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11日訊】 今日中國已經是大難臨頭，它的出路何在？當然只能是實行民主政治。然而，在今日中國，還有大量的人對實行民主心存疑慮，海外也有李光耀、成龍之流胡說中國不能實行民主，否則就會亂就會崩潰，本文就來對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談談看法。
政治是什麼？孫中山說得對，政治就是治理眾人之事。人類是社會動物，人只有結成社會、分工合作，才能過上人所應該有的生活，結成社會後，必然因為利益衝突而產生矛盾，解決社會利益分配、化解社會矛盾的基本方法和制度，就是政治。由於解決社會利益分配、化解社會矛盾的基本方法和制度事關每一個人的根本利益，所以，它雖不像經濟分配那樣對個人來說來得更直接，卻是決定經濟分配的分配，比如，計劃經濟下，每個人的經濟分配都由斯大林主義的專制政治決定了只能在幾級幹部、幾級工人、幾等農業勞動力以及相應的拿多少工資甚至拿幾等工分上轉圈，民主時代的市場經濟下，公民獲取收入的方式無限多樣，而且可以比工資收入大無數倍，這就是政治分配對經濟分配的決定作用的最好例子。鼠目寸光的愚人只見眼前利益，過分看重經濟分配，就會忽視決定經濟分配的政治，但這也恰恰使他們丟了西瓜去搶芝麻。當然，之所以如此，往往是被迫的，因為在中國大陸，迄今為止社會利益分配的權力一直被暴力奪權暴力掌權的統治者壟斷著，普通人只要過問就會坐牢殺頭，這就另當別論。
政治制度、政治方法千差萬別，但從根本上說，無非是個別人或者少數人決定一切，還是在人人有權參與的原則下決定一切。少數人決定社會政治事務，就是專制政治。每個人都有權參與決定社會政治事務，就是民主政治。或者說，如當今人們常常比喻的那樣，政治無非是分餅的權力和方法，任何人壟斷了分餅權，自然都會給自己留下絕大部分，剩一點點去打發其他人，這就是專制制度。反之，如果所有人都有分餅權力，操刀者只是眾人 ——社會——公僕，那麼，所有人就都可以拿回自己應得的一份，眾目睽睽之下，操刀者沒有貓膩可藏，否則會被打死，也別想多拿一點，否則連自己的也會被收回，誰要你只是個傭人？這就是民主制度。
歷史地看，前者是農業文明的產物，當農業文明提供了大量的剩餘產品，使得交換和流通發展起來以後，在專制相對薄弱，思想相對自由，市民覺悟相對比較高的西歐，就率先形成了人人有權參與政治活動的商業文明。
中國是早熟的農業文明古國，自古以來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政者，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的傳統，這在農業文明早期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國農業文明的巨大成就也成了向現代商業文明轉型的極大拖累，時至今日，少數人仍然壟斷著中國的政治權力。歷史走到今天，少數人壟斷政治權力造成的可怕罪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因為今日中國早已不是小國寡民時代，國家不再處於只能靠強力整合的自然經濟狀態，而是商業高度發達，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空前密切，利益分配形式高度複雜而且變化神速的時代，這樣，社會財富的暴增，使少數壟斷權力的人能夠毫無道理也不費吹灰之力的攫取巨大的國民財富，沒有分配權力的社會大眾，則不僅要忍受他們對財富的壟斷，還要承受他們將資源耗盡後留下的污染極其嚴重、以致人類和生靈難以存活的可怕環境!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出現了兩種錯誤的極端看法，一是認為，民主是高素質國民的事，中國人素質太低，不提高素質永遠不會有好的民主。二是認為人是自私的，中國人尤其自私，任何制度下，任何人上台，都會一樣貪腐，就像那些疼恨貪官的人常說的「我恨貪官，但是我上台要比他們更貪」，下面，我們就重點針對這兩種看法談談。
1、民主政治不是素質問題
