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還原一九五七》(二十九)

【新唐人2013年7月16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三) 李志綏的「整黨內敵手說」

這是李志綏聽了毛關於「陽謀」云云之後,「我終於了解毛是心口不一。原先毛想利用知識份子將他的黨內敵手整一整的策略適得其反。」「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回憶錄》,頁一九五)

他以為毛的陰謀是借刀殺人,利用知識份子整黨內敵手;反右並非預謀。所以他才有:「今日我的后見之明是,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毛,那麼『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一九六六年發生。我們今天只記得反右派運動時對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徑。其實毛開始是想藉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產黨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毛未料到民主黨派人士竟群起質疑『社會主義路線』和『共產政權』的合法性。毛萬萬沒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見越來越尖銳,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毛本人的統治。毛不禁暫時回頭和黨內反對他的同志聯合起來。黨內領導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槍口對外,出現了大團結的局面。」

由於某種原因,他特殊的御醫身分,使他能見到、聽到人之所未能者,故能得出此一獨到之見。如,毛此後的一切政治行動都是為了推翻「八大」路線。但他對反右和文革發表的見解,卻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再則,問題出在事態的發展並不是一條線似地發展下去,而往往是節外生枝、千絲萬縷亂如麻的。即,不是一因一果,簡單明了;而是多因一果,一因多果,互為因果。例如,蘇共二十大在中國的反應就不同於在蘇聯本國的反應,也不同於在南斯拉夫的反應;在南斯拉夫的反應不同於在東歐其他國家如波蘭、匈牙利的反應;在國際共運內部,在執政黨的反應也不同於在野黨的反應;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反應更不同於在資本主義陣營的反應;而且,還存在著連鎖反應。而作為綜合的反應,則是敲起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喪鐘。這便是波匈事件的爆發及其影響。

毛澤東說,一九五六年是「多事之秋」。他作出兩項決斷。一項就是防止黨內出赫魯曉夫,把赫魯曉夫批倒批臭。在當時中國,婦孺皆知,赫魯曉夫是個大壞蛋。李志綏的後知之明就是說的這一項。最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揪出並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及其司令部。

另一項是防止中國出匈牙利事件。毛把此件當成當務之急。波匈事件對中國影響之巨、之深,非現在中國人(外國人更別說了)可以想象的。我划右派后,在農場勞動教養。有一個報社來的青年人,二十二歲,比我小兩歲。他告訴我,他正在談戀愛,跟戀人說,中國如果發生匈牙利事件,他和別的青年人都表示要參加。結果,戀人在反右運動中進行了揭發,於是,幾個年輕人全都打成了右派。

現在我們來看看毛當時的心態,以及他是如何磨刀霍霍、咬牙切齒地在背後向他的黨羽暗傳殺機的,而在當面——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在天安門城樓上,卻給他的敵人以朋友似的笑臉相迎,使他的敵人誤以為「氓之蚩蚩,抱布貿絲」,而覺察不出「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茲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錄下幾段,也好拿來示眾:

「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 紙是包不住火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匈牙利有那麼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第三一八頁)毛不說是由於某種共產黨極權統治,傷天害理,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而胡說是「那麼多反革命」;由此可以想象他下一步要作什麼文章。

「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第三二三頁)劉少奇卻是從經濟上、民生上、黨的工作和政策上總結教訓,說明他對整風還有幾分真意,不似毛居心叵測。

「在學校裡頭也出了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石家莊一個學校,有一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少數反革命份子乘機進行煽動,組織示威遊行,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台,宣布來一個『匈牙利』。他們貼了好多標語,其中有這樣三個最突出的口號:『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照他們講來,共產黨是法西斯,我們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萬人就是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這一『家』也出來了。」(第三三二-三三三頁)那個「要殺幾千萬」,根本是空穴來風,毛卻用來聳人聽聞。這些娃娃要大難臨頭了!出現什麼問題也不會下罪己詔,只會加罪於人。

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倒是鄉下地主、富農,城市裡的資本家、民主黨派,多數還比較守規矩,他們在波蘭、匈牙利鬧風潮的時候還沒有鬧亂子,沒有跳出來說要殺幾千萬人。對於他們這個守規矩,應當有分析……他們的老於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著。他們的子弟、這些 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麼「要殺幾千萬人」、什麼「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些東西都端出來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是不是想復辟?(第三三三頁)

每逢颱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第三三四頁)

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第三三八頁)

現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第三三九頁)

