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1日訊】上一次我們談了《視覺》雜誌《走出「馬三家」》這篇文章和遼寧省調查組得出的完全對立的結果，我們討論了誰在這個問題上撒謊。其實有一個問題我們上一次沒有深談，就是近14年來絕對禁忌的一個領域，從報導被各大門戶網站轉載來看的話，已經有所鬆動。這個鬆動是怎麼發生的？我們今天就跟大家來討論一下。
這個實際上是經過一系列的衝擊波衝擊的結果。我認為第一波的衝擊是來自薄王事件，薄熙來和王立軍這個事件，儘管絕大多數人把它看成是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但是在揭露薄熙來、王立軍這個事件的過程當中，無可避免的觸及到了兩件事情，而這兩件事情又是直接相關的，第一就是迫害法輪功的問題，第二就是政法委權力的問題。迫害法輪功這個事件在薄王事件的曝光過程當中曝光出來，是因為薄熙來本人的經歷就和迫害法輪功是密不可分的，而這個曝光出來又有一些人為無法控制的外界因素在起著作用。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這件事情，薄熙來是當時除了中央發起迫害法輪功的主要人物江澤民和羅幹以外，在海外被起訴次數最多的一個中共官員。按照迫害法輪功開始的時候，他僅僅是一個大連市委書記，在這個位置上，本來海外起訴是輪不到他排在被起訴最多的人的範圍之內的，這裡就有一些別的因素起作用的。這至少有兩個因素，一個因素就是迫害雖然是來自中央的政策，就是說在底下的省一級、市一級的在位者，對於中央決定了的政策，他本來是很難抵制或者改變的，但是被動的捲入迫害和主動賣力的超額完成，這還是有區別的，所以各地的迫害情況雖然都很嚴重，但實際上和主要的當政者還是有一定關係的。
薄熙來他就屬於那種野心極大，就是說用無辜者的鮮血染紅頂子的那種人，所以他在任內，包括在大連任內和在遼寧省任內，他就變本加厲的迫害法輪功以討好江澤民。因為他自己很清楚，沒有什麼比迫害法輪功更能贏得江的歡心。這是一個，就是說他個人在這裡面起的作用。
第二個是離開遼寧省以後，他擔任了商務部長，出國的機會多，因此他在海外被起訴的機會也就比別人多。在同級官員當中，積極迫害法輪功的人當中，他是出國最頻繁的一個。後來薄熙來被貶到西南地區重慶，我當時就一直懷疑，是不是和他當商務部長出國被起訴次數太多有關係？只是說這種懷疑不容易從內部得到證實。
這時候就有一個無關的因素出現了，來證實這個猜測，就是「維基解密」。無論後來有很多說法，就是說真正讓他不能夠在國務院這個系統繼續升上去，而被貶到重慶去是他跟吳儀的關係不好，所以吳儀要自己全退沒有問題，唯一的條件就是薄熙來不能上去，有人說是她換來的，也有說其它的原因。但是肯定的說，根據「維基解密」的介紹，他迫害法輪功而導致在海外的被廣泛起訴，即使不是他被貶到重慶的最直接的原因，也是別人公開拿出來把他貶下去的理由之一。
至於王立軍，當然後來又披露出來他有一個器官移植的實驗。另外在大連，薄熙來起家的地方，屍體加工廠屍體的來源問題，這一系列的問題也把迫害法輪功的事實在中國的公眾面前撕開了一道裂口，儘管說還沒有那麼全面和公開，至少在國內沒有那麼公開，但是由於那段時間翻牆出來看海外網站的人數暴增，幾十倍、幾百倍的增加，使得海外這些公開的信息快速的向國內傳遞。這個過程當中，就把這個迫害法輪功的事情在國內造成了一個很大的衝擊。
在薄熙來、王立軍事件當中，被曝光的另一個重大的事件就是政法委權力的擴大，以致威脅到中共的最高領導層的地位了，這個也是在人為控制不了的因素下出現的。就是王立軍進入美國領事館以後，最早被美方曝光出來的內容就是薄熙來和周永康結盟，利用周永康的政法委的系統準備取代習近平，登上中共的最高統治地位。
