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4日訊】 9．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此乃中共的一貫說法。但近年來歷史學者關於長征歷史研究的成果表明，事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根據現有材料和學者何方等人的研究，遵義會議是中共長征逃亡途中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是檢討博古、周恩來、李德在領導長征中的軍事路線錯誤。那時領導中央紅軍長征的是所謂「三人團」（總書記博古、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和共產國際代表李德）。會上由博古作關於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政治局常委張聞天作「反報告」，對「三人團」的軍事路線錯誤提出系統批判，並接受會議委託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案》。會上改組了政治局常委，由張聞天取代博古任總書記；經張聞天、王稼祥提議，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取消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由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後成立的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軍事小組，周恩來任組長。
可見，在遵義會議上，雖然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但由於他並未代替博古任總書記（負總責），所以首先在組織上就不能算是新領導集體中的首要人物。如果會議情況確實像後來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出來領導，那為什麼不推舉他接任總書記，反而推舉張聞天呢？總之，遵義會議並沒有確立毛澤東對中共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遵義會議及其以後一個時期，毛澤東作為這一集體的一員起了重要作用，但並未成為核心。而且，根據何方等專家的研究考證，在遵義會議後長時期裏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的是張聞天，實施對全黨組織領導的是張聞天，從政治領導和決策過程看也是張聞天為首，代表中央和以中央名義行事的還是張聞天。確立起毛澤東在中央和黨內的領導地位，起碼也是三四年以後的事，至於遵義會議則連開始過渡都談不上。
有一種說法也是明顯站不住腳的，即: 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發言時「全力推舉毛澤東同志為我黨我軍領袖」。「他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 如果屬實，那會議起碼也會推舉毛澤東代替周恩來任軍委書記，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軍事小組時也會以他為組長，而不會是周恩來。既然連國際顧問都可以讓其靠邊，總書記都可以更換，改變軍事領導首長是更不會有什麼困難的，周恩來本人也一定會力辭。然而這一切卻都並未出現，可見長期以來流傳的那些說法是多麼得不可靠。
已經披露於世的「鄧穎超日記」中記載的周恩來臨終前關於遵義會議的談話，也明確否定了中共歷來的說法。1975年11月15日，周恩來對鄧穎超說：「我想在生命最後時期，還是要自我反思、檢討、澄清若干事件。儘管是晚了，但總不能讓其錯、假繼續下去。歷史誰也篡改不了。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是確立了張聞天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捩點，要把歪曲的歷史更正過來，好在當年參加會議的同志還在。」
10．紅軍飛奪瀘定橋
大渡河位於四川的中西部時，面臨天塹。陡峭的山谷中，五月下旬時激流奔騰咆哮，漩渦密佈，河床佈滿尖利的岩石，使涉水無法想像。河上只有一座橋，叫瀘定橋，建於十八世紀初葉，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這是一座雄偉的吊橋，全長一百零一公尺，寬兩公尺多，十三根粗大的鐵索連接東西兩岸，九根作橋底，每兩根相距一尺左右，上面鋪著木板做橋面。
中共多年來一直宣稱，長征途中他們領導的紅軍曾在大渡河演出了一幕「飛奪瀘定橋」的英雄壯舉。