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議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他講唯心論,我們講唯物論。他們說,共產黨不能管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合作化壞得很;我們說,共產黨能夠管科學,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這樣的人北京大學有,石家莊有,其他地方也有。(第三五一頁)(到這裏,哪些人是右派?什麼話、什麼事是右派言行?已勾劃出一個輪廓。——紫丹)

我看要準備出大事……

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佔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麼辦?(第三五二頁)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實際是聲討——紫丹),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后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第三五五頁)

就此,章乃器的兒子章立凡於一九九五年九月在回憶文章《風雨沉舟記——章乃器在一九五七》中寫道:「這段『放屁有利論』可為後來的『引蛇出洞』策略作一註腳。」

毛在以上的講話中,發放出來一絲一毫的「春消息」的善意嗎?更別說誠心誠意了。他有的是充滿火藥味的惡意、敵意和殺機!而隨後造成的氣氛卻使文化人在翹盼著、期待著毛主席的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會給他們帶來春風送暖、鳥語花香,於是便只管豪情滿懷地讚頌:萬紫千紅總是春!我說的這,並不是文學描寫,而是當時的現實,甚至「萬紫千紅總是春」等話語,都是當時媒體上的原話。但是,在前者轉到後者的一百八十度的巨變中,這中間有一個「斷層」,用什麼來填充呢? 現在多數人都明白了,這唯一的填料便是「陰謀」,或由右派老祖宗的兒子所指明的:「這段『放屁有利論』可為後來的『引蛇出洞』策略作一註腳。」可有少數人至今硬是堅持毛原先是誠心要整風呢!那就請你們回答:「毛背後秘密的殺氣騰騰!怎麼在一個月後、突然間變成了大庭廣眾下的滿面春風呢?」

事實上,毛澤東早就把反右的策略底定了。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了:魚要不上勾,螞蟻或者蛇要不出洞,毒草要不出土,知識分子、民主黨派等烏龜王八、階級敵人要不「放臭屁」、要不「先發」,該怎麼辦?

不多不少,正好是在一個月之後,二月二十七日,毛粉墨登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隨後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天安門城樓上,以及在各種場合上,把「口蜜腹劍」表演得淋漓盡致,出神入化。以致使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們,如著名文學家傅雷對他的談笑風生、笑容可掬、花言巧語、甜言蜜語感到如醉如狂,給兒子寫信說:「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真是藝術高手。」(《傅雷家書》頁一五八)再往下的信,就是:「真興奮……踴躍爭鳴……都紛紛寫文章響應,在座談會上大胆談矛盾談缺點,大多數都是從熱愛黨的觀點出發,希望大力改進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揚眉吐氣,精神百倍。」(同上頁一六三)

再往下的信,就是他妻子寫的了:「作協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前後作了三次檢討,最後一次說是進步了,是否算結束,還不知道。爸爸經過這次考驗……活到五十歲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麼簡單,老朋友為了自己的利害關係,會出賣朋友,提意見可以亂提,甚至造謠,還要反咬一口……」(同上頁一六七)傅雷當上了資產階級右派份子。

然後的信……直到沒有了「然後」——夫妻自殺,同歸於盡。被說成是花崗岩腦袋,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

這便是毛編、導、演的《陰謀》全劇。他的出發點是什麼?近因是五個字:「匈牙利事件」。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這個血腥的日子里,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中寫道:

總之,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動派存在,中間份子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煉,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

可見,毛澤東「主動的整風」不是目的,而是「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這說明他是要反右的,要搞掉社會上的「反動派即右派」的。

從發生匈牙利事件,到反右以後,毛澤東當面說人話,背後說鬼話。現在,人話、鬼話被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反映出反右來龍去脈、血跡斑斑的軌跡,突現出血淋淋的反右陰謀的紅線。讓陽謀說、變卦說都來個原形畢露。

顯然,用「整黨內敵手說」來說明反右的起因是太不得要領了,不是不對而是不全。所謂「不是不對」,是因為它有事實根據;所謂「不全」,是因為不是只此而已;所謂「太不得要領」,是因為它遠非起主導作用的因素。

很可能是發生在反右之後,於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月,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秘書室在整風中,要將林克定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後來這便發展為『黑旗事件』,是我在中南海所見,最為殘酷的政治鬥爭。有人家破人亡,有人撤職處分。這個教訓使我沒齒難忘。」這促使李醫生將他的「整黨內敵手說」變成了他幾十年後的「后見之明」。

