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檔案】留在大陸民國院士的悲慘結局

【新唐人2013年8月15日訊】【導讀】1948年,國共內戰正酣之際,第一屆院士共81人在烽火硝煙中誕生了。國民政府要遷往台灣了,在那個決定中華民族未來命運的歷史時刻,也決定著這些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精英的人生命運的關鍵時刻,何去何從,他們陷於了痛苦的抉擇之中。傅國湧《1949 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一書,將他們的不同選擇及之後不同命運記錄了下來。

離開大陸的二十二位院士

中研院裡14個單位,成建制遷台的只有管理機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和歷史語言研究所,佔中央研究院14個單位的14%,其餘11個自然科學研究所以及社會學所,全部留在了大陸。至於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灣的10人,去它國的的12人,留在內地的近60人。下面是81名院士名錄,個個赫赫有名:

數理組院士28人:姜立夫,許寶騄,陳省身,華羅庚,蘇步青,吳大猷,吳有訓,李書華,葉企孫,趙忠堯,嚴濟慈,饒毓泰,吳憲,吳學週,莊長恭,曾昭掄,朱家驊,李四光,翁文灝,黃汲清,楊鍾健,謝家榮,竺可楨,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鴻勛,薩本棟。

生物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獻文,貝時璋,秉志,陳楨,童第週,胡先驌,殷宏章,張景鉞,錢崇澍,戴芳瀾,羅宗洛,李宗恩,袁貽瑾,張孝騫,陳克恢,吳定良,汪敬熙,林可勝,湯佩松,馮德培,蔡翹,李先聞,俞大紱,鄧叔群。

人文組院士28人:吳敬恆,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余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傑,王寵惠,週鯁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

去台灣的有李濟、董作賓、袁貽瑾、王世傑、傅斯年、朱家驊、李先聞、王寵惠、凌鴻勛、吳敬恆10人;陳省身、李書華、吳憲、林可勝、汪敬熙、陳克恢、李方桂、趙元任、吳大猷、蕭公權、胡適、薩本棟(1949年1月在美去世)12人遠走海外。

民國政府的「搶救大陸學人」計劃

1948年12月初,國共內戰接近尾聲,戰局對國民政府十分不利。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長的陳雪屏,奉蔣介石之命由南京緊急飛往北平,召集北大清華校長梅貽琦、胡適等教授開會,秘密商討「搶救學人」的實施辦法。與此同時,蔣介石親自指派的飛機也冒著解放軍的砲火飛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待被「搶救者」登機南飛。

「搶救大陸學人」計劃由蔣介石手諭指令傅斯年與朱家驊負責制定,並在具體執行和實施上由傅斯年、陳雪屏與蔣經國三人組成小組,負責具體「搶救」事宜的研究謀劃和具體操作。按照蔣介石的指令,此計劃中以下學人是要必須「搶救」出來經南京送赴台灣的:一是大陸各大專院校的負責首長;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須限令離開大陸的高級知識份子;四是在國內外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等等。於是,一份經傅斯年、陳雪屏和蔣經國三人共同商議擬定的「搶救」的名單很快出爐了,名單上幾乎全是清一色當時國內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份子。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數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份子人各有志,許多人不准備去南京跟蔣介石赴台,而是願意留在大陸。 1948年12月14日,「搶救大陸學人」的飛機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候了兩天時間,才有胡適、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等少數著名教授登機,大部份機艙座位都被空閒著。 12月21日,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也只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等20幾位教授。到達南京後的梅貽琦,當著蔣介石的面為不能多載幾人前來南京而表示惋惜。

據資料統計,當時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擁有81位院士,僅有10位院士跟隨蔣介石去了台灣,12位遠走他國,而有近60位院士選擇繼續在大陸。選擇離開的知識份子是少數,大多數還是選擇留下來。比如,北大文學院長湯用彤就被列為「搶救」名單,但他沒有選擇離開,胡適離開後曾寫信勸其南下,並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依然不為所動。

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決心留下來,胡適邀他同機飛走時被他斷然拒絕。在致胡適的公開信中,陳垣天真地認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地用飛機來接, 我想雖然你和陳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光明,他們在迎接新的社會,我知道新力量已經成長……」

據中國科學院估算,當時散居海外的中國科學家大約有5000餘人,到1956年底有2000餘名科學家陸續返回大陸,但後來的遭遇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的。

選擇留在中國大陸的院士們的命運

當時中國絕大多數知識份子之所以選擇留在大陸,以及後來大批留學歐美的科學家放棄舒適環境和優厚待遇,毅然回國,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這些優秀的中華兒女都滿懷著對這片苦難深重的土地無法自拔地愛,都懷抱著對國計民生地殷切關懷,或是深深眷戀著這片土地,或是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等。但是,促成他們留守大陸或是回國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們對共產黨印象頗好,對共產黨的統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麼這種希望和幻想帶來的後果是什麼呢?

