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30日訊】 近日，中國資金市場的「錢荒」問題引起國內外普遍關注。大家對引起「錢荒」的表面和根本原因似乎無法達成共識，對中國央行能否保持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能否強化流動性管理，以及能否促進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用好增量、盤活存量，能否有力支持經濟轉型升級等政策措施的實施的成效莫衷一是。但是更多的人擔心：「錢荒」蔓延或發展下去，會不會危及銀行儲戶存款、引發銀行倒閉潮，有不少專家甚至預言「錢荒」會引發更大範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況且中國這次經濟危機極可能引發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即是在新的形勢下，全球一體化情況下的經濟危機。歷史證明，經濟危機往往是社會動盪的雙胞胎。因此，這次「錢荒」問題使得全社會再次警覺中國大陸會不會陷入全面性的社會動盪的局面？透過現象看本質，針對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拘泥於「錢荒」可能引發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動盪的觀點。事實上，從歷史的教訓和中國政府當前的行政腐敗的角度來分析，筆者認為中國在近期內出現全面性的社會動盪局面勢在必然。
政治腐敗在中國幾千多年歷史當中是反覆出現的。政治腐敗導致社會潰敗，最後就出現社會動盪，導致社會生產力大倒退。新朝代的開國之君是比較精明強幹的，重新建立起理性政府，然後又出現行政腐敗、社會動盪，如此循環往復。雖然西方國家建立強有力的行政系統比中國晚，建立理性政府就更晚，但他們找到瞭解決行政腐敗的一套有效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從政府內部來說，實行三權分離，代議制，司法獨立，互相制約；外部有一個市民社會、公民社會，在私法保護下法人的成長，實際上就是對行政權的一種約束。正是這套措施遏止了行政腐敗和社會動盪，使西方國家得以超越曾經領先於它們的中國。
為什麼中國當前的行政腐敗達到了如此嚴重的程度。在東亞國家和地區，不論是在蔣經國時期，還是朴正熙時期，行政腐敗的嚴重程度都沒有當下中國這麼嚴重，怎麼會出現這這種情形？這需要從30年前的轉變談起。因為中國有過一個毛澤東時代，有過一個以官僚製為敵的烏托邦構想，實際上想建立「皇權之下的群眾專政」，想要完全擺脫劉少奇、鄧小平直接領導的官僚集團。文革開始的時候，想搞「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很快就失敗了。又引入了軍隊，用新的力量代替原來的黨政官僚，幸虧出了林彪事件，毛澤東後來也覺得不能搞軍人專政了。如果長期搞下去，就會變成緬甸今天的體制。毛時代試來試去不要行政官僚的烏托邦構想失敗後，導致了官僚集團和官僚機制的大反彈，大復辟。
回想80年代，我們既要注意到好的方面，也要注意到壞的方面，有些事情我們當時還看不透。有「兩好一壞」。好的方面，一是出了一批好官，胡耀邦、趙紫陽、萬里、任仲夷、項南這些人，在文革中受到打擊迫害，使他們接觸到底層百姓，他們有民本意識，他們執政的時候搞了一些好政策。但是這批好官逐漸被劣幣淘汰掉，現在已經凋零。二是當時體制內的改革派和體制外的民主派都想學習西方那套抑制行政潰敗的措施，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到89年也失敗了。壞的方面是官僚體制、集團、利益的膨脹，比毛澤東文革之前所說的「官僚主義者階級」還要厲害。
在皇權和威權制度之下，對行政腐敗的控制有兩個主要的機制，第一是權力要高度集中，當權者還要親政勤政；第二是當權者要有耳目，信息通暢。80年代中國這兩條都做不到了。當時權力是分散的，有「老人——大秘書長」之間說不清道不明的權力分割，黨和政也是分開的，胡耀邦、趙紫陽各搞各的。真正掌握大權的鄧小平既不親政也不勤政，天天打橋牌混日子。80年代許多社會弊端苗頭出現的時候，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當權者採取措施，「中梗阻」越來越厲害，基層政權越來越失控。第一個機制被破壞了。
第二個機制，過去中樞要有效控制行政系統，必須把耳目與爪牙分開，否則爪牙就不服從大腦，為自己謀利益了。沒有耳目，獨裁者也會被架空，無法瞭解社會實際情況了。皇權時代有御史台、東西廠、蔣介石時代有中統、軍統。正如電視劇《紙醉金迷》，戲中軍統一出手，行政官員嚇得要命。這個機制在80年代到90年代也被破壞了。最明顯的就是，「紀委——監察」系統屬地管理，直接向皇帝負責的耳目沒有了。過去，新華社也是重要的耳目。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指出：現在倒退了，難多了！過去總社記者可以下去寫「內參」，分社記者也可以跨地區寫「內參」，現在不行，總社記者下去寫的「內參」也必須分社社長簽字才能上報。涉及地方高官的內容，分社社長一般是不簽發的。新華分社都地方化了，分社要考慮跟地方領導的關係啊，要地皮蓋房子，很多利益都得依靠地方，哪敢得罪地方高官？分社社長和省市自治區的黨政領導是穿一條褲子的，所以皇帝的耳目沒有了。
傳統的控制方法失效了，政治改革的努力也放棄了，行政腐敗發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也就不足為奇了。最可怕的是，當局失去了治理行政腐敗、癱瘓、潰敗的信心和願望。
