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4日訊】「解勝文」是「文革」中一個寫作班子的筆名。巢峰先生主編的《文化大革命詞典》，共收錄筆名二十四個，但沒有「解勝文」。究其原因有三：一、不是林彪和「四人幫」的御用文人；二、沒有捲入這兩個陰謀集團；三、存在時間不長，相對而言「知名度」不甚高。故而，一般「文革」史書籍都未收錄。但是，「解勝文」是一個典型的工農兵寫作組，研究它，對於總結工農兵投身於「文革」的規律性，很有啟迪作用。
應運而生
1965年5月6日，林彪給毛澤東送去中央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這是總後勤部長邱會作以總後勤部的名義送給林彪的，除去極力誇大部隊農副業生產的成績，本身毫無價值，更無深文大意。而毛澤東卻對這篇報告表現了異乎尋常的興趣，于第二天便作了長達近千字的批示，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據悉，林彪依據《五·七指示》精神，要求總政治部下發文件通知：軍以上建制單位立即成立專職的「文藝評論小組」。這個通知的下發時間大約是五月底六月初，因《五·七指示》尚未公開發表，所以公開的名義是「紀念毛xx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四周年，積极參加文化革命鬥爭」。
「解勝文」就是這時候「應運而生」、「應令而生」。組建單位是陸軍二十七軍，駐江蘇無錫太湖岸邊。組建時間是1966年6月。因二十七軍在革命戰爭時期曾編印過「勝利報」，取「解放軍勝利報的文章」之意，定筆名為「解勝文」。
這個小組一開始稱「評論組」、「寫作組」，隨著《五·七指示》的公開，《炮打司令部》的發表及「文革」的高潮掀起，這個組又先後稱為「大批判組」、「戰鬥組」、「通訊組」。
選材標準
陸軍二十七軍的建制是三個整編師，外加幾個特殊兵種的直屬團。駐紮在除上海和南京以外的滬寧鐵路兩邊的城鎮和鄉村，另有幾個步兵團在蘇北某農場搞生產。
「文革」前，某師有位新聞幹事杜，因妻子出身於富農，雖「德才兼備」，總難以重用。組織送他去長沙政治學院深造，畢業后更是「滿腹經倫」，然而，各宣傳機構的編製已滿，無法安排工作。只能作為軍政治部的「超編人員」，以個人名義搞新聞報道。就在此時，軍黨委將組建「寫作組」的任務交給他，並委任為「組長」。
杜組長雖有在全軍挑選組員之權力，要在數萬人中撒網捕魚絕非易事。軍黨委要求選「又紅又專」之材，當然把「紅」放在首位。如依此標準，應在「活學活用積極分子」、「優秀黨員」、「五好戰士」中挑選。杜組長卻對此不屑。他把近幾年二十七軍各部隊在軍內外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找來閱讀，選出特別精彩之篇，再追尋它的作者之姓名、單位、交組織部門「發調令」，所在單位不能不予放行。用此辦法共選七名「筆杆子」，他們的具體情況如下：
徐A，1960年高中畢業入伍，任某連副指導員，中共黨員。但不是「活學活用積極分子」、不是「優秀黨員」、不是「優秀政工幹部」。杜選徐A主要還不是看中「文才」，是想讓他負責寫作的組織、領導、管理工作，杜自己只管業務，不管寫作組的事務。
徐B，1961年高中畢業入伍，任某部電影隊隊員，中共黨員。文才平平，但喜好美術、文娛，杜考慮到「文藝評論小組」的全面性，故入選。
張，中專畢業，入伍前是工廠的技術員。任某部班長、中共黨員、五好戰士，入選前寫過幾篇較好的文章，進組后相形見絀，成為惟一的提前退伍的戰士。他是公認的「政治思想最好、寫作水平最差」的成員。
姚，高中畢業入伍，任某部文書，中共黨員、五好戰士。他入選前曾多次幫助杜謄清文稿，字體端正、整潔，謄抄準確無誤。杜選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寫稿而是抄稿，因為那時候打字機很不普及。
李，某部戰士，非「五好」，非黨員，非「積極分子」。因他思維極富創見，寫的稿件觀點很新，雖然基層認為他「只專不紅」，杜用他出身好（產業工人）作擋箭牌，調至麾下，成為愛將。
吳，某部戰士，非「五好」，非黨員，非「積極分子」。他有一篇通訊稿被南京軍區評為1965年「紅旗稿」，編成書，下發全軍區新聞工作者，作為範文學習。這在二十七軍是個惟一。儘管基層反應此人「狂妄自大」，杜反覆強調他出身苦大仇深（貧農），是「紅根子、紅苗子」，衝破重重阻力，將其調到麾下。