說到素質問題，第一是從種族著眼，認為中國人根本就不適合搞民主，這種看法如果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駁斥起來還有點麻煩，充其量只能拿日本韓國做例子，但是，在台灣民主成熟到政黨輪替足以完滿交接權力以後，則已經不值一駁了。台灣人和俄羅斯人在同一時間走上民主之路，可台灣的民主政治在二十年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俄羅斯的民主則出現了大倒退。由此可見，民主其實是操作問題，和種族沒有多大關係，台灣本是中國的邊疆蠻荒之地，其民主化程度已足以和歐美相教，種族素質論還有什麼立足之處？
第二種是從道德和文明著眼，認為今天的中國人品德太壞，文明程度太低，例如，我的一個網友就非常執拗的說：「我說過多次，民主人士二字，如果門檻太低，就是中國特色的藏污納垢的人群。沒有國民性的積澱裡來，想有民主社會，真是扯蛋。」應該說，這種善良的看法是倒因為果了——他把發達國家的優異國民素質視為民主的基礎而不是民主的產物。1779 年，講人道的英國慎判死刑，監獄人滿為患，刑事重犯、慣犯越獄的事件時有發生。為了給那些殺人越貨的刑事犯尋找一個無法越獄的流放地，1787年，一支由 11艘船組成的艦隊載著 750名罪犯駛向剛發現幾年的澳洲大陸，這批罪犯是澳大利亞最早的居民。這些罪犯象獵殺牲畜一樣任意捕殺新大陸土著，對婦女兒童也一樣亮出血淋淋的屠刀。所以，澳大利亞的早期居民是貨真價實的低素質人口。但英國把罪犯輸送到澳洲大陸的同時，也給這塊蠻荒的處女地輸入了民主憲政體制。今天的澳大利亞人是全球公認的高素質群體，澳大利亞也成為最適合人類住居的國度，是中國有產者優先選擇的理想移民地。和澳大利亞異曲同工的地方還有冰島，冰島共和國最先是由逃犯和強盜在那裡定居的，現在，不也早已成為高度民主的國家了嗎？
就拿今日中國的現實來說，素質論也沒有任何根據。眾所周知，中國有很多大學城，應該說，那都是整體素質最高的地方。1980年，北京的一些大學也確實在民主選舉上走到了前面，總共選出了九名海淀區人民代表。然而，迄今為止，33 年過去了，那裡的民主選舉毫無進步，也並不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的民主熱情，相反，真正為要求民主不惜流血犧牲的倒是烏坎一類鄉村的農民！
為什麼會出現高素質人口地區民主毫無進步，倒是低素質人口地區人們不惜為民主英勇戰鬥不怕犧牲？以上兩例其實已經說明了這方面的中國特色，那就是只要是中共統治嚴密的地區，人口素質再高也不可能有民主進步，相反，倒是中共統治薄弱地區，只要社會利益高度分化，官民矛盾處於不可調和狀況，民間力量的組織程度又比較高，那麼，突破中共一黨專制而大力推進民主的局面就可能形成。
今日中國的大學正是中共統治的重災區，中共千方百計防止大學成為民主表率，用了無數的政治特務對大學加以控制，並且制定了無數把大學變成軍營、變成名利場、變成納垢藏污之地的規定，這樣，恰恰是素質最高的地方，在眼下最難有民主政治的存身之處！恰好相反，在烏坎，村委書記村主任少數人利用權勢把村裡土地大量倒賣出去牟取暴利，村民卻一無所得，被逼得走投無路。在這種情況下，尖銳的利益對立使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雖然整個中國都被中共嚴密的統治著，在烏坎卻出現了中共的代理人陷入村民的包圍之中這種局部性的以多勝少狀態。這樣，一人一票選舉村官的民主訴求就通過烏坎婦孺上陣的全民奮起得以實現了！
結論很清楚，中國的民主進步緩慢絕不是中國人素質不高的結果，恰好相反，正是中共一黨專制高壓使民主制度無法找到立足之地，使民主生活無法進行，才導致了中國人的民主生活素質不高。由此也可見，今日中國能否爭得民主，不是由什麼文化素質文明素質決定的，是由利益的尖銳對立中民眾的力量壓倒了中共的專制力量決定的。
反過來說，今日中國沒有民主並不是由於中國人素質低，而是中共太專制太野蠻太反民主。因為毫無疑問，只要能夠推行民主制度，北京海淀地區的民主生活肯定會迅速走向成熟。這也說明，素質雖然不是能否實行民主的決定性因素，也是可以使民主發展得更快更好的重要因素。