故事是這樣的：1935年5月26日上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作出了奪取瀘定橋的決定。接令後「紅四團」晝夜兼行240華里山路，於29日晨出其不意地出現在瀘定橋西岸並與守軍交火。當時百餘米的瀘定橋已被守軍拆去了約八十餘米的橋板，並以機槍、炮兵各一連於東橋頭高地組成密集火力，嚴密封鎖了瀘定橋橋面。中午，「紅四團」在沙壩天主教堂內召開全團幹部會議，進行戰鬥動員，組織了由連長廖大珠、指導員王海雲率領的23名奪橋突擊隊。下午四點，23名勇士身掛衝鋒槍，背插馬刀，腰纏十來顆手榴彈，冒著槍林彈雨，爬著光溜溜的鐵索鏈向東橋頭猛撲。三名戰士在王友才的率領下，緊跟在後，背著槍，一手抱木板，一手抓著鐵鏈，邊前進邊鋪橋板。當勇士們爬到橋中間時，守軍在東橋頭放起大火、妄圖以烈火阻擊紅軍奪橋。勇士們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烈焰，高喊「同志們，這是勝利的最後關頭，鼓足勇氣，沖過去!莫怕火，沖呀!敵人垮了，沖呀!」廖大珠一躍而起踏上橋板，撲向東橋頭，勇士們緊跟著也沖了上來，抽出馬刀，與守軍展開白刃戰。此時政委楊成武率領隊伍沖過東橋頭，打退了守軍的反撲，佔領了瀘定城，迅速撲滅了橋頭大火。整個戰鬥僅用了兩個小時，便奇絕驚險地飛奪了瀘定橋，粉碎了蔣介石南追北堵欲借助大渡河天險把紅軍變成第二個石達開的美夢。
這個「飛奪瀘定橋」的故事，堪稱是後來中共長征英雄史詩的代表作。但據張戎女士考證，這故事純粹是憑空編造的。
張女士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第十三章中寫到：
「其實，在瀘定橋根本沒有戰鬥。紅軍5月29日到達時，瀘定橋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從國民黨軍隊的大量來往電報、部署可以看出，長征故事中說的守橋的國民黨二十四軍第四旅李全山團，其實並不駐屯瀘定城，而在遠處的化林坪一帶。駐紮瀘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長是余松琳。紅軍到來前夕，該旅就離開了，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當時國民黨無數通訊記錄，沒有一份講在瀘定橋打了仗，只提到紅軍在去瀘定橋的路上，和離開瀘定橋之後，有幾次小型遭遇戰。
紅軍先頭部隊到達橋邊時，指揮部設在離橋不遠的天主教堂裏，向河對岸已無國民黨軍的瀘定城打炮。當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婦女家裏開豆腐花店，就在紅軍所在的橋邊，紅軍還住在她家。1997年這位婦女已經93歲高齡，但頭腦十分清晰，她對我們講紅軍「陰一炮，陽一炮地打過去」，然後「慢慢過完橋」，過橋時「沒有打」。
有的木板是被損害，可能有拆去的。93歲的老太太記得紅軍來借老百姓的木板去鋪橋，有的人家交出了寶貴的棺材蓋子，隊伍過完後，老百姓各自去認領。瀘定橋只有一次剩下光溜溜的鐵鏈，那是中共政權拍宣傳長征的電影《萬水千山》時。
過橋時紅軍沒有一人傷亡。首批過橋的22名戰士，在6月2日過橋後，每人得了一套列寧裝、一支鋼筆、一個碗和二雙筷子。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受傷。
其他紅軍過橋時也沒有傷亡。周恩來的警衛員描述周聽說有一匹馬掉在河裏淹死了很著急，問過橋的指揮宮楊成武：人員有沒有受損失？，當聽說沒有時，周又問：‘一個都沒有？’答覆是：‘一個都沒有。’
國民黨部隊再無能，憑藉天險優勢，也不至於讓紅軍毫無傷亡吧。
‘飛奪瀘定橋’純系虛構。鄧小平在1982年對美國總統卡特 (JimmyCarter)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列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親口說：‘這只是為了宣傳，我們需要表現我們軍隊的戰鬥精神。’」
無獨有偶，網路上流傳的《紅軍飛奪瀘定橋——彌天大謊》一文也印證了張戎女士的考證。以下就是這篇文章的全文：
「2001年5月，我們一行5人去四川康定旅遊，經過瀘定城，少不了要去參觀瀘定橋。第一天下午5點抵達瀘定，找到了一個在瀘定打工已半年的堂弟。吃過晚飯後，我們就迫不急待地想去參觀瀘定橋。但堂弟說橋頭堡已經關門了，等第二天再去。只好先去參觀瀘定橋紀念館。在紀念館內，我們首先看到的是《紅軍飛奪瀘定橋簡介》。內容大意是：1935年，紅軍先頭部隊的一個連抵達瀘定，由連長楊德志帶領22勇士飛奪瀘定橋。簡介中沒有具體記載任何一名勇士的姓名和身份。看完後我有些忿忿不平地對丈夫說：‘紅軍冒著槍林彈雨飛奪瀘定橋，怎麼一個勇士的名字都不記錄呢？’同時令我們不解的是，六十年代我們讀書時，教科書上寫的是十八勇士，怎麼紀念館裏的是22勇士呢？我又到別的地方參觀去了。這時堂弟對我丈夫說：‘大哥，據當地的老年人講，根本沒有飛奪瀘定橋這回事。’我丈夫聽了沒往心裏去，或許壓根不相信這種說法吧。當時也沒告訴我。