程，某部戰士，非「五好」，非黨員，非「積極分子」。此人不喜歡用手中的筆為基層唱讚歌（通訊報道），專寫雜文、評論，抨擊時事弊端，更不受歡迎。調他時，各級組織不僅用「只專不紅」的借口阻擋，又拿「出身不好」的帽子來扣押。杜開動腦筋，查到程的親哥哥現仍在空軍某部任飛行員的例證，來證實這個家庭「政治可靠」（因稍有不可靠的人絕不能當空軍飛行員），終於闖過組織上的「政審關」，得此愛將。
七個成員還有一些共同的特徵，不僅入伍前都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而且都從見多識廣的城市入伍（其中三人來自上海，四人來自揚州），可以說，都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真正的軍人」不能划等號。說句笑話，這大概也是當時千千萬萬個工農兵寫作班子的共同特徵吧！
寫作流程
1966年6月23日，「解勝文」寫作組宣布成立。
新調入的七個人員雖然都具備一定的寫作基礎，終因是個人寫作、業餘寫作，水平不是很高，很難適應文藝大批判的要求。「解勝文」一開始確定的總方針是「學中干、干中學、學中求深、干中求新」。具體寫作方針是：「吃透上級精神，掌握運動進程，集體確定主題，各人分段執筆，反覆研究修改，組長最後定稿」。
學習，內容主要是四個方面：
馬、恩、列、斯、毛的著作。絕對是採用「帶著問題學」的方法，走的是「學語錄」的捷徑。
魯迅的雜文。這是全體成員特別喜歡讀的書，對「解勝文」文風的形成具有特別重要的影響。
報刊上已經公開發表的同類題材的文章，不僅是作「範文」，也為了避免雷同，便於推陳出新。
從批判對象中悄悄汲取營養，這是秘而不宣的經驗。對於提高文藝素養作用較大。為了批判，「解勝文」擁有一項「特權」：任何一部中外名著都可以看可以讀。批判《靜靜的頓河》時，每個人先通讀全書，再細讀全書並全面做摘錄。為了加深印象，又從上級借來全部電影膠片，反覆放映反覆觀看。到分工寫作時，各人還可再讀再看所涉及的內容。簡直把這部名著「啃爛了」。嘴上批判，內容感動，潛移默化，暗中受益。
寫作，主要分六步走：
第一步，吃透上級精神。這個「上級」不是軍內領導，從那條路得到的「精神」不僅過於籠統，還常出差錯，不可靠。「解勝文」的上級主要是四大報社編輯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解放日報》、《文匯報》。和四大報社的電話聯繫經常不斷，還不時地邀請編輯記者親臨指導。用「太湖美景」、「太湖美食」招待不必說，記者編輯因是到「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採訪，又可徹底免除「資產階級糖衣炮彈」之虞，何樂而不為？
得到上級精神，還必須「吃透」。「吃」的方法和步驟是：先找馬、恩、列、斯、毛的有關論述，主要是毛澤東的指示特別是最新指示；后找「歷史背景」材料，並將過去有關的頌揚文章找來對照，最後確定上級「精神」的「實質」和「核心」。1967年下半年，《人民日報》傳來中央首長的指示：批判《靜靜的頓河》，這是修正主義文學鼻祖的修正主義文學王牌。「上級精神」傳來了，怎樣理解？怎樣批判？如何才能把肖洛霍夫「批」成「修正主義文學的鼻祖」？如何才能把《靜靜的頓河》「批」成「修正主義文學的王牌」？「解勝文」是頗費了一番腦筋的。不僅讀了列寧、斯大林的許多教導，還讀了布哈林等反面人物的言論。對毛澤東關於十月革命關於階級鬥爭的論述更下苦功讀。再把無產階級的文藝理論和修正主義的文藝理論對照著讀。搜集過去國內外的有關讚賞文章批判性地讀。最後確定了高層建瓴、全局著眼、大處立論、將過去頌揚文章的主要觀點翻覆過來立論，很快寫出一組在當時被公認為高水平高質量的批判文章。幾個主要標題是：「打倒修正主義文學的王牌」、「肖洛霍夫的筆和葛利高里的馬刀」、「一壇階級調和的毒酒」、「活命哲學的狂熱吹鼓手」、「編年史是假，變天史是真」等，分別發表于《人民日報》1967年10月29日、11月7日和《解放軍報》1967年10月26日。
第二步，掌握運動進程。有了上級精神，並已吃透。緊接著搜集從中央到地方報刊上已經發表的這一題材的文章，反覆研讀，在絕不重複的前提之下，選取新的角度、挖掘新的深度，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比如「文革」開始不久，林彪發出了「要把『老三篇』作為座佑銘來學」的號召，報社要「解勝文」寫文章響應。當時，各級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們寫出並刊登的學習「老三篇」的心得早已不計其數，解勝文儘力搜集整理編排歸類，然後像「鑽空子」一般「鑽」「深度」和「角度」。最後寫成兩組稿件，一組圍繞《為人民服務》從大處寫、高處寫的《人生的第一課》、《革命的基礎課》、《終身的必修課》、《反修防修的根本課》。另一組圍繞《紀念白求恩》中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八個字做文章：《重和輕》、《長和短》、《上和下》、《進和退》。兩組文章均深得好評。