另外，決定能否實行民主的重要原因，其實在今天已經和辛亥革命時代完全不同。民主是商業文明時代的政治生活方式，在自然經濟基礎上是建立不起來的，辛亥革命以後民主政治沒能順利成長，其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正在於此，因為那時候的市場經濟還很不發達。89民運的失敗也或多或少與此有關，因為那時市場經濟被毀滅後的重建才剛剛開始，人們的市場化利益關係還沒有形成，絕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裡。
今天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中國的市場經濟市民社會已經基本形成，任何社會問題的合理解決，都必須由所有利害相關方平等協商，並對利益關係進行黃金切割，唯此社會才能形成良好秩序並實現長治久安。
2、民主政治不是理想政治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博弈政治
整個世界差不多都民主化了，只有中國，雖然經濟規模已經高居世界第二，大學城比比皆是，底層民眾走上街頭要民主已經是社會常態，時至今日，中國要不要民主的問題早已不是經濟基礎問題，不是理論問題，也不是啟蒙問題，更不是素質問題，其實只是利益問題，只是一個傳統的軍政集團挾持了中國、不給中國以自由選擇的問題。
近日，習近平在莫斯科說了鞋子合不合腳只有穿的人才知道，這話說得太好了，因為中國的這雙破鞋是這個軍政集團穿上的，對他來說也許很合腳，但是，被強制在這雙破鞋裡的十幾億人卻剝奪了選票，甚至始終被剝奪了言論自由權，大家雖然憋得難受，不合腳一時又有什麼辦法？正因為沒有言論自由，大眾傳媒基本壟斷在這個軍政集團手裡，這樣，當今中國的戈培爾仍然在推行「謊言重複千遍就成了真理」的政策，所以，對一些閉目塞聰的民眾來說，本來極為簡單的民主人權abc都很茫然也就並不奇怪。更為可悲的是，當局一直在故意攪混水，製造了大量奇談怪論，對很多事實作了似是而非的解讀，這樣，觀念混亂也就成了可悲的特色。
應該說明，民主政治不是理想政治，不是按一個理想模式去做，更不是朝一個先驗的完美境界前進，而是一個讓所有在社會生活中都感到不舒服的人一起來調節彼此的相互關係的方式，從而向使每一個人都感到不是那麼不舒服的方向前進。正因此，任何對民主的讚美都應該有所保留，西人為此準確地說，民主只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這是有道理的。如人們所說：民主有許多內在的不足。民主確實會使公民走上街頭，舉行集會，從而可能引發政局的不穩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條件下很簡單的事務變得相對複雜和煩瑣，從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覆覆的協商和討論，常常會使一些本來應當及時做出的決定，變得懸而未決，從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還會使一些誇誇其談的政治騙子有可乘之機，成為其矇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
但是，民主更有巨大的防止邪惡政策把社會引向不可挽回的大災難的絕對功效。文革這個史無前例的災難發生後，作為受害人的鄧小平就曾感慨，在民主國家絕不會發生文革。同樣因為沒有民主，鄧小平的政策走到今天，正在把中國引向比實行毛澤東政策更壞的結果 ——中國正面臨被貪官把資源耗盡、把神州變成垃圾場的巨大的毀滅性災難。鄧小平的專制資本主義無非是兩句話，第一發展是硬道理；第二穩定壓倒一切，其結果就是不惜犧牲正義，犧牲中下層民眾的利益甚至生命謀「發展」，甚至不惜掏空中國人永續生息的自然資源，以及毀壞生態、毀滅環境！為什麼？因為這種專制制度完全沒有從根本上糾錯的能力，只能放縱大小官員為了一己私利勾結起來對一切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竭澤而漁。正因此，一切數據表明，只要鄧小平的這一政策體系不被埋葬，那麼，要不了幾十年，整個中國就都會變成資源掏空污染嚴重的垃圾場！