第二天參觀完瀘定橋後，我們在一家餐館吃午飯。其間，一位老者從我身邊經過進裏屋去了，看起來年齡很大，但精神矍鑠。我問老闆那是什麼人，老闆說是他的父親，90多歲了。我想老人家一定親眼見過紅軍飛奪瀘定橋。老大爺進屋不到一分鐘又出來了，我趕快問：‘大爺，您看見過紅軍飛奪瀘定橋沒有？’。他邊走邊扭過頭來對著我大聲嚷道：‘沒得意思的（沒意義），沒得意思的！’。我以為他沒聽清我問的啥，等他坐在屋簷下喝茶時，我們挨著他坐下來，又問：‘大爺，請您講一下當年紅軍是怎樣飛奪瀘定橋的，行嗎？’大爺非常生氣地說：‘打哪個嘛（打誰嘛）！人都跑光了，打哪個嘛！’。說完就氣乎乎地喝他的茶，也不理我們。我一下沒回過神來，這是怎麼回事呢？於是我試探著問：‘大爺，當年紅軍來的時候，橋板撬掉沒有？’這時大爺才回答說：‘橋板是撬了的。當年紅軍來的時候，瀘定已是一座空城。老百姓聽說共匪要來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跑了。國民黨的軍隊落在紅軍一百多公里之外。當時守瀘定橋的是一個民團。民團是守橋的，而不是對付紅軍的。康熙年間修好瀘定橋後就一直有民團守橋，因為瀘定是通往西藏的要道。紅軍的先頭部隊來到橋對面時，民團向橋對面胡亂放了一陣槍後就跑了。紅軍沒有還槍，他們跑了一天一夜，倒在河灘上就睡著了。等到大部隊來了後，把老鄉的門板取了兩個換搭著過橋，然後用城裏的門板把橋鋪滿。紅軍是排著隊過的橋，隊伍過完後就放火把橋頭堡燒了，說是為了阻擋國軍的追擊。紅軍另一支隊伍從安順場過河後，沿公路向瀘定城來了，先派來了一個探子，然後來了兩個探子，後來又來了三個探子，最後大隊伍就來了’。講完後，大爺用質問的口吻說：‘好久（哪裏）打過仗嘛？！’
聽完大爺講述，我們同行的一個小夥子馬上說：‘我上黨校時，有一節黨史課講《飛奪瀘定橋》。老師走上講臺，把教科書往桌上一摔說，不看這些，我們講點真實的歷史，飛奪瀘定橋—沒有這回事…’回家後，我碰到一位曾在瀘定工作多年的老鄉，問她是否聽說過飛奪瀘定橋是假的。她很小心地一邊擠眼暗示，一邊小聲應道：‘哎呀，是的，是的。’一個參加過中越戰爭的親戚，聽我講了這件事後，約了戰友專程去瀘定考證。回來後對我說，他們在瀘定橋的兩頭仔仔細細查看過，的確沒有打過仗的痕跡。
瀘定之行，令我非常震驚。我時常在思考，共產黨到底還製造了多少彌天大謊？‘飛奪瀘定橋’本是一個荒唐的騙局，卻冠冕堂皇地寫進了教科書、黨史，甚至拍成電影和電視劇。我們這代人被欺騙了幾十年，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還在繼續被愚弄。謊話已經編導得更‘完善了’，當今教科書中的瀘定勇士名額已調整到與紀念館中的相一致。我很擔心歷史的真相會隨著老一輩見證人的離去而消逝，所以，今天借大紀元一角將它記載。」
與「飛奪瀘定橋」相類似的長征神話還有「強渡大渡河」與「突破天險臘子口」等。
根據張女士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的考證，大渡河渡口寬闊，沒有遮掩，紅軍渡了整整一個星期，在國民黨偵察機的眼皮底下，但同樣無一傷亡。
1946年，一個英國記者問彭德懷過大渡河的事。彭委婉地說，「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也記不清了。我們過了那麼多河——金沙江、湘江、烏江、長江—–我記不清了，我記得有人掉在河裏。」他對戰鬥或橋起火之事不置一詞。有三個人命喪此橋，朱德夫人和張女士訪問的93歲老人都說是紅軍修橋時，年久失修的橋板突然折斷，他們失足掉下去的。
而在叫臘子口的山隘處，其實只發生過一場小小的遭遇戰，參與的只有十來個人。據紅軍軍事顧問李德說，「」除了幾個放冷槍的以外，這一戰沒有敵人。」
11．「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導致了「西路軍」的覆滅
1936年，毛澤東下令由到達延安的紅四方面軍所部組成的「西路軍」打開通往蘇聯的通道，即進攻甘肅、新疆。次年，西路軍主力在甘肅一帶被蔣介石軍隊圍殲，全軍覆沒，同時還遭到以驃悍的回民為主體的「馬家軍」的圍殲，不但兩萬精銳之師埋骨黃沙，還有大批女兵被姦殺和淪為乞丐，情形極為慘烈。
幾乎所有大陸過去出版的黨史都異口同聲地聲稱，這是由於該軍領導人錯誤地執行了張國燾的「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的結果。但近年來一些中共黨史研究者紛紛指出，根據中共中央檔案館的資料和徐向前元帥臨終前所撰回憶錄來看，當時的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和徐向前是嚴格按照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軍委的電報指示指揮軍隊行動的，而中央軍委當時的指揮完全失之常理，甚至到了十分荒謬的程度，因此有人推測，毛澤東是有意讓西路軍覆滅的。而毛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陳昌浩捲入了毛與張國燾的權力鬥爭。毛要在中央穩固權力，必須先除掉張這個「絆腳石」。因此，毛除掉張的軍隊也是必然。