這個過程曝光以後就不可避免的把政法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政法委恰恰是在過去十幾年通過迫害法輪功這個過程來攝取，來獲得它的超級權力的，而政法委的罪行這樣子全面曝光，在這以前也是難以想像的。很多不是直接關心人權問題的，不是直接被迫害的，又不是法律界的人的話，大部分中國人在這之前對政法委的罪行的認識是很淺的。這個過程實際上是第一道衝擊波，這個衝擊波沒有把這個事情完全揭開來，但是確實讓很多人開始關注這件事情。
第二次衝擊，我認為就是這次王全璋律師在靖江被法庭拘留的案子。王全璋律師辯護的是一個法輪功學員，在法輪功學員被判刑的案子當中，靖江的法庭所作所為遠遠不是最糟糕的，因為有很多地方根本就不讓律師出庭，根本就不讓你去請北京的律師。你像前幾年重慶江津，兩位北京律師到江津去為一個法輪功學員在勞教所突然死亡的案例，去會見這個法輪功學員的家屬，結果在江津被毆打吊銬，那就比這次靖江的事情要嚴重得多，但是也沒有引起這麼大的轟動。
靖江的案子它的特殊之處在什麼地方呢？首先就是律師和維權人士反應非常快，行動也非常快，在48小時之內就有數百人到靖江去圍觀、去抗議，這個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第二個就是很重要的，我們講的衝擊波，就跟媒體有關了，就是媒體在這件事情當中突破了禁區，發表了文章。據我所知，這是國內的第一例，就是《財新》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他甚至採訪了當事人法輪功學員朱亞年的女兒朱丹，而且發表出來了，儘管發表的文章沒有直接提「法輪功」三個字，但是這可以說是中國國內媒體報導的一個突破。
第三個特點就是靖江法院在48小時之內，非常快的就做了有限的讓步，這也是前所未有的。我們講以前大家也有抗議，你比如說江津毆打兩位北京律師，在北京就開了個研討會，但是那是在北京開的研討會，拉了橫幅，他們沒有到當地去圍觀。在這之前也從來沒有媒體敢觸及跟法輪功有關的問題，除了喉舌媒體的造謠誣衊以外，也沒有出現過法庭的讓步。所以這一連串的事件實際上也是一次很大的衝擊，就是至少在打破禁區方面有了一個很大的進步。
所以靖江這個案子它是有幾個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一個是社會強烈的反應，另外就是媒體人敢於突破，雖然在目前中國的政治環境之下，他沒有能夠在報導當中，就《財新》雜誌的報導沒有提到法輪功的名字，但是它還是通過案情介紹，就是提到了刑法三百條的第一款，也就是說過去十多年就是用這款所謂刑法來歪曲了應用到法輪功學員身上，就是說這一款條款絕大部分是用於迫害法輪功的。所以它通過案情介紹，實際上是透露了這個案子部分的真實背景，最終導致了法庭的讓步，雖然它沒有承認錯誤。
當然我們不能指望它會承認錯誤，因為中共它是不會承認錯誤的。你像反右，反右把99%以上的人都說是錯劃了右派，都平反了，但是反右鬥爭本身，它還是一口咬定是對的。中共你不能指望它承認錯誤。在法庭的這種讓步已經是非常罕見的了，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有來自上面的壓力，這個我們最後會談。
第三波的衝擊，我認為就是這次《視覺》雜誌所刊登的文章《走出「馬三家」》。《走出「馬三家」》這篇文章它突破了幾個禁區，第一個禁區，馬三家是一個中央的典型，它揭露了這個中央的典型在系統的使用酷刑對待被關押者，在這之前，沒有把中共的這個系統裡面使用酷刑被媒體曝光的。
