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23日訊】【導讀】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全國各個「紅色根據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肅反。很多地方殺戮如麻，致使沒有士兵願意提幹當班長，更不敢入黨。一些軍級以上的高級將領自三十年代初就永遠的從中共黨史上消失了，他們不是死在國民黨的手裡，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說，國民黨殺害的共產黨高級幹部，遠沒有共產黨自己殺的多。
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據《蕭克將軍回憶錄》記載，中央蘇區肅反累計屠殺了10萬紅軍。 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1931到1935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50多萬，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70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70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毛死後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肅反被殺的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 1991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記載：肅清AB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其中AB團被害7萬多人、社會民主黨6352人、改組派2萬多人。
（接上期） 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肅反
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初期，在原4方面軍鄂豫皖總部的駐地湖北麻城灣點修建農場，挖出了張國燾在1932年肅反殺人時的數千具屍骨，在當地的紀念館里，保存著肅反時被無辜殺掉的村幹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單。一位原來的保衛局肅反人員回憶：「每天被殺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沒死，也壓死了。坑滿后，土封起來又挖一個坑。」49年以後，在原川陝根據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場，挖出了有大約5千具屍骨的「肉丘墳」，這些都是被張國燾殺害的無辜者。張國燾經常親自審訊，嚴刑拷打、刑訊逼供，張國燾殺人的最主要幫凶和最得力助手就是陳昌浩，其他殘忍的殺手還有高敬亭，戴季英。
張國濤1931年4月進入鄂豫皖蘇區，同年9月就開始殺人。僅1931年的9—11月的兩個月間，當時在他直接指揮下的紅軍指戰員被殺掉十分之一，達到2500多人。［10］但據徐向前的回憶錄說：被殺害的幹部戰士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實在殺不過來了，就用機槍掃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殺人，達到高潮，紅25軍原有1萬2千人，43天的肅反過後，僅剩下了6千人。其中，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千9百人，馬上就殺掉2千5百人。
1931年11月中旬，張國燾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將紅1軍軍長許繼慎（建國后中央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名軍事家之一）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衛總局機關的一間房內。同時遇害的還有周維炯（被用亂棍活活打死）、王培吾等。曾經威震敵膽的紅軍傑出將領許繼慎就這樣含冤離開了人間，年僅30歲。他的夫人王望春是12師政治部秘書，當時已懷孕，遭到嚴刑拷打后被抓發砍頭，年僅20歲。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黃埔三期生，原紅12師參謀長）也未能逃脫。［11］
張國燾主持的肅反不僅殺人過多，且刑訊逼供也是非常殘酷的。楊克武在回憶肅反那段經歷時說：「張國燾搞肅反時，我在四方面軍政治科任科長，專搞肅反，殺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殘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子、站火磚、捆綁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認是反革命，還要你說和你說話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倆在一起說過話，我給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認了自己是反革命，這還不饒，非要說你也是反革命組織的人，這樣又把你抓去，如法炮製，株連一些人，然後一一給殺害了。戰士們年輕，愛玩，走路揀石子打著玩，看到了，這叫「石頭隊」。那時生活艱苦，戰士們打地主的東西，在一起吃一頓飽飯，說這是「吃喝委員會」。仗沒打好，說是對反革命手軟。從團長到馬夫、火夫都說不好，也都不得了。總之，無奇不有，隨便安個名堂都可以殺人。」
政治保衛局在審理案件時只重口供，不重證據，更沒有調查研究。為了急於得到口供，對所謂「犯人」動用各種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亂招亂供，造成株連一片的惡果。據記載：「中共六安縣委，除兩個炊事員外，從縣委書記到一般幹部，全部被殺；中共霍丘縣委機關幹部也全遭屠戮；赤南縣蘇維埃政府的幹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殺四十五人；英山縣蘇維埃十一個委員，有十人被殺害；紅安獨立師，在一個晚上殺了二百多人；六安獨立團有二百餘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紅山警衛團第八連從戰士到連長一百餘人一次被殺光；白雀園區赤衛軍團長彭開堯被殺，三個營長兩個被殺，九個連長有七個死於張國燾手下。」［12］