張與毛的梁子，早在紅軍長征時期就結下了。當年毛澤東帶領的一方面軍，與張國濤的四方面軍會師懋功，毛澤東要求張國濤所屬「左路軍」北上陝甘，而張國濤則意欲「揮師南下」川藏。張國濤一度打算憑藉實力（張當時擁兵10萬而毛僅剩1萬人左右），挾持毛澤東及中央隨他南下，然後借路線問題，將毛澤東一干人等除掉，自己再另立中央。要知道「路線問題」是清除異己的王牌！不料，葉劍英告密，毛來了個金蟬脫殼，成功北上。張國濤的軍隊也在南下此路不通三過草地損兵折將之後，北上與毛澤東在延安會師，長征也就結束了。張國濤的這次行動，後來被定性為「南下分裂」！到達延安的張國濤所部，尚剩2萬人左右，是紅軍最強大的一支，兵力占紅軍的五分之三強。這種力量格局，無疑令一心要搞掉張的毛澤東和他控制下的中共中央頗為忌憚。
1936年10月28日拂曉，由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九軍、五軍組成的2萬人的「西路軍」，喊著「打通國際路線」、「配合一方面軍奪取寧夏」的口號，渡過了黃河，北進一條山，開始了孤軍奮戰的艱難歷程。
根據中央軍委和紅軍總部的指示精神，西路軍總指揮部制定的作戰方案是：集中主力西進，首先消滅平番、大靖間的馬步芳野戰部隊。進佔大靖、平番、古浪、涼州地區，以此作為立腳點，伺機策應東方部隊渡河作戰。西路總指揮徐向前、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隨三十軍行動，副總指揮王樹聲隨九軍行動。
西路軍在空曠的原野裏急進，驚沙撲面，呵氣成冰，饑無可食，衣不勝寒，沿途不時同追堵的馬家軍發生激戰。進軍到大靖附近時，西路軍總指揮部收到中央軍委來電，內稱「由於河東還未能戰勝胡毛各軍，妨礙寧夏計畫之行，我們正考慮新計畫。」並徵求他們意見：西路軍單獨西進接通新疆有無把握？如返河東有何困難？
西進還是東返，事關西路軍戰略進退。謹言慎行的徐向前，經過深思熟慮，力主西進新疆。軍政委員們贊成總指揮的意見。於是，陳昌浩拍了板，決定西進，並向中央軍委表了態。
但九軍出師不利，在古浪遭包圍，古浪為河西走廊要衝，地勢險要。副總指揮王樹聲率九軍進駐該城的第二天，馬元海指揮三個騎兵團、兩個步兵旅及四個民團蜂擁而至，在飛機大炮掩護下，向九軍發起猛攻。經過兩天激戰，九軍難於支撐，不得不撤出戰鬥。軍長孫玉清負傷，參謀長及二十五師師長等不少指揮員陣亡，排以上指揮員傷亡尤重。九軍一蹶不振，西路軍猶如「壯士斷臂」。
這時中央軍委電示西路軍停止西進，在永昌、涼州一帶建立根據地，以牽制河西馬家軍。徐向前對中央軍委的這一意圖百思不得其解，他直率地對陳昌浩說：「現在可得好好估計形勢哩！馬家軍整天進攻我們，毛炳文部又要西進，形勢和過去不同，弄得不好，我們還得吃虧。」可陳昌浩勁頭十足，認為馬家軍已被基本擊潰，形勢大好。兩位主將踏著火盆吵得很凶，面臨全軍生死存亡的嚴峻問題，徐向前不能不堅持原則，而陳昌浩肩上另有一種壓力，也不能不直抒己見。最後陳昌浩拍板結束爭論：「中央要我們建立根據地，我們得堅決執行，不能右傾！」權力鎮住了真理，徐向前毫無辦法。
從此，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走走停停，在狹窄貧瘠的「弄堂」裏涮來涮去，很快便把元氣和戰鬥力涮光了。西路軍指戰員無日不戰，對這不進不退、不東不西的狀況，大惑不解。一天，三十軍政委李先念激動地對陳昌浩說：「政委，在這裏東不東、西不西，等著挨打，怎麼行？要東去，我打先鋒。要西去，我也打先鋒！」李先念的態度代表西路軍指戰員的意願，可陳昌浩置之不顧，不耐煩地說：「你懂什麼？多嘴！」
徐向前在《血戰河西走廊》中說：「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並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敗的根本因素。」是的，正如徐向前所說，西路軍「傻了叭嘰」的在狹長的河西走廊裏徘徊，或東行、或西顧、或駐守、或前進……最後被分割、被包圍、被吃掉、被殲滅……西路軍何以從昔日的遊擊高手,變成了到處挨打的散兵游勇？個中原因,共產黨內部的路線鬥爭,是徐向前用兵的主要掣肘力量，徐向前在此書中自責說：「我作為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路軍總指揮，雖向上級和陳昌浩提出過不同意見，但不無顧忌。特別是在受到中央指責的情況下，心情憂悶，不想吭聲，縮手縮腳，教訓是深刻的。」說的正是此種心境。但徐向前到死也不敢想這是毛澤東在借刀殺人，不把西路軍兵力磨光他怎能甘休。
