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9日訊】 李安憑電影《少年派》再次奪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不但在大陸電影界反響極大，在普通網民中也引起熱烈議論。其實說到底很簡單，李安的電影有人性光輝，有自由精神，有深厚的人道主義。如果說西方電影也有什麼「主旋律」，人性和自由就是主旋律。
中國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趙丹去世前說過「黨管藝術，藝術沒有出路」，這句遺言被當時中共的文化官僚怒斥為「趙丹臨死還放了個臭屁。」試問在中宣部和廣電總局的戒尺敲打之下，中國大陸能出什麼好作品和好導演？
現在中國大陸的電影進入「大片時代」，動輒投入幾億人民幣，場面一部比一部宏大，內容一部比一部乾癟，思想一部比一部蒼白。撫今追昔，不免令人懷想八十年代「第五代導演」曾經有過的黃金時期。 後文革的「先鋒電影」,《一個與八個》是第一隻春燕。我看過這部電影的未刪節版，《一個與八個》的電影語言和審美視點的衝擊，至今令我仍難以忘懷。想不到，這部片子卻在僵化的體制與觀念前觸礁，被大幅剪輯和修改，把最有血肉和閃光的部分硬生生剝離了。
然而春潮已經湧動，這群「第五代」新人對思想統制與文化統制發起了一波又一波衝擊。《黃土地》、《紅高粱》為其中的佼佼者。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吳子牛……「第五代導演」的作品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產物，其時傷痕文學、《今天》地下詩歌、星星畫派、先鋒戲劇等都是這股磅礴洪流的組成部分。在那個嚮往自由的年代，意識形態舊範式受到空前挑戰。正當這一代青年導演邁向思想與藝術的成熟期之際，1989年的六四事件使歷史在激盪之中逆轉。張藝謀的《活著》、田壯壯的《藍風箏》先後被打入冷宮。「第五代」的黃金歲月猝然結束。他們在思想解放運動中被釋放出來的自由意志和探索精神，在滔滔物慾之下急劇沉淪。後六四時期的電影一直延續至今，正是社會的縮微景觀，人慾橫流、寡廉鮮恥充斥各個角落。
作為個體的人無法掙脫時代濁浪而隨波逐流，尚且情有可原。但是作為時代藝術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卻媚權媚俗加拜金，還要做著奧斯卡的清秋大夢。他們在六四之後一度沉默而後迷惘，由迷惘而沉淪，終於在滾滾俗流之中自得其樂。見到人家李安的《臥虎藏龍》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張藝謀就拾人牙慧去拍為秦始皇歌功頌德的《英雄》，跟著拍武俠加偵探的《十面埋伏》。陳凱歌去拍豪華大爛片的《無極》；吳子牛去拍能「賣埠」的清官戲……
所謂「第五代」的藝術生命，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其中惡評如潮的《英雄》不但藝術貧血，其主題思想更是對普世價值的反動，張藝謀卻說：「電影就是電影嘛，要那麼多哲學幹什麼？」難道《英雄》沒有哲學嗎？有，是皇權加奴才的哲學。當《十面埋伏》拙劣虛假的故事被坊間諷刺挖苦得體無完膚時，張藝謀又說：「看電影就是找樂子，這麼認真做什麼？」這是張藝謀對自己和整個「第五代」青春的背叛，藝術的背叛，思想的背叛。《紅高粱》、《活著》沒有哲學？拍這樣的電影是為了給老百姓消閒找樂？
陳凱歌的片子再爛，至少他迄今為止還未為專制主義去粉刷牌坊。反觀張藝謀則越行越遠，從「殺子」加「亂倫」陰森森的《滿城盡帶黃金甲》，再到《三槍奇案》，糟粕的腐臭衝天而起。張藝謀還講過：「個人很難和體制對抗。」，這或者是一句推心置腹的自白，也從中可以得出結論，這個體制也只能製造出源源不斷的文化垃圾。
更有甚者，張藝謀不和體制對抗之外，還俯首帖耳地和這個體制合作，並把這種合作還延伸到銀幕以外，從京奧開幕式到中共建國甲子大壽，人們看到的是加蓋張藝謀烙印的儀式，諸多文化聲威符號被剪貼出來，組合出宏大的所謂「史詩」效果，用以歌頌和烘托盛朝氣像，物華天寶。在那些肅穆儀式中，只有對國家圖騰的忠順和崇拜，讓人覺得在這種價值體系裡，只有國家的威儀和集體的群像，而看不到生命，看不到血肉，看不到個人。一個禮樂大典搞成這般模樣，拍電影也同樣看不到生命的律動，人性的掙扎，這叫什麼藝術？
如果說李安第一次以小成本的《冰風暴》奪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曾一度煽起大陸導演對外國電影獎的慾望。那麼自從張藝謀的《金陵十二釵》爭奪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鎩羽而歸，再到李安本屆二度得獎，那些和專制體制合作無間的大陸導演，應該是買了個明白，他們真的絕望了。原來中國電影的虛火和貧血，不是他們的才華問題，而是這個體制讓他們對奧斯卡徹底絕望。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