第三步，集體確定主題。這個方法可能和當時批判個人名利思想有關，也和部隊重視集體力量的傳統有關。文章不管大小長短，寫作前總要組織八個人討論研究，有時爭論幾天幾夜才將觀點統一起來。八個人的意見不一致絕不勉強動筆。
第四步，各人分段執筆。經過充分討論，觀點基本一致之後，如果確認文章的篇幅不長，便由一人執筆；如果篇幅長，便由數人執筆。不管是一人寫還是數人寫，都不是分配任務，而是自領任務。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執筆者的信心、發揮執筆者的特長。
第五步，反覆研究修改。因為動筆前的集體討論終歸只是梗概，執筆者又一定會發揮自己的創造性。集體研究的意圖能不能被有力地體現出來，執筆者的創造符合不符合規範，必須經過集體的再討論再推敲，讓執筆者再思考再修改。有時，這一過程要反覆三、五次。
第六步，組長最後定稿。經集體和執筆者反覆推敲修改後的文字不能算是「定稿」，最後的定稿權只由組長杜一人掌握。他關起門來苦思冥想，從大處小處、主題標題、段落文字，一稿有時分別投送一、二十家報刊編輯部。
「解勝文」寫作組發表的文稿，部分用「解勝文」筆名，部分用八個成員的真實姓名，還有相當多的部分用的是基層幹部戰士的署名。這部分文稿的產生過程不是如一般人認為的「提刀代筆」，而是「假公濟私」。每一篇這類文稿的產生，都不是先發現基層的好文章或好文章苗頭；仍然是先「吃透上級精神」，再「掌握運動進程」，並「集體確定主題」，此後不是「各人分段執筆」，而是帶著集體確定的主題下到某先進單位或者找來某幾個先進個人，極其巧妙地向他們「灌輸」預先確定的主題，讓他們依樣畫葫蘆的寫出初稿。「解勝文」將初稿收上來集體研究出具體的提綱和修改意見，交給小組成員一人一篇地重寫，幾乎是推倒重來，甚至對原稿一字不留；仍然交給組長杜一篇一篇一字一字地修定。最後將定稿交一份給初稿人。發表時署初稿人姓名，文後加個括弧，註明：「解勝文整理」。對於基層幹部戰士來說，發表稿中有無自己寫的文字並不重要，借「解勝文」的筆給自己揚名，還會有什麼意見呢？對於解勝文來說，也是假幹部戰士之小名，揚自己之大名。那時間只有「名」，全無「利」。稿費都是「毛xx語錄」、「毛澤東詩詞」、「毛xx像章」，再加幾本筆記和稿紙。文章發表得再多，戰士仍然每月幾元錢津貼，幹部仍然拿原來的幾十元工資。
名噪一時
「解勝文」的文風，用今天的標準看，有三個特色不容否認：
一、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雖然是「文革」所有的大批判文章的共同特色，「解勝文」的批判文章體現得特別鮮明。每篇文章只選取一個突破口，做到批深批透。有些觀點無法從一點突破，便採取化整為零之法，將一篇文章拆成一組文章，又可達到「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批周揚的「文藝黑線」、批《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等文章，全是這樣寫的。
二、雜文風格。「文革」中，允許公開閱讀的過去的文學作品大概只有魯迅的著作。魯迅雜文是「解勝文」全體成員除毛xx語錄外天天必讀之書。因為當時允許讀、提倡讀，可以公開讀，寫作時參考著讀，不寫時隨意翻閱。解勝文成員確實喜愛魯迅雜文，寫作時有意模仿著意學習，大多數批判文章都確有魯迅之文風。如程寫的一篇批判周揚「人性論」的文章，題目叫《剝開周揚的「人」皮》，寫法完全參照魯迅的某些雜文，大概題上「魯迅」的署名可以假冒。此文不僅被《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同時刊登，新華社發了專稿，全國的大小報刊全都轉載了。