林克等八人向政治秘書室副主任何載提意見,說他邀功諉過,對上拍馬屁,對下專橫壓制。何向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書記楊尚昆報告,說他們有向党進攻的議論。到三月,把他們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集團。

毛對李醫生說:「我找田家英談過了。情況嘛,大體上是清楚了。這八個人就是不滿意政秘室領導人的右傾。中央辦公廳和中直黨委,官官相護,反而打擊他們……這八個人在去年反右的時候,是積極份子。現在反過來,說八個人是反黨份子。我說,說這樣話的人,本身就是站在右派立場,為右派說話……」

過了「五•一」,毛躺在床上,召集田家英、林克、何載和中直黨委的劉華峰、李東野、蕭蘭談話。指出,政秘室的運動進展得不正常。在反右運動中的左派,不可能在整風運動中成了反黨份子。

蕭蘭發言,說:「這八個人的議論,矛頭指向了中央辦公廳,指向了中央辦公廳的領導人。何況中直黨委已經作出決定,指出這八個人進行反黨活動,決定他們停職反省。」發言的語氣既激烈,而態度又昂揚。她捋了虎鬚,事情就鬧大了。

會議開了一個月,蕭仍大力批判林克等八人。她在一次發言中,稱他們八人打的不是紅旗,是黑旗。這便是中央辦公廳的「黑旗事件」名稱由來。

李醫生說:「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恍悟毛在這次黑旗事件所使用的策略。毛的目標不但有楊尚昆,還有楊尚昆的領導鄧小平。」這次事件的結果,楊丟了中直黨委書記。中直黨委副書記李東野、劉華峰二人被下放。中直黨委辦公室主任蕭蘭被開除黨籍,后死於勞改。

黑旗事件對於說明「整黨內的敵手說」,是一個有力的例證;但對於詮釋反右的根由,卻是無力的,甚至是不倫不類的。第一是時間背景迥異。這時已結束反右,五十多萬人受到嚴懲,另有幾十萬人是內控。第二是爆發匈牙利事件的隱患已被「搞掉」。即,政治形勢改觀。第三是人物的政治屬性有別。林克等八人已被右派的鮮血染紅了頭頂。毛封他們是「去年反右的積極份子」,「左派」。何載對林克和後來文革初期劉少奇對蒯大富,都是沿用了反右的思維模式並都得到了毛澤東給予「打擊左派」的罪名,而遭到毀滅性打擊的。

毛澤東利用整風,不僅是「引蛇出洞」,而且是要知識份子激怒黨員、幹部。當時的事實正是這樣。知識份子響應毛的號召,對那些不堪忍受的政治弊端進行了批評。被批評的黨員、幹部,誠惶誠恐,敢怒不敢言。一待毛髮出反右的號令,他們便懷著百倍的仇恨殺將過來。文革中毛故伎重演,讓劉少奇等「黨內敵手」激怒革命小將,他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一貼,全國便風起雲湧,高喊「砸爛劉少奇的狗頭」。只有經過激怒,才能做到借刀殺人。

我也來個后見之明。一九八九年鄧小平鎮壓「八九民運」,就是活學活用了毛的這一陰謀。現在來請齊奧塞斯庫作為參照物。奧氏調令軍隊去鎮壓群眾,軍隊卻調轉槍口將他打倒。不是抽象地打倒,而是具體地槍斃。

鄧小平呢,他將軍隊調進北京,進行思想欺騙(中共的術語是「思想教育」),然後駐足待命,與學生和群眾對壘、僵持。一則絕對無可避免地會出現某些辯論、口角,甚至過頭的言語、行動;二則他們會誤導學生去做些激進的、冒險的蠢事,使矛盾激化;三則事實證明,他們會唆使壞人混進群眾隊伍中胡作非為,甚至殺人放火;四則軍隊中也會出些極端份子做出惹起眾惡的事情;最後,最無恥的一招是他們製造一些「共和國衛士」,算在群眾帳上。他們卻心懷叵測,裝作正人君子的樣子來宣告:

「我們是人民解放軍,人民軍隊愛人民,一定要作到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當軍隊被激怒到忍無可忍時;「不惜以任何手段進軍天安門」的命令一下,履帶和機關槍便會按捺不住胸膛的怒火,也不管現在是什麼時代了,只管血洗天安門!

鄧小平笑齊奧塞斯庫妄長了一個高大的身軀,齊奧塞斯庫噬臍莫及,悔愧生前未能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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