相反，民主制度下，僅憑多數人的選票就足以制止以上現象。試問，哪一方的民眾會讓政府對自己的房屋全部予以強拆？哪一方的民眾會任憑「公僕」靠魚肉自己而迅速暴富？哪一方的民眾會允許行政長官拿自己的生存環境去換取政績？哪一方的居民會容忍政府對附近資源進行對自己有百害無一利的毀滅性開發？高高在上的垂直統治是一切專制的特徵，在這種情況下，被統治者只能任憑其宰割，除非全民忍無可忍才能把專制者推翻——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橫向聯繫卻是商業文明動態社會的基本現實，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係是交換關係。
民主政治是什麼？民主政治作為所有公民共同治理社會的方式，使每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決定同意用什麼方式治理、由誰來治理、如果治理不好該怎麼改善治理方式、該怎麼對付治理者——從批評揭露到趕下台到送上法庭！政治家拿自己的施政綱領來交換民眾的選票，如果不能兌現就會受到責罰，如果以權謀私則要受到法律制裁。所以，民主政治絕對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公民政治，是每一個公民為捍衛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而進行的政治，因此，民主政治也就是全社會各種利益集群的博弈過程。一般的指責人們的素質高低毫無意義，不僅如此，只要合乎規則，每一個流氓、強盜、罪犯都有權利參加政治活動，正因此，印度曾經有一個殺死過幾十名高級種姓被判處過重刑的婦女還在牢獄中就被低級種姓的民眾選舉為國會議員的著名事例。
所以，當下有一些人指責參加站街的民主活動人士素質不高是可笑的。是的，他們在別的地方素質可能不高，但是，他們在行使公民權利、呼喚民主自由、要求當局兌現憲法方面的素質無疑是當今中國最高的，因此，也許他們不會成為民主中國的政治領導人，但是，他們是今日中國民主事業的強有力推動者，他們在為民主時代到來鋪路搭橋是毋庸置疑的。
說到底，政治無非是利益博弈，也就是為自己的利益和他人與社會教勁，從這個意義上說，搞政治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文化，不需要什麼很高的素質，只需要不甘為奴，不甘任憑他人、尤其是統治者擺佈就行。因此，敢於為自己的權益和利益和統治者抗爭的人，素質再低也比那些只想用屈服於統治者來獲得恩賜的高素質者的公民素質要高，至於和那些以向統治者討好來換取殘羹冷炙的高素質者相比，他們更是堂堂正正的英雄，而後者則不過是體面的奴才。
3、民主政治的本質是規則問題
有大學教授質疑：如果國民總體素質不行，能不能像鄧小平當年搞經濟體制改革那樣，來個試點，在素質高的地方先搞起來？我們總不能說中國大學老師的素質低於美國大眾的素質吧？我在大學生活幾十年，怎麼沒有看到大學的選舉呢？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中共當局不僅不讓大陸民眾搞普選，就連香港那樣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地方，在香港民眾一再上街遊行示威要求公正選舉的情況下，還是耍盡陰謀詭計阻止、拖延，其在大陸頑固拒絕公正選舉的做法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說白了，這和素質毫無關係，中共不過是要利用專制特權最大限度的攫取一黨私利，進一步說，無非是為了那些紅色貴族儘可能的享受暴力奪權暴力掌權的好處，儘可能的長期魚肉人民、作威作福！道理很簡單，商業文明時代的社會生活基礎是「公平交易，意思自治」，因為大家都在市場上討生活，人人都不難明白，一切社會事務都應該照此辦理——公平交易，每一個人和所有的人才能夠「得其所哉」。
