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9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7月12日
在整風運動的苦難日子裡，共產黨員們經受了一次毛澤東思想的嚴酷訓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從思想上總結了“實際生活中的馬克思主義”所取得的成就。
這些黨員大多數年齡不到三十。他們已經成為黨的幹部。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將成長為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黨的未來是屬於他們的。
在所有這些事情中，最壞的是把毛澤東與革命、與普遍真理看成一回事。對黨員來說，毛澤東是帶給他們革命信仰的使者，他是一貫正確的。在這裡，理智被本能，一種盲目的本能，一種宗教信條所代替！他們不需要理解就相信，因為是毛澤東說的吆！
革命者的信仰和對創造奇迹的神的信仰，發生了衝突。
我不由得翻開我的哲學筆記。在這方面非常有意義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給勞拉．拉法格的信。恩格斯在信裡寫到了1871年之後巴黎工人的“極端革命性”即布朗熱主義的問題。他說：
“不，這次陶醉於布朗熱主義的原因是更深遠的。那就是沙文主義…法國這種愛國狂熱的必然後果是，法國工人現在成了沙皇反對德國而且也反對俄國工人和革命者的同盟軍！…但是像這樣的狂熱從1789年以來已經是第三次了。這種狂熱的浪潮第一次把拿破倫第一擁上台，第二次把拿破倫第三擁上台，現在又把比他們兩個更壞的傢伙擁上台，但是，幸而浪潮已沒有力量了。無論怎樣，我們顯然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巴黎人革命性的消極面─沙文主義的波拿巴主義，同積極面一樣，都是不可缺少的方面：在每一次大的革命運動之後，波拿巴主義就會再次發作，要求有一個救主，去消滅…可惡的資產者。
“因此，我將歡迎巴黎人賜給我們任何革命的激情，但預料他們以後又會受害而轉向創造奇迹的救主。我希望和相信，巴黎人在行動上會像往常一樣有能力，但他們如果要求在思想方面進行領導，那我就不敢領教了。”
1911年群主政體被推翻，持續不斷的農民暴動，1925-1927年的革命動亂，以及內戰的血腥暴行─結果產生了同一種信仰，信仰一個“創造奇迹的偶像”─毛澤東。
從我對毛澤東和他所創造的整風運動的長期了解，我確信我的說法是對的。我有時覺得，好像我自己也在這裡經受了這場嚴酷的洗腦筋運動。這場清洗有助於使我看清民族主義的危險，盲目信任領袖的危險，用教條、用政治上的猶太教義、用歪曲來代替活生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危險。
中共黨內的沙文主義，是中國民族意識釀成的悲劇之一。
我在延安待了這些年以後，使我感到，馬克思、列寧和恩格斯的才智、深邃的遠見和偉大的人格，更加光彩奪目了。他們的思想培育了布爾什維克黨。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具有偉大的生命力，以及它必須取得勝利的保證。
延安培養出來的黨的工作者，一批接一批地走向國家最邊遠的地區。他們到各地去領導黨員群眾。他們是懷著對革命、真理、國家以及對毛澤東的神聖信念離去的。
凡在理智屈服於盲目本能的地方，教條就成了生活的真諦和目的。可怕的教條─“實際生活中的馬克思主義”！
我經常聽到一套套標準的答話，而聽不到一句生動的語言。不同的人，在表情上都是一個模樣，這給人一種不愉快的感覺。人們心安理得地在死記硬背“實際生活中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
對毛的讚揚帶有神秘主義色彩，是一種不健康的吹捧。這種危險做法，使黨員沒有主見，思想超不出毛澤東指示的範圍，使黨喪失能動性，這在大會上已有表現。結果，毛主席一個人的“一貫正確的創造奇迹的頭腦”，代替了千百萬人的頭腦。
研究了毛澤東的幾個報告之後，使我確信，他是很有手腕的。他通過歪曲共產黨的歷史、歪曲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和目前的事件，以及通過搞整風運動這種無事生非的做法，來腐蝕黨員群眾。(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