按道理說，行軍打仗是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但西路軍卻對中央指揮亦步亦趨，實在另有難言之隱。在後來披露的中央指揮西路軍的「混帳」電報中，有張國濤以個人名義發的電報，顯得尤為扎眼。張國濤電告陳昌浩，中央西進的決定是正確的，請陳昌浩同志吸取南下教訓。所謂南下教訓，就是分裂教訓。張國濤在這裏傳遞的消息很明白了，西路軍的西進還是東進，是黨內的路線鬥爭，而不是單純的軍事鬥爭。政委出身的陳昌浩當然明白其中的分量，他必須對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否則就是「南下分裂」，而他就是第二個張國濤！別忘了，他，包括所有的西路軍將士，都是南下過的噢，西路軍，乃一狐疑之師耳。
中央電報屢發，活脫脫一催命無常，陳昌浩屢行，明知不可為而為。西路變成了血路，兩萬精銳之師最終埋骨黃沙。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暗示，陳昌浩擔心再犯所謂「路線錯誤」，未能及時反抗中央軍委的「瞎指揮」，逆來順受、惟命是聽，是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西路軍將士何辜，竟成「路線鬥爭」的犧牲品矣！
西路軍在迴旋餘地狹小的永涼地區，同馬家軍決一死戰，僅半個多月，就斃傷對方6000多人，但自己也損兵折將，疲憊不堪。
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中央一度令西路軍東返。「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又令西路軍第二次西進。西路軍顧全大局，指東轉東，指西折西，軍無二心。1937年元旦，五軍攻佔高臺，守軍1400多人全部投降。一月上旬，九軍進駐甘州東南的沙和堡，總指揮部及三十軍駐倪家營子，總部直屬隊及五軍一部駐臨澤縣城。這時，中央軍委又令西路軍停止西進，在甘州、肅州地區建立根據地。西路軍只好停止西進，隨即被數萬馬家四面包圍。1月12日，高臺縣被攻陷，五軍幾乎全軍覆沒，軍長董振堂等大部分陣亡。
西路軍幾經血戰，只剩一萬多人，最後全部集中在倪家營子的43個屯莊裏。2月，西北「二馬」抓住紅軍沒有補給、彈盡糧絕的致命弱點，不失時機，發起總攻，雙方展開了一場歷時20多天的殘酷血戰。
2月中旬，中央為避免加劇西安地區的危急局勢，爭取與蔣介石達成和談協定，電令西路軍放棄東進計畫，依靠自身力量，粉碎馬家軍進攻。對西路軍提出中央派援軍和準備東出青海大通、西寧一帶活動，以解決部隊補充問題的要求，中央書記處複示，不能派援軍，不同意東出青海大通，並尖銳指出：「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呢？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今後的勝利與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係的。」陳昌浩接到電報，如五雷轟頂，不知所措，長征途中，陳昌浩是「國燾路線」的支持者，身上有舊賬，有苦難言，只得不顧實際情況，惟命是從。2月21日，山窮水盡的西路軍從倪家營子突圍而去，又遭堵截。陳昌浩提出重返倪家營子建立甘北根據地。徐向前聽了大吃一驚，強壓火氣說：「我們好不容易突出圍出來，回去不是自尋滅亡嗎？！」可陳昌浩自有苦衷，仍大唱「形勢大好」，「打回倪家營子」，「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反對右傾逃跑」的高調。徐向前還能說什麼！
西路軍重返倪家營子的第二天，又遭馬家軍圍攻。這時，中央來電，要西路軍固守50天，西路軍欲撤不可，欲勝不能，只好就地堅持，艱苦鏖戰。但幾次激戰，西路軍已陷入絕境，只好邊打邊撤，殺開一條血路，沖出倪家營子，殘兵敗將被追逼到石窩山頭，又與追來的對手展開了一場死戰，血海肉醬。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在裸露的石窩山頂舉行。徐向前在前沿指揮部打退追軍的最後一次進攻，喘息未定，便急急趕去山頂開會。他趕到那裏一看，剩下的師團以上幹部還有二三十人。這些堅強的漢子眼圈都紅紅的，有的眼淚撲簌簌掉了下來。陳昌浩林抹了一下眼淚，聲調哽咽地宣佈了軍政委員會的決定：我們打不過敵人了，只有分散活動, 保存現有力量。陳昌浩和徐向前離開部隊，回陝北向中央彙報，剩下的人就近打遊擊。這個決定事前未徵求徐向前的意見，主將棄軍而去，他無論如何不能接受：「我不能走！部隊打了敗仗，我回去幹什麼？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難過來的，要死死在一塊，要活活在一起！」可陳昌浩以「個人服從組織」拍了板。徐、陳帶了30多人的小分隊離開了部隊。
當西路軍殘部歷盡千辛萬苦回到延安的時候，路線鬥爭依然在進行。據李先念回憶，當時和他一起返回延安的西路軍將士，被上級分別招去「談心」，會談最後，問及他們是希望留在延安，還是希望到蘇聯。李先念堅定的回答要留在延安，他活了下來。那些回答希望到蘇聯的戰友，後來均被共產黨秘密槍決！