陳寅恪(1890-1969)。一代大師陳寅恪,他學貫中西,通曉十餘種語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稱為「中國最博學之人」。文革開始後,他家被大字報覆蓋,遠望如白色棺材。紅衛兵還把幾個高音喇叭放於其床頭,使雙目失明且患心髒病的他徹底崩潰。 「革命者」見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與強度,將高音喇叭乾脆搬進室內,綁到了陳氏的床頭之上。每當「革命者」呼聲響起,整個陳宅如狂飆突至,風雷激盪。陳氏夫婦未聞幾聲,即感天旋地轉,雙雙心髒病復發,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節後,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中大校園西南區五十號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此時陳寅恪病體衰弱得已不能吃飯,只能進一點湯水之類的「流食」,偶有親友偷偷登門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說不出話,只是眼角不斷有淚流出,望者無不淒然。身處困厄絕望的陳寅恪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但他認為愛妻–幾次被登門的「革命者」亂拳打倒,心髒病日趨嚴重幾乎癱瘓的唐篔,可能將先於自己命赴黃泉,悲涼無助中,夫妻相對而泣。奄奄一息的陳寅恪憐夫人之悲苦,嘆命運之不公,心懷無盡的怨憤與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後一曲輓歌《挽曉瑩》: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氣脈已竭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代。陳寅恪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於淒風苦雨中溘然長逝。一個月後的11月21日,唐篔撒手人寰,追隨陳寅恪而去。

曾昭掄(1899-1967)。曾國藩侄重孫,與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國知名學者,1949年兩人滯留於香港,蔣介石欲搶救二人去台灣,兩人斷然拒絕,歸來報國。文革時紅衛兵將俞大絪教授上衣剝除,用皮帶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憤難抑,是夜仰藥自盡。 4個月後曾昭掄也被含冤折磨死。

葉企孫(1898-1977).著名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春,北平解放,出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 「文革」中因為他的學生熊大縝的冤案,身陷囹圄,遭到迫害,1977年1月悲慘死去。

吳宓(1894-1978)。 1948年人文組院士,文革中,一次批判大會上,已經72歲的大師吳宓被勒令下跪,跪了兩個多小時。批鬥會結束後,有人偷偷問他身體可吃得消,他說「跪著比站著好些」。以種種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勞改,受盡苦難。 76歲的老人幹不動重活,還被架上高台示眾,頭暈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來跌斷左腿。之後又 遭斷水斷飯之折磨。腿傷稍好,即令打掃廁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內障嚴重,就只好讓他回重慶養病。批林批孔時,吳宓不肯批判孔子,說「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並說「寧願殺頭也不批孔」,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1977年吳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讓其胞妹吳須曼領回陝西老家,終於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顧和溫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終年84歲。

饒毓泰(1891-1968)。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之一,1948年當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拒絕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灣的專機,繼續在北京大學任教,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擊和迫害,飽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階級隊伍」時,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1號上吊自殺身亡。

謝家榮(1898-1966)。地質礦床學家、地質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國科學院第一批學部委員。 1957年-1966年,被打成右派,文革開始即因是反動學術權威而受批鬥打擊。因不甘屈辱,夫妻雙雙飲恨自殺。

翁文灝(1889-1971)。中華民國政治人物,著名學者,輔仁大學教授,是中國最早期的地質學家之一。 1948年更曾任擔行政院長,不過在任期間推出金圓券,引起金融混亂和惡性通脹,聲名大壞而下台,1948年12月被中共列為第12號戰犯。 1951年從歐洲回到中國內地,後來在大陸曾經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1971年病逝北京。