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民主並不是什麼高深莫測的東西，說白了只是一個適合於今天的社會生活的利益分配方式，在今天，它已經不需要其他什麼條件，只需要先按大家共同商定的公平的規則做起來，在做中學會按自己參與制定的公平規則生活，在做中總結經驗，提高素養，也不斷完善規則本身——這種公平的規則就是民主制度，這種過程就是民主生活。只有從這種角度看，素質對民主才是很有影響的。素質高的群體，民主制度就容易走上正軌，形成良好的民主生活風尚，素質低的群體，則吵鬧就比較多一些，走上正軌難一些，但是，這只涉及民主生活的質量高低問題，只涉及民主生活的文明程度，而不涉及能否建立民主制度的問題。
應該指出，比起專制奴役來，低水平的民主生活對社會大眾來說也要幸福得多，因為自己畢竟是主人，畢竟可以參加「分餅」，畢竟可以期望社會越來越公平公正，在一黨專制下，社會大眾卻是「革命的一塊磚」，要「一切聽黨指揮」，只能做「黨的馴服工具」，過的也就根本不是堂堂正正的人的生活。更要指出的是，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學會游泳，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能學會民主生活，以為不靠民主生活而靠「提高素質」能培養公民的民主生活能力，無疑和用只靠講授游泳知識而不讓下水的方法來培養游泳健將一樣荒唐可笑。同樣，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能完善民主制度，以為可以一勞永逸的設計出一個完美的民主制度來圓滿的推行，也是荒唐可笑的。任何地方，一開始的民主制度肯定是弊病叢生的，但是，只要它具備了意思自治、結社自由、一人一票、定期輪換、可以依法監督和罷免，以及這些民主原則不可廢止，並且可以通過公決來修改完善等基本要素，那麼，這種民主制度就可以一步步發展成熟起來。
4、民主政治不是道德政治是法治政治
這個問題，在西方是早就解決了的，在中國，由於幾千年的儒家思想影響，以及中共政權對民主人士的誹謗和對自己的無恥吹捧，在民眾中，甚至在很多傾心民主的人中，都仍然還有很多顧慮，例如。我的兩個網友之間就有這樣一段對話：
山東 (04:23:27)
民主，就靠這些缺德玩意兒實現了？
湖北(04:24:28)
自由還真的可以沒有道德，除了法治，民主是全民之事業，和道德以及國人道德沒有關係。
前者就是認為民主必須建立在很高的道德基礎上的，而且，他的觀念很有代表性，當局的一些人私下也喜歡嘲笑，就你們這些民運分子掌權，還能不更加貪污腐敗？
對此，我們要指出，的確，只要制度不變，按今日中國的模式做，不僅任何民運人士掌權會搞貪污腐敗，就是由經過考驗的美國總統們來掌權也難保不同樣如此！直截了當的說，沒有強力制約的權力，為非作歹、貪贓枉法是天經地義的，所以，制度設計就必須遵循「防惡原則」。關於這一點，其實，中國古代的商業文化也有認識，因此才有「先小人後君子」的說法。這樣，作為商業文明時代的上層建築，民主制度在設計上就把任何官員都當做作姦犯科無所不為的罪犯來管制，從而使任何一個官員根本就沒法貪污受賄，沒法作姦犯科。萬一還是發生了，由於權力是關在透明的籠子裡運行，因為眾目睽睽，無從逃遁，則必然會被揪出來，結果不僅要把吃的吐出來，還要叫你倒賠百倍，叫你身敗名裂，要使你要麼坐牢要麼自殺！前者印尼、菲律賓、以色列到處都有例子，後者韓國也提供了例子。總之，法治的原則是保民管官，民權至上，行政長官和國會議員只有和依法為民眾辦事相關的一點特權，舍此之外和一般公民無異，不僅如此，為了防範官員以權謀私，權力越大必須接受民眾監督的義務越多，唯有如此，才能迫使所有官員不敢以權謀私胡行枉為。
當然，民主政治也不是不講道德，而是在法治的基礎上講道德，一個人的德性不好，多數人就不會投他的票，哪怕他當選了，發生了重大的道德問題，選民也可以依法將他罷免，至少下次不再選他。這樣，民主時代，那些想做政治家的人就不能和普通人一樣放縱自己，從走向政壇之日，甚至從走向社會之日，就必須時刻檢點自己，以免落下有礙於自己當選的口實給人家議論從而影響選票。
5、民主政治是精英政治還是平民政治
民主政治是全民公平競爭的政治，是一切人都可以參與的利益博弈，在人口眾多的今天，只能實行代議制，只能由大家選舉出來的人當行政長官，由於決定什麼人當議員、當行政長官的，是每一個公民手中的選票，而且，每一個成年公民只要符合基本條件就可以參加競選，所以，我們說它是平民政治。也正因此，民主政治的本質是平民政治。