最近二十年來，當局把「社會穩定」當成了緊箍咒，天天念叨，也就是用「社會動盪」來嚇唬人。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老百姓不知不覺被洗了腦，也跟著說社會動盪如何如何可怕。我們來看一看，有哪些因素能夠導致社會動盪，社會動盪的前提條件是什麼？先要有社會分裂的形勢，才可能有大的社會動盪。我認為，社會分裂有三種可能的原因。
一是先天的原因。「蘇東」劇變後之後共有九個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轉型——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蒙古。只有前兩個國家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動盪，導致國家分裂。這兩個國家是有共性的，蘇聯核心民族俄羅斯人只占人口的51%，南斯拉夫核心民族塞爾維亞人只占人口的36%。捷克斯洛伐克沒有出現大的社會動盪，算是理性離婚，和平分家，捷克人佔64%，斯洛伐克人佔 31%。還有6個國家沒有分裂，這些國家也是有共性的，波蘭族占人口98%，阿爾巴尼亞族占人口98%，蒙古族佔全國人口的91%（其中喀爾喀蒙古人佔 80%，杜爾伯特等其他蒙古人佔11%），馬扎爾族佔匈牙利人口的90%，羅馬尼亞族占人口的近90%，保加利亞族占人口的85%。這些國家都沒有分裂。由於計劃生育的原因，中國漢族人口有所下降，但仍佔到92%，少數民族中的土家族和滿族現在都超過了一千萬，其中許多人是為了高考加分改了民族，只要有八分之一乃至十六分之一的血統，就算少數民族。中國和上述六國一樣，有一個占人口絕對多數的主體民族，所以不存在國家分裂的可能性。拿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戰亂和分裂來說事兒，對中國是無效的。
二是執政黨自身份裂連帶造成的社會分裂。眼前就有兩個例子。一是文革，是中國共產黨內「兩個司令部」對立所造成的。毛澤東個人威望高，但在中央委員會中是少數，後來開八屆十二中全會時，半數以上的中央委員都被打倒了，沒能參加會議。毛澤東為了把「劉少奇 ——鄧小平司令部」搞下去，就得分裂黨，鋌而走險去發動紅衛兵、造反派，重用林彪和軍事力量。二是八九年那檔事，官方結論也是黨的分裂。關鍵是誰分裂了誰。趙紫陽、胡耀邦、胡啟立、萬里、習仲勳、田紀雲、芮杏文、閻明復的黨與陳雲、李先念、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的黨長期處於對峙狀態，鄧小平和楊尚昆在緊要關頭站在後者一方，導致了最終的破裂。前者有黨內的合法性，後者掌握了軍隊等要害部門。所以調動十幾個集團軍進京，主要不是對付學生，而是對付黨的合法的領導機關——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書記處，中央書記處幾乎是全軍覆沒。因此，這是用軍事政變來分裂黨。僅僅是局部的群體性行為，包括像學生運動這樣的群體性行為，並不會導致大的社會動盪，只有執政黨自身份裂才能造成這種動盪。
三是中國傳統的社會動盪引發機制，官與民的徹底分裂，行政腐敗、社會潰敗導致「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對於這種可能性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由於信息、交通、武器技術的革命，揭竿而起的革命可能性是下降了。陳勝、吳廣起義的時候，秦兵還是用銅兵器，農民用鐵農具造反，還是很厲害的。現在武器不對稱了，農民起義的可能性減少了。但是還有另一方面，近年來出現了黑白道融合、混流的趨勢。毒品集團、走私集團裝備現代化超過了官家，海關的緝私艇追不上走私集團的「大飛」，販毒集團的偵察技術裝備有時候比公安局還強。《水滸傳》中的天罡星、地煞星很多也是朝廷命官出身。當現代天罡星、地煞星出現，官、匪、民混在一起的時候，傳統的社會動盪模式也有可能再現。
社會動盪的可能性是始終存在的，但是我們要說，以憲政民主為導向的政治體制改革、公民團體和公民自治活動、群體性維權活動、解決行政潰敗的種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舉措，都不是誘發社會動盪的因素，而是抑制社會動盪的因素。
現實的最大危險是行政腐敗。在行政潰敗的情況下，哪怕中央有些好的政策，也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比如「非公經濟36條」，貫徹得下去嗎？92年以後開始搞市場經濟，市場機制本來是對行政腐敗的一種抑制因素，但是在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下，各級政府對民營企業處處設卡，牢牢把控住市場准入環節，民營企業家還是要搞賄賂才能進入市場。也就是說，政治腐敗必然導致全社會的動盪。
當前中國社會形勢極其嚴峻，已經進入社會不穩定時期。其突出表現為：世界最壞的政治體制；世界上最不合理的經濟結構；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 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上基尼係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及其最大的經濟損失；世界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一切的一切，決定了這個腐敗透頂的政府即將把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又一次拖入全面社會動盪的深淵。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