一位曾參與此事的當地幹部津津樂道地告訴當時在延安的司馬璐先生說，當四方面軍從甘肅被國民黨軍隊追得無路可走到達我們關中蘇區的時候，我們首先很客氣地接應他們，又舉行歡迎會招待他們，然後繳下他們的武器，就對他們說：「同志，你們辛苦了，調你們到後方休息去。」再把他們一批批一批批騙到山溝裏，把這些王八龜孫子的四方面軍都活埋了。
活埋的時候，那才好玩呢。開始，我們笑嘻嘻地對他們說：「同志，把坑挖好了，我們要活埋國民黨軍隊了。」他們果真起勁地挖，一鍬一鍬地挖下去，抹抹臉上的汗珠，還笑著說：「再挖深一點，讓這些國民黨軍隊躺在裏面舒服些。」我們也笑笑。挖好了，我們把他們一個個推進去，踢進去，起初他們還以為咱們開玩笑呢，等到我們提起鐵鍬填土的時候，才大聲呼叫：「同志，我們不是國民黨軍隊呀！」我們罵：「媽的，管你們是不是國民黨軍隊，老子要你死，你就死……」
他正說得得意，聽的人憤怒了，大聲呵斥他：「同志，如果你們真的這麼做，你們就錯了……你們太過火了，我相信這絕不是黨的命令。」
講故事的人大聲反駁：「什麼，不是黨的命令，是我們過火了？難道我個人和他們過不去。我那時是個支隊長，咱們團長要我們這麼幹的，團長說是高崗同志的命令，高崗同志當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
咱們只認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幹啥，咱就幹啥。」
西路軍一朝覆沒，緊接著毛澤東就對在延安的張國燾下手，說西路軍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的結果。毛還企圖把張國燾趕出政治局，只是因為莫斯科不同意當時才沒有得逞。
12．國民黨不抗日
中共一向稱「國民黨不抗日」，或「國民黨消極抗日」。這種說法流傳甚廣，有許多人至今信以為真。那麼，實際情況究竟是不是這樣呢？近年來，眾多歷史學家運用大量史料確鑿地證明，事實恰恰相反！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對這個問題就做了富有說服力的回答。
辛先生說，綜觀八年全面抗戰的歷史，其最為壯烈慘痛者乃是全面抗戰開始後的第一年。這是因為：一、日本有三月亡華的狂夢。二、日本試圖沿平漢、津浦、平綏三線迅速南進，抄堵我西南後方，切割我華東戰場，再由西向東迫我於死地。三、為堵日軍南進，我必北堵日軍，節節抵抗；同時東戰日軍，假以決戰，分其兵力，迫使它改變南進、東進戰略。四、為實現持久戰總戰略，就必須奪取「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勝利，以將我華東、華中之人力和物資迅疾西撤，以固我持久抗戰的大後方。
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正是為了達成上述戰略目標，方付出了最為慘痛的犧牲，更贏得了持久抗戰的最初成功，並為長期衛國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裏歷經浴血苦戰，達成了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戰略目標。自此，尚掩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其後將近七年的歲月裏，一方面因能憑藉著西南大後方而繼續堅持艱苦抗戰，一方面則為著保衛大後方和奪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而繼續堅持持久抗戰，直至最後地打敗了日本帝國的侵略。1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中華民國政府在湖南南嶽軍事會議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指出：「連續發動有限度的攻勢與反攻，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遊擊隊，加強敵後之控制與擾襲，化敵人後方為前方，迫敵局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治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出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