三、文藝色彩。「解勝文」很擅於從「毒草」汲取藝術營養，給基層幹部戰士寫心得體會時，全篇充滿頌歌和讚詞，有些乾脆採用民歌、散文詩、警句組成一篇文章。1966年8月1日建軍節，「解勝文」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近萬字的文章，總題目是《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觀點一點不新鮮。文章借用了幾十個幹部戰士的名字，每人唱一段頌歌，組合成一首大合唱。如：「毛主席的話威力最大，中國人民聽了毛主席話，就有幾億顆精神原子彈；全世界人民聽了毛主席的話，就有了幾十億顆精神原子彈。」「毛主席的每一句話，都是投向舊世界的炸藥包；毛主席的每篇文章，都是舊世界的判決書；毛主席的光輝著作，是無產階級徹底粉碎舊世界的最先進最銳利的武器！」「毛澤東思想，一人學，一人紅；二人學，一對紅；人人學，一片紅。這代學，這代紅；下代學，下代紅；代代學，萬年紅！我們要把毛澤東思想代代傳、傳萬代，讓革命人民代代紅、紅萬代！」——這些語言，在當時無疑是最激動人心的頌詞，發表后贏得普遍的讚賞。
因為有以上三條很鮮明的特色，在全國眾多的工農兵寫作組中稱得上「獨樹一幟」。當時，真正的文藝家、理論家全被打倒了，「解勝文」的文章在全國報刊上大為吃香就一點不奇怪了。這個小組從成立到解散剛好三年，除去中央《紅旗》雜誌沒有刊登過他們的文章，其他從中央到各省市的大小報刊或多或少都登載過「解勝文」的作品。經統計，包括首次刊登的和轉載的，長長短短的文章的見報數超過一千篇次，幾乎是平均每天有一篇文章見報，成功率確實驚人。千篇文章涉及的題材和體裁大致分為四大類：
第一類、大批判文章。這是主要的。批判的內容有所謂「周揚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四條漢子」的修正主義文藝理論、電影《祝福》、《林家鋪子》、《燎原》、《訪問印度尼西亞》、《紅日》、《兵臨城下》等，還有所謂「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政治路線」、「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文藝路線」、「黑《修養》」。批修正主義文學王牌《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一個人的遭遇》、《日日夜夜》、《生者和死者》等等。真是政治、文藝，國內國外，無所不插足。
第二類、學習毛xx著作的心得體會，有以「解勝文」名義寫的，有以八個成員的真實姓名寫的，更多的是假基層幹部戰士的名義發表的。涉及的毛主席著作有「老三篇」、《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實踐論》、《矛盾論》；還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更是年年學、月月學。
第三類、為「文革」中出現的新生事物大吹大擂。紅衛兵組織一誕生，他們寫信《向文化大革命急先鋒紅衛兵致敬》；「樣板文藝」一誕生，他們歡呼《革命戰士最愛聽鋼琴伴唱「紅燈記」》；「一月革命」爆發，他們及時寫長篇通訊《革命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滬寧鐵路巡禮》；革命委員會一成立，他們表態：《丹心獻給紅色政權》；為迎接「九大」召開，他們向毛主席報喜：《朝霞映在陽澄湖上——今日沙家浜》……
第四類、革命詩詞，直接歌頌毛xx和毛澤東思想。在當時，他們特別重視避免「標語口號式」，用從「毒草」中汲取的藝術手法儘力使「革命口號」藝術化。比如長詩《高山哨所慶新年》的第一節「青松枝，翠竹桿，彩門搭在白雲間，毛xx像高高掛，萬丈光芒紅滿天。」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也算得上好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成員吳深入南京長江大橋工地較長時間體驗生活，以守橋部隊幹部戰士名義發表的組詩《守橋戰士唱大橋》，不僅和大橋建成通車的新聞稿同時發表于中央各大報紙，新華社還將組詩發了通稿，供全國報紙刊用。實屬罕見。此後各種有關南京長江大橋的書籍資料，都收錄了這一組詩歌，足見不同凡響。
可以這樣說，「文化大革命」千千萬萬個寫作組，除了林彪集團和「四人幫」的御用文人，沒有哪個有「解勝文」的名聲大。
壽終正寢
前面說過，那時候寫作無利可言，全國所有報刊不發一分錢稿費。談名，也不強烈。大多數文章是署「解勝文」或基層幹部戰士的真實姓名。不否認調入寫作組的戰士想「提干」、幹部想「陞官」，但這樣的動力是微不足道的。應該承認，他們和真正的「革命」軍人還有距離，更多的是知識分子的習氣。為了堅持自己所認為的真理，可以不顧一切，實質上是「政治狂熱症」。追求自由，不拘小節。這些都和「革命」軍隊的要求格格不入。由此演出了一幕幕鬧劇。
