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19日訊】（新唐人記者何雅婷綜合報導）在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有很多人自殺，尤其在文革中自殺的人，包括大批共產黨的幹部、一些位高權重的中共元老、大批追隨共產黨並曾經得到共產黨賞識重用的知識份子。而曾任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長、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的鄧拓，在毛澤東正式發動文革的第二天深夜即自殺身亡，成為了文革中，中共高幹因政治迫害而自殺的第一人。
自中共建政統治中國一來，幾十年間各種充斥著血腥與慘烈的運動不斷，使几亿中国人長期生活在危機與恐懼的籠罩之下，数千万人在這些以各種名義發動的运动中死于非命，整个国家一直處于动荡不安的局面。
1966年5月16日，在毛澤東授意下，中共中央發布《5．16通知》，即文革的動員令，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正式拉開帷幕。
在這場血雨腥風的政治運動中，在中共黨內第一個定義“毛澤東思想”，第一個在中共黨代會上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劉少奇頂著“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被囚禁，并遭受了非人道的虐待，在文革開始三年後凄慘離世，被當局以無名漢的名義，秘密火化。而在文革中最早因遭遇政治迫害而自殺身亡的中共高幹自殺第一人，卻是曾任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長、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的鄧拓。
“三家村”被口誅筆伐 鄧拓成第一號批鬥目標
“文化大革命”的開展，是以1965年底開始的對劇本《海瑞罷官》的批判爲序曲的。
1965年11月10日，當時負責“協助”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工作的姚文元執筆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突然對幾年前受到毛澤東肯定過的《海瑞罷官》進行批判，稱這個由吳晗發表的劇本是“一株毒草”。 官至北京副市长的吳晗頓時成為眾矢之的。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談話，嚴厲指責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壞人”，並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合作寫稿的《三家村劄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於是，1966年５月，全中國對“三家村”的口誅筆伐全面展開。
鄧拓則因為寫了被認為是試圖用曲折隱晦的方式規勸毛澤東的《燕山夜話》，而立即成了全國上下第一號批鬥目標。當時，北京各大報開足火力狠批 “三家村反黨集團”，全國各地也在傳唱一首童謠：“鄧拓、吳晗、 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
1966年5月16日，作為文革動員令的《5．16通知》下發的當天，身為毛澤東和江青的秘書而參與起草了《五一六通知》的戚本禹，率先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宣稱已經查明鄧拓是叛徒，不管鄧拓背後的支持者是誰，都要一挖到底。
鄧拓家中自縊身亡 妻子不敢哭
1966年5月17日深夜，深知中共政治斗爭有多殘酷、多血腥的鄧拓在家中自縊身亡，他臨死前留下兩封遺書，一封是寫給北京市委的，另一封是寫給妻子丁一嵐的。
據《南方週末》刊登的《鄧拓之死》中鄧拓的妻子丁一嵐的口述，1966年５月１８日早上，丁一嵐去鄧拓的房間時發現她的丈夫已經上吊自殺了。因為怕驚動家裏住著的來監視鄧拓的警衛員，她也不敢失聲痛哭。
丁一嵐回憶說，因為當局要求她對丈夫的死訊保密，她一直也不敢告訴自己的孩子他們的爸爸已經死了。而孩子們從來不敢問起他們的爸爸。一直到兩年以後，外邊已經傳開鄧拓已死的消息，在請示了北京市委并得到允許后，丁一嵐才告訴她的孩子們說鄧拓已經死了。而最可悲的是為了能保住鄧拓的骨灰，丁一嵐和鄧拓的哥哥商量後，把鄧拓的骨灰放在哥哥家裏。鄧拓的哥哥當時在中科院，一直存放在他哥哥家中的鄧拓父母的骨灰從兩個罎子裏合到一個罎子裏，空出來另一個罎子里藏著鄧拓的骨灰。這樣，從表面看來，兩個罎子安放的還是鄧拓父母的骨灰。經過了這樣一番偽裝之後，鄧拓的骨灰才得以平安地躲過文革這場浩劫。
然而，鄧拓的死并沒有終結“中央文革”對他和“三家村”的批判，之后，吳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則長期被監禁。
鄧拓自殺是深刻的悲劇
據后人的披露，鄧拓臨死前寫給北京市委的那封長長的遺書上，最後仍然表示要“再一次高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囯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
對此，著名政论家，中國民主运动的领袖胡平曾在《獨立中華筆會》上發表《鄧拓之死──文革期間自殺現象研究》一文表示，鄧拓的最後表現甚至連古代的愚忠都不如，更使人感到悲哀。
文章表示，共産極權專制把權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確路線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能容忍任何批評反對的聲音。“一個人只要進入了這種體制、這套系統，或遲或早就會發現，在其中，個人再也無法堅持獨立的聲音──除非與之決裂。”
胡平寫道：“由於鄧拓未能否定制度，結果只有否定自己。鄧拓自殺是深刻的悲劇，但這裏的悲，是悲慘，而非悲壯。”
“我否定了鄧拓自殺具有真正的抗爭意義，決不是否定鄧拓的高尚品格與卓越才華。我只是要揭示出鄧拓自殺的全部殘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