張國燾在主持肅反的同時，還發動了鄂豫皖根據地各級黨政機關、地方武裝和群眾團體的肅反運動。政治保衛局手握肅反大權，橫行鄉里，為所欲為，使地方肅反發生了濫殺亂打的嚴重問題，幾乎達到了縣縣肅反、區區肅反、鄉鄉肅反、村村肅反的程度。仙居區的幹部全部抓了起來，進行公審，當場殺了兩個。並且捉了11個鄉的幹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沒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據《紅安革命鬥爭史》記載：「三月八日，保衛局奉命在禹王城召開群眾大會，將徐德聰等六十三名幹部群眾扣上『改組派』的罪名，一次殺害。」
僅河南白雀園一地，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就有2500多紅軍官兵慘遭殺害。張競回憶：白雀園大肅反，主要是殺軍隊幹部。白雀園河灣、磚橋、新集是殺人地點，在白雀園大河灣里殺人殺不及，用機槍掃射。1932年農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開。紅軍總醫院分出一個分院到里羅城，不久又分出一個分院到城東何店。一個醫生、八個護士，殺了七個，我因年紀小和李院長愛人沒殺，但我陪了兩次綁。謝醫生（東北人，是國民黨軍醫轉投過來的）是何店分院惟一的醫生，到何店來，當天晚上就殺了。
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記載：從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殺害的紅4軍中的高級幹部就有：軍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軍分會主席姜鏡堂、秘書長陳翰香、紅1軍獨立旅旅長廖業祺、紅4軍10師副師長程紹山、鄂豫皖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紅4軍參謀主任范陀、第11師師長周維炯、紅1軍軍長許繼慎、第12師政委龐永俊、副師長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衣、參謀主任柯柏元、副師長程紹山、參謀長潘皈佛、第28團副團長丁超、政治委員羅炳剛、第29團團長查子清、政治委員李奚石、第30團團長高建斗、政治委員封俊、第32團政治委員江子英、第33團團長黃剛、王長先、政委袁皋甫、第34團政委吳荊赤、第35團團長王明、紅12師參謀長兼紅36團團長魏孟賢、第38團政委任難，以及十二個團的政治處主任等人相繼被害。僅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烈士名錄》內，所載的團以上幹部由於受肅反擴大化之害而犧牲者就有75人（此處不包括張國燾後來在川陝蘇區和長征途中所殺害的團以上幹部）。紅30團一個團，被殺的就有500多人。張國燾當時在會上公開宣稱：「就是有一萬二萬也不奇怪。」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張國燾掀起的肅反狂潮之中，根據地的早期著名領導人也未能倖免，這其中有原中共鄂東北特委書記徐朋人，紅4軍政治部秘書長王秀松，紅11師政治部主任曹學楷，紅四軍警衛團長戴克敏，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舒傳賢，紅10師師長陳奇，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文教委員會主席陳定侯，麻城縣武裝總指揮王宏學，鄂豫邊特委委員鄭新民，六安縣指揮長毛正初，麻城縣委書記雷紹全，中共皖西北特委書記、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方英。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紅四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足足肅掉了六分之一！之後，繼續擴大肅反，並在轉戰中又殺害了很多的高級將領。1933年6月，紅25軍第一任軍長鄺繼勛被張國燾秘密殺害於四川通江縣洪口場（用繩子勒死），時年36歲。
1935年，政治保衛局審訊科長胡底在紅軍長征途中慘遭殺害，年僅30歲。1933年春紅4方面軍總經理部主任余篤三受誣陷，被殺害於四川省通江縣洪口場。紅4軍軍長曾中生（建國后中央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名軍事家之一）因為在紅軍中的威望很高，所以不敢公開的殺。1935年8月長征途中被秘密殺害於卓克基的密林中（也是用繩子勒死），時年35歲。鄂豫皖根據地的肅反在張國燾所謂「發現一萬二萬改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邏輯下，給黨、蘇維埃、紅軍、根據地造成了難以估量的重大損失。對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讚賞，並將鄂豫皖的所謂肅反經驗加以肯定和推廣，使之對其他革命根據地也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註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60頁，作者：楊奎松
［2］《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477－78、480頁
［3］《七軍工作報告》（1931年4月29日），載中共中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黨的文獻》1989年第3期
［4］《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作者：賀彪
［5］《歷史教訓要講清楚》，作者：庄東曉
［6］同5
［7］《難忘的歲月》、《賀龍在川東南》，作者：谷志標
［8］《對湘鄂西肅反擴大化的回憶》，作者：黃遠新
［9］《紅二、六軍團會師前後》，作者：蕭克
［10］《陳昌浩回憶錄》，作者：陳昌浩
［11］《許繼慎將軍傳》138—139頁，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作者：鮑勁夫
［12］《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鬥爭史簡編》214頁，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
（完）
原標題：在肅反中被血腥屠殺的共產黨人 （文章有增節）
文章來源：《凱迪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