以前最大的一次媒體曝光是孫志剛被打死，後來取消了收容制度。但是孫志剛案件的曝光，當時並沒有深入的涉及到，只是涉及到了收容制度的弊病，就是這個制度本身的弊病。就像最近一段時間，在這之前討論的勞教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樣，它涉及到的是這個弊病，但是它沒有直接涉及到司法當局主導的系統的酷刑。當時只是把孫志剛案子作為一個特定的個案，推出幾個替罪羊了事，當然最後取消了這個收容制度，但收容制度本身的取消並不是由於揭出了收容系統用酷刑，而是從法律上說收容制度的不合理，就像現在討論勞教制度的不合理是一樣的。所以這次針對的勞教系統裡面的馬三家勞教所裡面的系統的酷刑，它針對這個系統就要比當時孫志剛這件事情曝光要大得多。
這個文章它有幾個特點，第一個，雖然它沒有提到法輪功，但是它仍然把對法輪功的迫害曝光了，因為它裡面提到了老虎凳原來就是用於特殊群體的，後來才擴大到普教。
第二個特點就是，在中國的諸多勞教所當中，集中曝光了馬三家這個特別具有獨特意義的地方，這個勞教所它獨特的意義就在於，這個勞教所跟其它350個勞教所相比，它唯一最獨特的地方就是它是特別為迫害法輪功而設置成一個中央的典型的，很多酷刑和洗腦方法是從這裡向全國推廣的。當然其它的勞教所也同樣有酷刑，也同樣有洗腦，都是一樣的，你像北京那些勞教所就非常非常糟糕，還有黑龍江的一些勞教所，各地都是這樣，但是具有迫害法輪功象徵意義的是馬三家獨有的。所以這篇文章它形成了第三波衝擊波。
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衝擊波？怎麼會促使這個堅冰逐漸的被打破的？這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我們首先看到的當然是法輪功學員自身，就是他們從被迫害到現在將近14年了，一天都沒有停止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就是在反迫害的過程當中從來沒有停止過一天，成為在中共統治歷史上，為了堅持信仰而付出巨大犧牲，堅持反迫害的最重要的一個團體，也是最主要的主力，這個是後面所有的人能夠加入這個反迫害，能夠去揭露這個迫害，能夠去揭露這個司法系統的黑幕，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第二個就是媒體人的良知和他們深挖真相的這種努力。無論是《視覺》雜誌的寫作者袁凌，還是即將播出的，馬上就要播出的一個紀錄片，就是採訪馬三家出來的女人的那個紀錄片，叫《小鬼頭上的女人》，它的製作者杜斌，他們都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經過幾年的努力，非常困難的採訪到了馬三家的倖存者，採訪的第一手資料，沒有他們的努力，這些事情不可能被曝光。
另外一方面我們就要談到天象的變化了，就是說整個形勢發展到今天這一步，這和以前也是不一樣的。我們首先看一下遼寧當局的反應，遼寧當局的這個反應在過去來說的話是不可想像的，當然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它在抵賴，它把《走出「馬三家」》所報導的所有東西全都不承認，另外它還繼續的在誣衊誹謗法輪功，這點是一眼就看出來的。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我們去看這個問題的話，對於一篇媒體的報導，就是《走出「馬三家」》這個報導是媒體的報導，一個省的當局需要把報導當中沒有明確的提到的法輪功搬出來，作為自己這一方正確，而用於打擊對方的武器，實際上它反映的是遼寧省當局的無奈和被動，而不是表示它們仍然控制了局勢，其實表示它們已經控制不了局勢了，所以它們才需要把中共的政策搬出來作為自己正確的一個依據，如果它不把這個搬出來的話，它沒有辦法和這篇報導對應去反駁，它沒有辦法。