在前期抗戰勝利的基礎上，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採取並堅持了「以攻為守、積極防禦」的新一輪持久戰略，不斷地發動進攻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同時粉碎了敵人數十次的大型攻勢。據1989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繼淞滬會戰、忻口會戰、徐淮會戰、台兒莊大戰、南京保衛戰和武漢會戰之後，自1938年底至1945年8月，僅國民黨軍隊的對日大型作戰就有：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上高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豫南會戰、晉南會戰、棗宜會戰、緬甸會戰、豫中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豫西鄂北會戰、反攻騰龍戰役、滇西及緬北反攻戰役、湘西會戰及桂柳反攻。」「大型戰鬥則有阻止日軍在海南島及汕頭登陸的戰鬥，阻止日軍在欽州灣登陸襲取邕寧的戰鬥，粵北戰鬥，中條山戰鬥及晉東南諸戰鬥，冀省遊擊戰，湘東戰鬥，鄂中戰鬥，鄂西戰鬥，鄂北戰鬥，策應長沙會戰之宜昌攻略，鄂、豫、皖邊區之粉碎日軍十月攻勢，攻克馬當、長興、宜興附近戰鬥，鎮海戰鬥，閩浙沿海及諸稽附近戰鬥，豫鄂皖邊區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江浙閩贛方面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良口戰鬥，克服邕龍粵海沿岸戰鬥，惠博戰鬥，清遠戰鬥，克復福州連江福清長樂戰鬥和朗溪戰鬥，鄭州戰鬥，淩川附近戰鬥，克服五原戰鬥，綏西戰鬥，襲擊開封戰鬥，皖東反掃蕩戰鬥，大別山戰鬥，沙市東南戰鬥，荊江兩岸戰鬥，第二次惠博戰鬥，雪州戰鬥，騰衡以北戰鬥，緬北各戰鬥，湘粵贛邊區戰鬥，閩浙邊區之追擊戰，贛江追擊戰，反攻廣州作戰。」
除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和1933年長城抗戰 —— 即榆關、熱河、長城三大戰役外，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8年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鬥一一一七次，小型戰鬥二八九三一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軍陣亡四三二一人，毀機二四六八駕。海軍艦艇損失殆盡。其中壯烈犧牲在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即達二百餘位；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開承認者，就有八十五位；為中共史學界倡揚者，在1986年已經達到一百一十五位。
自1929至1933年，從中央軍校畢業的大約二萬五千名軍官中，就有一萬名犧牲在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四個月。在歷次大型戰鬥中，國民黨官兵象山海關保衛戰那樣整連、整營、整團地為國捐軀者，屢見不鮮。據1989年後中國大陸史家記述，在1937年淞滬抗戰中，「國民黨官兵每小時的死傷數以千計，主力各師補充兵源達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級軍官和士兵傷亡達三分之二，旅、團長傷亡竟達半數以上」。其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敵禦侮的歷史上鮮有其例。上海五行倉庫八百壯士「中國不會亡」的壯烈歌聲震撼全球。「多年來認為中國人是不善戰鬥和易受恫嚇的英國人士，也驚於他們的驍勇善戰和堅毅不拔了。史摩萊少將說：‘他從沒有看過比中國的敢死隊最後保衛閘北更為壯烈的事了！’」
1937年10月3日，受命於津浦北段予敵以節節抵抗的德州守軍運其昌旅四五八團，在日寇的夾攻之下，與山海關守軍一樣，據城死戰，全團殉國。同月，在殲敵四萬餘人的山西忻口大戰中，郝夢麟軍長與劉家祺師長兩位將軍壯烈犧牲。
1938年3月，在津浦縣南段為堵擊敵軍南下的藤縣保衛戰中，我軍守城師長王銘章將軍在發出「決以死拼以報國家」的最後電文之後，即於破城後的巷戰中，與參謀長趙渭濱將軍、鄒紹孟將軍同時壯烈殉國。同年春，台兒莊大戰最激烈時分，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對師長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進去！你填過了，我就來填進去！」的話，足以催人淚下。馮玉祥後來稱讚該役說：「……日本人想不到張自忠將軍的軍隊那麼聽命令，那麼勇敢……把日本軍隊打得落花流水。」