但是，這決不是說精英在民主政治中沒有立足之地，恰恰相反，真正的精英必然是民主政治中的姣姣者。因為專制政治下的領袖是在極少數人中產生的，因此，其客觀能力必然要求有限，只因為其排除了絕大多數人的參政，才使他們顯得似乎很出眾，民主政治則像職業籃球聯賽，你必須一輪一輪和所有對手過招，才能成為最後的勝利者，這樣完全靠從底層到上層競爭產生的領袖，當然只能是真正的精英。所以，那種以為民主政治不需要精英，以為民主政治中精英無所作為的看法，也是大錯特錯的，當然，民主制度下自封精英毫無意義，吹噓某人為精英作用也有限，只有努力提高自己，並且在現實政治的競爭中過關斬將，用實際成績說明，才是唯一有效的方式。
一方面，政治作為分餅，和每個人利益相關，因此是最不需要專業知識的，每個人都有發言權，但這只是平民政治的一面，是每個人都平等的投票權的問題。另一方面，政治畢竟涉及廣大民眾的利益平衡，涉及社會經濟管理，涉及綱領政策的制定、實施，這樣，就需要大量的豐富知識，還需要對社會大眾有親和力，對不同利益集團互相衝突的訴求有調和能力，因此，政治又是很專業、很需要才華的事情——要成為政治家，必須具備很多過人的才幹。從國家層面說，對大規模社會事務的管理必須借助職業的政治人才，必須借助少數的社會精英，否則就會導致混亂和災難。
正因為民主政治是競爭政治，這也決定了每個集團都必須儘可能的吸納精英，否則，集團再強大，沒有個好的領袖團隊也一事無成，必然被其他團隊打敗，如拿破崙所說，一頭獅子率領一群綿羊就可以打敗一頭綿羊率領的一群獅子。尤其是今日中國的前途命運，民主陣營能否湧現足夠多的政治精英人物，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民主進程的快慢。
民主事業當然以權利平等、人格平等為基礎，但是，這和在團隊內部確立必要的等級制度是不矛盾的，沒有等級就沒有高效率的組織，就沒有強大的戰鬥力。當然，現代民主黨團必須是鬆散結構，不能成為等級森嚴的官僚組織，團隊內部的等級只是工作需要，而且必須自下至上的進行授權，也不可以固化。對一個生機勃勃的民主團體來說，使人才能盡快躍升到頂尖應該是其基本的組織原則，唯有如此，這個民主團體才有最大的活力，才最能代表用戶者的利益。
因此，我們必須正視今日異議人士中的一種錯誤觀念，那就是因為中共統治以個人崇拜極大的危害了中國，所以，民主事業中每一個人絕對平等，不需要有領導，更不需要有領袖。事實正好相反，多元化競爭社會是不可能發生個人崇拜危害的。與此同時，在一定程度上說，今日中國的民主與專制之爭就是雙方精英力量對比之爭，在民眾都覺醒了的情況下尤其如此，沒有足夠的社會精英進入民主陣營，中國的民主事業是不會輕易成功的。我們必須認識到，從基本制度原則來說，民主政治是平民政治，從民主時代的現實政治博弈來說，精英政治仍然具有極大意義。
6、民主政治是買方市場
市場經濟中，只有賣方實現充分競爭才能成就買方市場，也只有買方市場才符合消費者的利益，才能使市場實現良性循環。同樣，專制政治的本質就是超級賣方市場，獨此一家別無分店，壟斷一切的結果，是他的貨色再壞你也必須要，否則就得餓死。
民主政治下，一定意義上說，平民政治組成了買方市場，精英則是社會管理方針政策的賣方，大眾有權利通過投票來選擇自己認為適當的社會管理方針政策。也正因此才能夠對國家領導人和他們的方針政策進行優勝劣汰，從而確保政治不斷地清明進步，越來越符合民眾的需要。
綜上所述，民主無非是人人都有參加分餅的權力，實行民主無非是按公平的規則辦事，沒有任何高深莫測之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是唯一能夠讓所有人都合腳的鞋子。中國之所以難以實行民主制度，絕不是中國人的素質問題，而是中共當局剝奪了中國公民參加分餅的權力的問題。中國公民要想避免國家被鄧小平的專制資本主義變成資源耗盡的垃圾場，就必須群起抗爭奪回分餅權，要奪回分餅權，建立合理的分餅制度，則還需要為自己服務的精英群體和領袖群體的帶領。與此同時，怎麼分均勻，怎麼建立良好的分餅規則，絕不是空口白話能解決的，只有在大家都來參加分餅活動的過程中一點點的完善，說到這裡，民主政治有一個成長過程也就不證自明了。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