相比較而言的話，我們可以看到記者和訪民就非常理直氣壯，你像記者，袁凌他就提出來要和馬三家教養院，和它的後台遼寧的司法廳去對簿公堂，而且他理直氣壯的說，如果我在這篇文章當中造謠誣衊了，你就可以追究我的刑事責任；如果我的報導屬實的話，他也要求法庭去追究馬三家教養所虐待別人的人，和上面包庇馬三家的司法廳官員的刑事責任，他非常理直氣壯。而且他也要求公開這個調查組的成員名單，要去追究製造假新聞的調查組人員和法制網的記者，還有新華網，他要追究，因為只有法制網和新華網報導了，所以他要追究他們的誹謗責任。這個記者非常理直氣壯。
同時他也披露出來了，就是遼寧調查組它邀請了四家媒體參與調查，這四家媒體是新華網、人民網、《遼寧日報》、《法制日報》，當它們完成這個調查報告以後，它邀請這四家媒體記者去簽字，結果新華社的記者沒有去，《人民日報》的記者拒絕簽字，《遼寧日報》沒有發稿，只有《法制日報》和記者把這個報告給發出來了。也就是說即使是這些喉舌媒體，都沒有辦法忍受遼寧省調查組的這個結論，或者說他們不願意做遼寧省調查組墊底的替罪羊。這是記者。
從民眾來看的話，同樣是袁凌在披露，說十多位被勞教的女子到新華社去，他們要求新華社去解釋，為什麼新華網、新華社要去登這個遼寧調查組的假的結論，為什麼要給這個稿子發出來？新華社就推給新華網。結果他們就到新華網去，結果新華網又推給新華社。也就是說新華網和新華社互相推來推去，好像他們是兩家人，誰都不敢承擔責任。連新華社都不敢去承擔這樣的責任，就可想而知，現在遼寧省這個調查組的結論簡直就是過街老鼠。
談到這裡我們就要談一下，現在顯然說我們至少，當然從記者角度上來說，他們調查是前提，沒有他們的調查不可能發出來，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說，能夠發出來，那也表明除了記者的努力之外，還有一定的社會的因素在裡頭，還有一定的外界的因素在裡面，那麼這裡面就牽涉到中共背的包袱，另外就是誰來背黑鍋，還有一個就是利益集團，這之間的利益糾葛。
首先，我們談一下這個龐大的利益集團的問題，就是遼寧省司法廳它們調查組調查出來的結果，以嚴格的分析的話，它屬於一種綁架行為，就是它要綁架整個政權機構，因為目前的指控只侷限於在馬三家勞教所，並沒有涉及到其它的省份、其它的地方，所以遼寧省它不想單獨的承擔責任，它要綁架整個政權機構。這一做的話，這個調查結果一出來以後，它把自己的路就堵死了，因為它自己本來有一條路，就是像中共它歷來是這樣的，就是它找一個替罪羊，找個替罪羊把這個事情推到這個替罪羊身上去，像孫志剛這個案子一樣，就在最底層、在這個收容所裡面，曾經被關押的真正罪犯那些人，把那些人找出來做替罪羊，然後在基層的警察裡面找一些做替罪羊，這樣就把中共的整個系統和這個具體的罪行切割開來。
你像這個孫志剛的案子，它就是把這個兇手判了刑，而區一級公安局的部分警察，大概有10名左右的警察，是作為責任人，就是你沒有把底下管的收容所管理好，以這種名義把他們給行政處分，結案了，最高的處理的官員是區公安分局的分局長。
遼寧省的這個調查報告一出來以後，它實際上是把找替罪羊的這條路徹底堵死了，因為它馬上把自己做了兩個捆綁，一個是往下的捆綁，一個是往上的捆綁。往下它就是把自己和馬三家教養院捆綁起來了，就是說馬三家所犯的罪行最終要證實的話，那麼這個司法廳和這個調查組全都要一起栽進去。向上呢，它就通過強調迫害法輪功的政策，把中共整個系統和遼寧省的調查組和遼寧省捆綁起來了。當然，這向下和向上的兩個捆綁，本來都是事實，因為這確實不是遼寧省自己的政策，這是來自中央的政策，迫害也好，酷刑也好，洗腦也好，都是來自中央的政策；調查組成員本身就和馬三家勞教所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有的就直接是馬三家教養院的院長，這是事實，但是一個地方當局，用這麼公開露骨的方式，把這個事實說出來，把別人捆綁在自己身上，這種作法其實還是非常不尋常的。這是利益集團。