1939年5月，在隨棗會戰中，雖然「我方部隊久經戰鬥，無充分補充，本已殘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對衝擊的坦克無法抵禦，所幸士氣尚盛。士兵據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軀與敵人坦克相搏鬥，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敵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彈向車裏投擲，作戰的勇敢與犧牲的壯烈，筆難盡述」。
1940年5月，在棗宜會戰中我雖然將日軍的大部兵力包圍在襄東平原地區，殲敵甚眾，但因敵一部突圍，第三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師追擊南竄之敵，銑日（16日）在南瓜店附近與敵激戰，敵以步騎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門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軍殤之殆盡，敵以大部向我包圍，接近總部，總司令抱有敵無我之決心，親率總部官佐及特務營作最後的苦撐，卒因彈盡力孤，總司令竟以身殉國，官佐及特務營營長以下同作壯烈犧牲，生存無幾」。 蔣介石得知張自忠殉國，親自纂文哭之。
1941年3月，在第二次上高會戰中，面對敵三十三師團一部、三十四師團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強勢兵力，我王耀武軍與敵軍鏊戰十四日，終日與敵搏鬥，各處高地屢得屢失，斃敵一萬。我王部將士犧牲一萬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贛戰役中，我海門守備部隊指揮官蔣志英率軍死戰倭寇，與眾多將士一起壯烈犧牲。
1942年1月初，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我與敵之激烈戰鬥遍於整個會戰之中。第十軍師長黃鐘將軍在其「三戰長沙」的日記中記曰：……終日在激烈戰鬥中，劉陽門、北大馬路均起巷戰，新軍路肉搏四次；本師為奪取陳家山犧牲百餘名。下午四時火起，煙霧彌天；尤以北大路附近為尤烈；野外無鳥獸，城內無行人；此為激烈日，亦為決戰日，鹿死誰手，唯在能守。在最後五分鐘，得最高統帥電：「……敵人孤軍深入，後方斷絕，同時我主力正向敵人四周圍擊，我第十軍如能抱定與長沙共存亡之決心，必能摧毀強敵，獲得無上光榮。」電中有七個「我第十軍」，何等親熱，士氣大震。經一日之壯烈犧牲，死傷二千餘，我寸土未被奪……。
1943年11月，在常德保衛戰中，當日軍一一六師團傾其全部兵力圍攻常德時，此役雖經我余萬程師與敵死戰十餘日，並因第九戰區四個軍赴援而獲勝，但是役，三位師長壯烈犧牲，第五十七師則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傷亡，一萬五千名將士中，生還者僅三百人。
1944年夏，當日軍為開拓大陸交通線，裨與南洋聯繫而分兵三路四犯長沙時，衡陽週邊國民黨軍隊曾與敵軍多次激戰。衡陽城裏國民黨守軍一萬餘人，在外有援軍不能接濟，內乏糧彈無以為繼的情況下，孤軍喋血，一心死守，苦戰四十八天，直至傷亡殆盡，陣地全沒，竟無一降者。
同年春月，在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向滇緬邊境及緬甸北部反攻的戰鬥中，其翻越崇山峻嶺，強渡怒江，疊克敵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之艱苦作戰，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給養不繼，所受饑渴不是筆墨所能描述的」。對此，美國聯絡參謀組組長吳德讚揚說：「中國軍隊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戰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中國大陸著名雜誌《當代》所發表的長篇歷史紀實文學《中國遠征軍》一文，即將其艱苦與壯烈作了充分的描述與歌頌。一個曾親眼觀察1944年4月雲南西部怒江戰役的美國人，亦在描述中國軍隊之勇敢作戰精神的報導中寫道：「在以一個班一個班的對敵軍碉堡的自殺性衝鋒中……絕大部分傷亡皆產生於企圖沖過或更準確地說是爬過機關槍火力網的封鎖地帶。作為一種純粹的勇敢的顯示來說，進攻是壯烈動人的……一些排長被打死在距敵人槍眼的一兩米距離內，一些優秀的連長、營長在親自帶隊作戰中死去或受傷……」史迪威則評論說：「如果得到好的訓練、裝備和領導，中國軍隊能夠與任何國家的勇敢軍隊相匹敵。」
可見，國民黨軍隊堅持長期艱苦抗戰是血寫的事實而非墨寫的謊言。（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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