成員吳是戰士，到南京長江大橋守橋部隊深入生活時，為了能住上一間單人宿舍，便於學習和寫作，在招待所登記簿的「職務」欄內填了「幹事」（即幹部。因戰士只能住集體宿舍）。這情況很快反應到二十七軍政治部，作為「追求名利的典型」大會小會反覆批，口頭書面反覆檢討。將吳創造組詩成功的喜悅沖得一乾二淨。後來，某些人又抓住他的隻言片語無限上綱上線，將他開除黨籍和軍籍，送回老家農村種田。
成員程，真正是個「才子」。除去「解勝文」本身，政治部的其他人員皆認為他「狂妄自大，目中無人」。1967年，他向黨組織遞了一份「入黨申請書」。可能只是因為粗心大意，申請書上「承認黨綱」四字後面，遺漏了「黨章」二字。本來解決這問題並不難，組織可以派人找他個別談話，讓他補寫或重寫。程本人也可以承認自己態度不嚴肅，立即改正錯誤。雙方都沒有這麼辦。一直到通過申請書的支部大會上，幾個黨員突然詰問：「是不是連共產黨的黨章都看不起，拒絕承認？還申請入黨幹什麼？！」程雖無思想準備，但腦筋動得很快，公開反唇相譏：「你們不是正在批判八大通過的黑《黨章》嗎？到底是批判它還是承認它？！」對方強辯：「我們要你承認的不是八大的《黨章》……」「那是什麼《黨章》？」「九大的……」「九大還沒有召開，新黨章還沒有制定出來，叫我承認什麼？！」「不承認就不能入黨！」「寧願不入黨，也不承認黑黨章！」如此針鋒相對，結果不用交待，九大開幕了，新《黨章》制定出來了，程的入黨之事永遠吹了！請他捲鋪蓋退伍回上海當工人。
原是某部電影隊員的徐B，因南京部隊政治部有意提名「解勝文」做活學活用先進集體上報總政，二十七軍政治部不蓋章，他發了幾句牢騷，被認為「喪失了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的立場」，很快地辦理了轉業手續。成員李，幾乎看透了環境，不想提干不要入黨，只求早一點以「民主人士」名義退伍回上海當工人，當然「如願以償」。
《人民日報》1969年5月27日發表了「解勝文」的最後一篇文章《用革命的輿論粉碎反革命的輿論》，這個寫作班子從此銷聲匿跡。它的壽命整整三歲。這麼早地夭折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二十七軍是許世友的部隊，在軍內掛不上林彪集團的鉤，所以沒能像駐滬空軍「衛東鷹」寫作組那樣得到重用，成為林立果艦隊的成員。在軍外又和張春橋是對頭星，不可能得到「四人幫」的青睞。無人器重，自生自滅，這是「解勝文」的悲哀，也是因禍得福。
解散之後
三年「解勝文」，鍛煉了一批人。組長杜在寫作組解散后，曾到某市革委會任秘書，總想自己不適宜官場，主動要求到某大學去教書，專心育桃李、矢志搞學術，最近出版一本專著《藝術變相論》，完全和政治分道揚鑣了！
副組長徐A，寫作組解散后，對筆杆子一片摯愛，寧要筆不要官，被調到某大領導身邊，專職給他記錄、整理、出版回憶錄，署的都是領導的大名。對徐A來說，真正是一無名二無利。他一干多年，毫無怨言。
程退伍到上海當普通工人，業餘時間筆耕不輟。后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差點被張春橋政治利用，讓他驚出了一身冷汗。「文革」結束后，他刻苦學理論學文化，擔任了上海市某校科研處處長，現為上海某大報評論部的負責人。
李，專愛創新的大腦在新時期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從普通工人到管理幹部，現擔任上海某開發區的總經理。
吳，被開除黨籍和軍籍后回老家農村當農民，對「解勝文」的經歷十分留念，在報紙上公開呼籲「寫作組的方向就是文科大學的方向」。二十多年來，當農民、當教師、當工人、當商人，人生沉沉浮浮，始終筆耕不輟，出版了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詩歌集。近些年又熱衷於「文革」史研究，卓有成效。
1998年6月，在「解勝文」誕生32周年的時候，當年的八個成員相聚在太湖之濱，回顧當年，暢談人生，不勝感慨萬端。祝福改革開放的祖國永遠摒棄「文革」的瘋狂，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輝煌！
原標題：「文革」中的一個士兵寫作組
文章來源：《百年潮》200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