錢端升(1900-1990)。一度身為民國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在無數次國民參政會會議上,錢端升曾與張奚若、羅隆基、周炳琳一道,成為蔣介石最害怕起立質詢的參政員。當時的報紙稱,「這四位教授,雖然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都痛恨腐敗、獨裁,力爭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縱然蔣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的總司令,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斂。」 1949年後,作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30名「典範」,錢端升於1951年發表了《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檢討,後被打成右派。 1972年,好友費正清訪華,提出想與老友錢端升敘舊。在賓館客房裡,錢端升閉口不談自己這些年的經歷,即使單獨聊天時,依舊用一種「加強式」的語氣強調「中國將在今後5000年內遵循馬克思主義!」 在「幾近空白的30多年中」,錢端升心裡究竟在想些什麼沒人知道了。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夥人以紅衛兵的名義擠占,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擠在舊宅的一部分裡, 也從未有人聽到錢端升一句抱怨。

胡思杜,胡適幼子。北京淪陷前夕,蔣介石派專機接胡適,胡思杜不願隨行,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他們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1950年,胡思杜發表《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罵胡適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 1957年,胡思杜被劃為右派,「畏罪上吊自殺」。胡適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劉盼遂,北師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學專家、古典文獻學家、語言學家。 1925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師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 1928年畢業後執教於北京女師、清華大學、燕京、輔仁大學。 46年起任北師大教授。 1966年8月被紅衛兵打死。

王榮璸,潛艇專家、船舶工程專家,第一代潛艇研發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國學習,1949年積極參加「反搬運反疏散反破壞」鬥爭,留住了許多本想前往台灣的技術人員,1969年被打為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美蘇雙重特務,關入牛棚,遭殘酷批鬥和抄家。 1938年冒生命危險從德國帶回國的潛艇資料底片也被抄走遺失。

豐子愷,漫畫大師,於1975年9月15日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黑畫家」,遭嚴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一畫,被認為是歡迎蔣反攻大陸。 「好風」者,好消息也。 《砲彈作花瓶,人世無戰爭》本倡導和平,結果被認為是迎合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需要。

蕭光琰,化學家。中國最早從事石油化學研究的科學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國,讀了博士並工作。 1949年,他花幾千美元購買翻印器材,花一年時間蒐集、翻印和整理他認為祖國需要的資料,然後幾經波折回到國內,在文革中被關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歲的女兒 自殺。

董鐵寶,力學家、計算數學家,中國計算機研製和斷裂力學研究的先驅之一。抗日時曾冒著日軍轟炸參加搶修滇緬公路橋樑,1945年赴美獲博士學位,後參與第一代電子計算機eniac的設計編程。 1956年放棄一切,繞道歐洲,花費三個月輾轉回國,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階運動中被指控為特務,隔離審查,上吊身亡。

周壽憲,1951年26歲時在美國獲博士學位,並留美從事研究工作,1955年沖破阻撓回國,任職於清華,參與籌建計算機專業,是中國計算機科學的創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鯉魚洲清華五七幹校,被長期摧殘後患上精神病,但軍宣隊員說他是裝的,常拳打腳踢謾罵侮辱,後因病情嚴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樓自殺。

虞光裕,中國航空科學元勳,曾在美國和英國飛機工廠從事設計工作。 1949年拒絕赴台,輾轉香港和南朝鮮,歷時三個月艱難回國。 1956年成功主持研製中國第一台噴氣發動機,並主持建設中國第一個航空發動機試驗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車間勞改,拆卸舊鍋爐時被跌落的通風管道砸死。

錢晉,1944年畢業於北大,領導研製成功多種高級炸藥、塑料粘結炸藥,為兩彈一星的研製作出巨大貢獻。文革時被打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虛烏有的「國民黨西北派遣軍」問題。當時有兩個口號:「會英文的就是美國特務,會俄文的就是蘇聯特務」,錢晉拒不承認自己是特務,結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學家,書法家,詞學造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詞宗」稱譽,任教於中大。 1957年被打為右派,文革遭批鬥,多年文稿被燒毀,其子曾每天偷藏幾張手稿帶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數心血。 1967年4月淋巴癌復發,醫院不肯醫治,淒涼離世,家人隨後被中大趕至集體宿舍居住,其兩室藏書後被賤賣。

董堅毅,哈佛大學博士,52年回國,55年支援大西北。 57年被定為右派送夾邊溝勞教。 60年飢荒襲來,董亦不能倖免。其妻顧曉穎(也為留美生)來探視, 待尋得其遺體時,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僅剩頭顱掛在骨架之上。夾邊溝勞教人員2800多人,餓死2100多人,死難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綿延兩公里。

原題目:81位民國院士60人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命運 有刪節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相關文章
評論
新版即將上線。評論功能暫時關閉。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