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檔案】一場掩蓋了四十多年的悲劇

【新唐人2013年3月2日訊】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飢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的「信陽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通渭餓死人數佔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以後,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肅省委將這個事件稱之為「通渭問題」。

一場掩蓋了四十多年的悲劇

通渭縣大量餓死人的事,除了高層以外,對外嚴密封鎖信息,直到幾十年以後的今天,外面的人還不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事。

2000年8月,我到通渭縣採訪。完成工作任務之後,我就「通渭問題」召開了老幹部座談會,並找了一些當事人個別交談。事後,又在定西和蘭州的有關部門找到了「通渭問題」原始資料。新華社甘肅分社老社長林田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資料。通過多方努力,我終於弄清了解被掩蓋40多年的真相。

從1990年出版的《通渭縣誌》第146—147頁上記載的「通渭縣歷年人口狀況」中得知,1961年全縣人口比1958年減少了78462人,減少人數佔1958年總人口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長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為276742人(即1958年的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數),按這個增長率計算,如果沒有大飢荒,1961年應有人口299506人,而1961年實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應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當於應有人口的32.8%。這98251人包括餓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據資料記載,1960年2月外逃未歸人口只有3892人。地處大西北的一個小縣,在兩年時間內,人口減少如此之多,其慘烈程度可以想象。

事過五年以後的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縣委才就此事件寫出報告:《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這個報告稱:「全縣人口死亡60210人,死絕了2168戶,1221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土地荒蕪36萬多畝,牲畜死亡33000多頭,羊被宰了40000多隻,豬、雞、貓、狗等幾乎絕了種,拆毀房屋5萬多間,砍伐樹木27萬多株,農業生產停頓,學校工廠關門,社會動蕩不安。」(《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當時餓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說餓死人。縣裡指示:「要把他們全部埋掉,『病』一個埋一個。」縣委還指示,只能說這是打掃衛生,不能說是掩埋死人。

2000年8月9日,在本書作者召開的通渭縣的老幹部座談會上,幾位親歷者講述了當年的慘狀。他們說,通渭縣向中共西北局彙報的數是縮小了的,實際是餓死了三分之一。當時,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絕了,大量屍體沒有人掩埋。

參加座談會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縣人大主任,當年是省冶金廳幹部,是派來解決通渭問題的工作組成員,他說,1959年秋天,他們來這裏看到炕上,路上,田間,地頭,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組給還活著的人灌湯搶救。當時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發生不少。1960年2月,他到中林大隊(屬城關公社)搶救人命,大隊長劉廷傑把他們領到王家莊,看到一家煙囪里冒煙——那時候幾乎家家是見不到炊煙的。他們進去的時候看鍋里正煮著啥,大隊長劉廷傑揭開鍋蓋的時候,他們看到鍋里煮的是人肉,記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個麻眼兒(方言,指眼睛不好)。敬根年強調說:「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當時人吃人的現象不是個別的。1980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通渭採訪,隴陽公社王書記對他們說:「三年困難時期,我家那個村裡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婦女,把自己女兒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從新疆回來找女兒,村裡人都替她打掩護,瞞過去了,因為村裡吃人肉的不少。那時人餓急了,餓瘋了,提著籃子出去,看看倒在路邊的死屍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們去看看公社門外曬太陽的人,他們中間有一些人是吃過人肉的。」王書記當年在引洮工程上勞動,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餓死了,全家一共餓死五口人。(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告別飢餓》,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26頁)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召開座談會時,通渭縣政協文史辦公室副主任張大發在坐,他是《通渭縣誌》副主編,對這一段歷史比較熟悉,也有研究的意願。我建議他抓緊時間,搶救資料。2005年,我收到了張大發寄來的他的30多萬字著作:《金橋路漫》,這本書是用縣檔案館的資料寫的,還訪問了很多當事人,書中記錄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全縣開展共產主義大辯論

1958年,通渭縣的縣委書記是席道隆,山西人,時年35歲,早年參加革命,坐過國民黨的牢。縣長是田步霄,陝西人,為人忠厚,辦事認真,工作實事求是。由於席道隆「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工作積極」,省委對通渭縣的工作很滿意。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進縣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這對一個小縣的縣委書記來說,是無上的光榮。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是決定搞「大躍進」的會。席道隆在會上得到了「真經」,回來以後工作更積極了,立場更堅定了。

1958年,他們響應毛泽东「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號召,把全縣原有的169個高級合作社合併為14個人民公社,全縣為一個聯社。在一個月之內辦起了2759個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飯。農村管理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在全縣組織一個民兵師,各公社成為戰鬥團,大隊為戰鬥營,生產隊為戰鬥連,連下設排,排下設班。「出工一條龍,幹活一窩蜂」。在生產上提出了「千斤元帥升帳(糧食單產),萬斤洋芋上天(洋芋單產)」的口號。公社化雖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農民搶收自留地里的莊稼,殺羊殺豬,他們說:「看著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為了清除阻力,全縣開展共產主義大辯論。辯論的題目是:什麼是共產主義?怎樣建成共產主義?顯然,對這樣深奧的問題農民是說不清楚的。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共產主義是全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金橋」。誰反對組織人民公社,誰就是反對共產主義,誰就要受到批判、鬥爭。有不同看法的人就是「白旗」,要「拔掉」(即開鬥爭會)。僅1958年,全縣共「拔白旗」565人。這是定西地委組織部1959年複查時的統計數,實際「拔白旗」的人數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達「拔白旗」的指標,生產隊為了完成指標,誰開會來晚了就「拔」誰。在「拔白旗」的同時,對那些積極跟著跑的人「插紅旗」,即表彰,這使一些青年人更加狂熱。中共通渭縣委1965年7月5日《關於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中指出,從1957年到1959年,在大辯論、拔白旗、批判富裕中農冒尖人物中,共批判鬥爭農民10360多人。

