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13日訊】美國「棱鏡計劃」的洩密者愛德華•斯諾登近日現身，說自己之所以「願意犧牲一切把真相告訴世人」，是「因為美國政府利用他們正在秘密建造的這一龐大的監視機器摧毀隱私、互聯網自由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基本自由的行為」讓他「良心不安」。
*斯諾登自述中的幾大矛盾*
美國人中有部分以批判資本主義為己任的理想主義者，多屬左派或思想左傾的青年，至今他們還將我列在郵件接收單上。斯諾登那番「為了世界人民的自由」及「不信任美國政治制度」的話，是那個圈子日常話語。但斯諾登所說的另一些話卻讓我為他感到不安，比如他表示，自己之所以選擇到香港洩密並接受採訪，是因為香港有保護言論自由和異議者人權的承諾，是地球上為數不多的可以抵抗美國政府勢力的地方，而且自己「有從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尋求庇護的傾向」，他同時表示「自己這樣做也是出於對中國人權狀況的信任」。
這番經過精心準備的說辭，無論如何都讓人疑竇叢生。
一、斯諾登稱香港的法律制度非常完備，因此他選擇香港作為藏身之所。這理由實在非常勉強，因為香港自1997年「回歸」之後，香港居民深感他們在港英治理期間曾享有的自由日漸失去，為此而起的抗爭現在已經成了港人的日常生活。基於現實，斯諾登選擇香港的理由只可能是這一條，即香港處於中國管轄。據《衛報》6月11日報導，斯諾登離開旅館後進入安全屋，這安全屋由誰提供，是解開此案的關鍵。
二、中國的人權狀況之惡劣為國際社會公認。幾大國際人權組織每年均將中國列為「新聞自由之敵」、「互聯網之敵」，對中國政府迫害異議人士與家庭教會成員提出諸多批評，中國的人體器官移植更是受到強烈的人道譴責。這些消息在英文世界裡俯拾皆是，在這種情況下，斯諾登居然相信中國的新聞自由與人權狀態優於美國，只能說他對普世價值、自由、人權均有與眾不同的理解。
三、斯諾登很清楚地知道後果並選擇了最佳時機——奧習會談結束的當晚（即香港時間6月9日上午），他通知記者，用公開採訪的形式曝光自己的真實身份，採訪結束後立即從旅館退房，據說躲進了有人為他準備好的安全屋。此舉很及時：在奧巴馬與習近平商討解決黑客攻擊之時，通過公佈美國監控電話與網絡證明了美國的民主人權是虛偽的，同時把奧巴馬行政當局拖入政治紛爭的泥潭。中國網民這幾天討論美國對互聯網的控制時，不少人認為，天下烏鴉一般黑。由於中國國內的討論在網管控制下，討論者幾乎不可能觸及一個基本問題：美中兩國監控的目標不同，美國監控是為了反恐的公共安全需要，中國的網絡監控是為了維護政權的需要。
四、斯諾登談到自己想到冰島尋求政治避難，讓人覺得不可信。他持美國護照，如果真要飛到冰島尋求政治避難，5月20日離開夏威夷之後，頂多兩天就可抵達冰島。事實上，他到香港後停留了將近20天，始終不安排冰島之行；他在等候一個既定的時機：在習奧會談結束之時公佈自己的洩密者身份。事實上，他公佈自己的身份後，再入境冰島已非常困難。另一個小小的細節也頗值玩味：他稱自己願意放棄年薪22萬的工作，但其公司6月10日發佈的解僱聲明卻說，其年薪只有12.2萬。在這個小細節上撒謊的心理因素似乎是想表明，他此舉不是為了錢。如果他的動機真如他所說那麼高尚，為何要在這個必然會穿幫的細節上撒謊？
斯諾登洩密的真實動因究竟是什麼，有待媒體及相關機構進一步挖掘。
*美國左派為什麼總是熱情擁抱中國？*
看過《衛報》等多篇報導之後，我認為，斯諾登的政治傾向決定了他這一重大人生選擇。斯諾登向記者表明，他不信任美國政治制度（2008年大選中他將選票投給了「第三黨」），與此同時，他對「社會主義中國」抱有意識形態幻想。這是他與維基揭秘創辦人朱利安•阿桑奇的不同之處：阿桑奇聲稱捍衛新聞自由，但並未投奔「新聞自由之敵」，而是到厄瓜多爾駐倫敦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斯諾登對互聯網自由懷有極高的熱情，他的筆記本電腦上附有支持互聯網自由組織的標籤，包括電子前沿基金會（EFF）和Tor，但卻一頭紮進了年年都榮登「互聯網之敵」榜單的中國管下的香港，這一行動本身就說明他對「互聯網自由」的認知很混亂。
西方左派擁抱共產主義國家的傳統可謂源遠流長，美國左派擁抱中共始於上世紀中共延安時期，30年代後期至40年代初，由美國左派記者颳起的「紅色延安旋風」讓不少美國人以為，中共才是中國未來的真正希望，據說美國政府放棄對國民政府的支持，與這股旋風有關。70年代中美關係解凍時，最熱衷的也是左派，不少是「68年人」——1968年法國、美國、日本的左派學生運動參加者的自我稱呼，他們擁毛，支持文革，響應毛發動世界革命的號召，在美國則增加了反越戰內容——如果上溯至《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約翰•裡德、《西行漫記》作者斯諾、《翻身》作者韓丁、如今仍健在的李敦白，可以發現，這些左派人士的共同特點是：出於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幻想，熱情擁抱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無視這些國家的人民所承受的惡劣人權狀態。
毛澤東死後，中國不再重視西方左派的擁抱，改為重視西方資本家的擁抱。西方投資者為了到中國去淘金，對中國的態度隨著利益的變化而變化。但他們不會宣稱自己熱愛中共的政治制度，其漂亮說辭是，他們將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從而幫助中國走上民主化道路。
從我接觸過的左派（有新馬克思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來看，他們當中的大多數現在非常失落與痛苦。他們的信仰讓他們厭惡歐美資本主義，尤其是美式資本主義，認同標榜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權與國家，而且主要認同對象是中國（他們認為北韓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現實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無論官學兩界，大都對左派人士沒有興趣（新左除外）。一是左派認同的社會主義理念在中國早已不復存在，雙方根本找不到契合點；二是左派大都屬於社會邊緣人士，很少擁有可資中國利用的資源。少數左派人士擁抱北京寫出的讚美之書，因其太空洞，也無法在西方產生影響。
如斯諾登這種職業經歷，再加上他反對美國政治的態度，一旦被某些特殊行業的「獵頭者」發現，定會成為目標。人總會有弱點，信仰、金錢、情感、生活偏好乃至受重視感，都會成為「獵頭者」的攻略目標。
歐美左傾人士選擇人生道路是自己的權利，但其造成的影響與破壞力則因其地位而異。如果只是思想左傾，比如李敦白，在經歷了中共的監獄磨煉之後可以回美國定居，並自由地懷念往昔的光榮與痛苦，還可以去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做客，享受「老朋友回家」的待遇。但斯諾登邁出的這一步非同小可，他已經無法回頭。
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前40年，左翼思潮在世界氾濫成災。法國最負盛名的政治家克雷孟梭曾概括過那個時代青年的思想特點：「一個人30歲之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靈有病；一個人30歲以後繼續信仰左翼思潮，他的頭腦有病。」巧合的是，斯諾登的重大選擇正好是在29歲時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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