，不知有多少「共產國際重要指示」，毛從來沒有召開全會傳達過。當中國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臨時首都武漢遭到日軍進攻的緊急時刻，毛澤東卻要開大會，把中共領導從武漢，軍事將領從戰地統統召回，齊聚遠離抗日戰場的延安。王明質疑這種做法，建議要開會到武漢去開。毛強硬地宣佈，「我就坐鎮清涼山，哪里也不去！」 王稼祥打電報給王明說，服從中央的意見，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
王明只好在9月15日來了。在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話，毛跟著就把在「七大」上以頭號人物作政治報告的身份，從王明那裏奪了過來。王明沒有抵抗。中央全會29日在延安召開，王稼祥向出席者把季米特洛夫的話又重複了一遍，等於向中共高層宣佈莫斯科要毛做他們的領袖。
打倒王明的進程開始了。由於共產國際明令要團結，毛不敢當面整人，怕王明起而反擊。毛故伎重演，把會議拖長，拖到王明等人不得不離開，然後讓他缺席受「審」。當時蔣介石把戰時首都移到重慶，定好10月8日召開國民參政會，王明屆時將去參加。毛等的就是這一天。
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最長的中央全會，開了將近兩個月，不僅武漢陷落，廣州被占，中共在敵後的根據地也受到了大舉圍攻。電報緊急飛來：「此間情況甚緊，望彭德懷會畢速歸。」但毛扣住彭和其他軍事將領不放。
10月底以前，毛的主要對手都等不及了，先後離去：周恩來、項英、博古、王明。他們前腳走，毛後腳就攻擊他們，特別指責王明「聽蔣介石的話」，甚至把長征前蘇區肅反的帳也算在王明頭上，儘管那時他根本就不在蘇區。
國民參政會結束後，毛將王明召回延安，給了他個統戰部部長的職務。這好像是個重要職位，其實實權掌握在毛的人的手上，王明行同軟禁。
1941年到1945年期間，毛又別有用心地發動了「延安整風」，目的之一就是叫整個中共領導層對他匍匐稱臣，使他永遠不再需要莫斯科的認可。
1941年秋，毛召開一系列政治局會議，要所有過去反對過他的人，引起過他不快的人，都卑恭屈膝地譴責自己，唱他的頌歌。大多數人，如張聞天、博古，都乖乖地照辦。周恩來當時在重慶。只有一個人拒絕從命，他就是王明。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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