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7日訊】（新唐人記者田飛綜合報導）「利益集團」阻礙中國的改革發展在中國學術界甚至老百姓眼中早已形成共識。而中共高層在近年來也多次提出「利益集團」阻礙改革的說法，不過這些公開場合對「利益集團」論述都是點到為止，並沒有捅破「窗戶紙」，指出究竟誰是「利益集團」的一員。
近期，有大陸媒體轉載了一些學者對中國「利益提團」分析的論述，總結出「利益集團」具有以下一些特徵：一是群體的狹隘性；二是形態的模糊性；三是獲利的非正常；四是集體行為的表面合法性；五是利益的排他性；六是權力的至上性。
前三點意思比較明確。第四點說的是，利益集團在維護或獲取他們特有的共同利益時，一般是通過對組織、制度、政策進行影響、干預，故其一切活動都有法律、制度層面的「形式合理性」，併為了顯示這種合法性，往往將小集團的利益置換成社會的共同利益。第五點說的是，由於社會總體資源有限，利益集團只熱衷於在集團內部分配和共享權力與利益，排斥其他社會成員的介入和分享。第六點說的是，利益集團以權力為核心，按照權力的大小和親疏遠近來分配和佔有社會的公共資源與利益。
中共官方智囊、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委員會副會長王玉凱將中國的強勢「利益集團」劃分為權貴利益、壟斷利益以及地產資源利益集團。
有學者則把中國目前的利益集團分為以下七類。
一、中共中央部委特別是有很大審批和管制權的部門
中國是一個集權制國家，社會的權力集中到政府。但政府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真正負責管理的是政府的各個組成部門。所以，集中到政府的的權力其實被分割到各個部門，而部門的權力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和具體操作者手中。由於這些年來強調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與社會管理，在這一名義下，中共中央各部門特別是直接負有宏觀調控和社會管理之責的部門，管制權和資源配置權越來越大，他們在對經濟的調控和社會管理中形成了獨特的部門和個人利益，尋租和腐敗充斥其中。
二、中共地方政府及其相關官員
地方尤其是省以下的各級中共地方政府，沒有任何制約。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特別是黨政領導，在招商引資、城市化、土地買賣、房地產發展等體現地方政府政績和利益的活動中，把自己掌握的公權力市場化，通過各種途徑設租、尋租，輕易獲得超常規利益。
三、國有壟斷企業及其高管
中共對經濟的主導主要是通過國企尤其是央企體現出來的。央企和重要的地方國企憑藉國家和地方賦予的政治特權、經濟特權與金融特權，獲取政治租金及超額利潤。它們對重要公共資源的佔用和支配權，把本應歸社會共享的成果變成企業利益，還利用對公權力的影響力，使政策向自身傾斜。
它們千方百計不讓其它社會資本進入，甚至就業也只對本企業或行業的子女開放。因此，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甚至世襲的、阻礙收入公平分配的利益群體。
四、跨國資本及其國內代理人
跨國資本之所以能在中國市場受益巨大，原因之一是有一個為自身利益而出賣國家利益的「洋買辦」，他們主要是由一些「官二代」、「官三代」組成，早年通過官倒或價格雙軌制起家，後來多數在國外金融財團、中外合資的金融企業、跨國公司等任職，通過與國內高層的親朋關係，充當外國機構的代理。改革開放前這些高層保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現在他們同時取得了經濟上的支配地位，權力與資本結合，也就改變著自身的性質：權力依靠資本自肥，而會主動為資本服務;資本利用權力，直到直接掌握權力。「洋買辦」近年在國內資本市場攻城略地，他們是國企改革和國內資本增值的主要分肥者。
五、房地產開發商
在近年房價的瘋狂上漲中，開發商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食利者角色。房地產是一個與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緊密結合的行業。無論從地方財稅、GDP增長還是就業來看，房地產在多數地方都是支柱產業，沒有房地產提供的財稅和土地收入，一些地方政府恐怕連生存都成問題。正因為此，開發商也就有挾持政府的力量。在國家的多次房地產調控中，房地產商都聯手上書，改變國家調控的方向和內容。因而，房地產也是尋租和腐敗發生最多的領域之一，很多政府官員都倒在房地產上。另外，房地產也成了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產生了國內最多的富豪。
六、大的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
他們是目前富豪榜的主要成員。在他們的發跡過程中，少不了尋求政治權力的庇護。權力和資本的結合不分性質，只問大小。資本在做大后，很少沒有與權力結合的，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權力主導市場的社會，用錢來換取安全和更多發展的資源與機會，就成了很多民營企業家的必然選擇。
七、依附於上述各類利益集團之上的部分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
專家學者掌握著知識資源和專業權力，包括輿論和話語權力，他們通過為其他利益集團提供服務的方式，主要是提供理論的指導，政策的諮詢，以及對財富「合法性」的論證等來進行利益輸送。比如，一些經濟學者、法學專家、行業協會領導以及媒體高層，與政府和資本的關係非常密切，成為後者的座上賓，他們往往身兼多個政府和企業的顧問，在多家上市公司中任獨董，以自己的影響力為這些政府部門和企業遊說謀利;一些專家學者受雇於政府和企業，包括跨國公司，在他們的資助下從事研究，名為其提供政策諮詢，實是他們想藉助專家學者的研究影響國家決策;一些媒體充當政府和資本的喉舌。更有一些專家學者(主要是某些名家)與中共政府官員、企業高官，組成某些排他性的小團體，結成隱秘的利益聯盟。
《自由亞洲電台》的伊川評論指出，這個損害中國公共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根源正是中國共產黨。一黨獨大、一黨獨裁、一黨專政的政權結構，正是建構「特殊利益集團」的最大溫床、最大的制度性因素。也正是中共自身，成為了中國大陸社會中享有最大特權、霸佔最多社會資源、 從而摧毀社會正義和社會公平的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團」。
而時事評論員酈劍鋒則認為，中共現在有「四怕」：怕改革損害自身利益（經濟的或政治的）；怕人民參与（所以總強調「頂層設計」）；怕非法政權不穩不保；怕真相曝光被清算。所以，真正不願繼續改革的，阻撓改革的，摸石頭不想過河的非中共莫屬。是中共自己千方百計給改革設立路障，劃定各種「禁區」，成為改革的絆腳石。中共是改革的最大「釘子戶」。
因此，中共才是最終阻礙改革和破壞中國進步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集邪惡於一身，掌握了中國社會的一切，僅此而已。中國要發展，人民要幸福，唯有結束中共統治，否則都是空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