對於當局來說的話，現在它面臨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呢？大家知道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世俗的政權的壽命，長過它迫害過的宗教信仰的，人類歷史上沒有發生過。中共建政以來，就一直在製造敵人，它欠債無數，文革結束以後，利用文革結束，清理了一部分舊債，同時它也承諾，說不再折騰了，不再製造新的敵人了，然而中共它沒有辦法、本性不改，它又製造了新的敵人，欠下了新的血債。你看六四屠城，迫害法輪功；還有舊債還沒有清，又欠了新債的，你像對藏人對維吾爾人，另外製造出了無數的冤民和訪民，今天中共對內實際上是面臨著四面楚歌，這種情況一點也不比文革後期差。文革結束至今，已經有三十五、六年過去了，中共沒有清理過一次血債，中共自己建政歷史上，也只清理過一次，就是文革結束以後，而且那一次清理的也很不完全。文革以後的每一代領導人，都製造了新的敵人，這些血債又沒有清過，也就越積越多。
就以迫害法輪功為例，中共現在面臨的，早就不是能不能取勝的問題了，而是如何在這場迫害下，它怎麼能夠生存下去的問題了。新的領導層，他一方面要面對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另一方面，他又要面臨著每一筆血債背後重大政策所形成的利益集團，你像江澤民集團，它就是「六四」和迫害法輪功這兩大罪行獲益的利益集團。我們還是以迫害法輪功為例，就是說由於迫害法輪功建起了一個龐大的政法委系統、龐大的「610」系統，以至現在預算超過軍費預算的維穩系統，這個都是由迫害法輪功的政策養肥了的利益集團。
現在不是說江澤民或者是周永康還有什麼影響力，我認為他們對政局已經沒有任何影響力了。但是問題是這個系統，就這個利益集團，由於迫害政策所形成的利益集團當中的所有人，他們的利益都和這個政策有關。就是說，他們完全不是說要跟著江澤民跑，而是說從維護自己的利益考慮，他也會利用一切手段來維持這個政策，包括原來政法委系統當中的大部分人。
靖江法庭這個案子反映的是一個最新的動向，就是在聽說勞教系統有可能要取消或者是改革，在這種前提下我們發現了一個新的動向，就是對法輪功學員的勞教減少了，但是判刑卻大量增加了。靖江法庭案實際上反映的是判刑增加的這種現象。遼寧調查組呢，它們調查所做的結論反映出來的也是這個和迫害法輪功有直接利益關係的集團，它們在採取行動維護它們這個集團的利益。
在中共的歷史上，任何變化並不會來自中共統治集團的主動，由於中共它自己從來就不會有糾錯的機制，它也永遠不會主動的糾錯，但是它的變化會來自不得已的生存需要。你像「文革」以後清理歷史舊帳，從階級鬥爭轉為經濟建設，並不是說中共願意改變，而是中共為了求生存不得已而為之。實際上中共現在面臨的困境要比「文革」結束的時後要棘手的多，當然我們不會去猜測它的政策走向，這個政策走向跟我們也沒有關係。但是新的領導層和迫害法輪功政策制定沒有直接責任關係的那些人，作為個體而言，他們是不是會心甘情願的把原來不在自己背上的那些巨大的血債的包袱把它主動的背上去？這一點是有疑問的。
我們現在看到如果要繼續迫害的政策是一種完全沒有希望的絕望掙扎，而改變政策又面臨著中共這巨大的邪惡體制和迫害人權的這個巨大的利益集團。中共只有這一條路，就是在這種無法解決的矛盾當中，最後走向滅亡。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作為系統當中的個人其實是有選擇的。今天整個這個迫害被掩蓋了這麼多年、被封殺了這麼多年，在中國大陸現在被撕開了一條很小的縫，讓很多人可以看到被迫害的一些現象，這恐怕也不是偶然的。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