為了迎接共產主義,全縣大平大調,大刮共產風,使農民受到很大損失。從土地、勞力、畜力、農具、樹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財物,平調總價值990多萬元。

在生產上集中指揮。種什麼,不種什麼,不根據農民的意願,不顧自然條件,隨意改變種植結構。與此同時,把大量勞動力調離農業生產戰線。1958年春,抽調勞動力17900多人(佔總勞動力的19.7%)大搞工業。5月,又抽調18000多個勞動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8月正當莊稼成熟在地,不顧收割,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檢查團的檢查,以10多天時間,集中5萬多勞動力(佔全縣勞動力總數的51.4%),從劉家嶺到華家嶺公路沿線,擺了60公里的長蛇陣,扎彩門,飄紅旗,大字報滿山,鑼鼓喧天,突擊水土保持工程。10月,又抽調25000多名勞動力,大戰華家嶺、史家山。1959年,又調5萬多個勞動力興辦水利工程。一個僅有20多萬人口的縣,如此大規模抽調勞動力,使得耕地荒蕪(年底荒蕪耕地11萬多畝)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糧食總產16423萬斤,1958年11576萬斤,1959年8386萬斤,1960年3632萬斤。(《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一方面糧食大幅度減產,一方面向上級浮夸糧食豐收。1958年計劃總產38000萬斤,秋後上報數為26000多萬斤(相當於實際產量的2.25倍),徵購任務定為4360萬斤(實際入庫4154萬斤,占實際總產量的36%)。1959年計劃總產24000萬斤,秋後上報數為18000萬斤(相當於實際產量的2.15倍),徵購任務為5400萬斤(實際入庫3958萬斤,占實際總產量的47.2%)。(《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完不成徵購任務,提頭來見!」

在糧食產量逐年下降的情況下,徵購任務逐年增加,只好讓農民勒緊褲腰帶。其實,早在1957年糧食徵購入庫中,有些地方糧食就很緊張。農業社分配時只分現金,不分糧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鋪、義崗等地就出現餓死人現象。到1959年情況就更嚴重了。當年冬季,全縣162個大隊中,就有102個大隊三個月沒給社員分過口糧。有些地方社員40天沒有吃過糧食,以草根、衣草、樹皮充饑,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1959年8月開始「反右傾」鬥爭,有1169名生產隊長以上幹部因反映農村真實情況而被說成是「右傾」,遭到批判鬥爭。10月18日,縣委召開擴大會議,重點揭發批判縣長田步霄等「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10月29日,田步霄自殺。田死後,縣委以「徹頭徹尾、頑固不化的右傾機會主義首要分子」為罪名,上報中共定西地委批准開除黨籍,並組織機關幹部批判屍體。

大批農民因飢餓而死,中共通渭縣委卻不承認現實。他們認為,「沒有糧食是思想問題,不是實際問題」。誰要求供應糧食,就給誰扣上「以糧食問題攻擊縣委,是富裕中農,是怕死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動搖人心」等等政治帽子。縣委認為,「當前糧食趕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農和五類分子(注: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在一起搞鬼,要進行打擊。」「鬧糧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團。」縣委召開全縣電話會議,要求公社召開「萬人鬥爭大會」,生產隊召開「千人鬥爭大會」,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批鬥要求政府供應糧食的農民和說真話的基層幹部。還提出,「對富裕中農要來個雙倍打擊、加倍賠償,把他們壓在泰山底下,叫他幾輩子翻不過身來。」

通渭縣委這麼做,是上級逼出來的。高徵購指標是國家定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是一位只對上級負責不對群眾負責的官員。在他的高壓政策下,幹部不敢講實際情況,不敢講(餓)死人,不敢講糧食徵購指標高,不敢講徵購糧食任務完不成。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說:「黨的歷次鬥爭的勝利,都是反右傾的勝利」,「防左容易,防右難」,「在反右傾鬥爭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在徵購糧食時,竇明海在電話會議上說:「公購糧入庫時,是非常時期,要採取非常手段。」農村斷糧時,竇明海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竇明海是省委書記張仲良十分看重的幹部,是全省有名的「積極分子」「先進人物」。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張仲良參加廬山會議,由省委副書記霍維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維德召集在蘭州的省委常委開會,討論安排群眾生活問題,並以中共甘肅省委名義,向中央寫了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經過認真檢查,甘肅糧食問題確實很嚴重……嚴重缺糧的七個縣(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隴西、岷縣、靜寧等縣和張掖市。」這個報告還說嚴重缺糧的地區,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糧,因缺糧和浮腫致死的現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現象已嚴重存在。但不久,這份報告在中共中央廬山會議上被認定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提供炮彈」。(《甘肅省志大事記》)張仲良從廬山回來以後,聯繫到甘肅的「馬鞍形」,把霍維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傾反黨集團」,地、縣都揪出了霍維德、宋良成的「代表人物」。

一方面閉眼不看餓死人的事實,一方面向上級說假話。碧玉公社趙河生產隊已死亡50多人,生產已經停頓,席道隆等卻在向上級報告中寫道:「社員情緒飽滿、牲口體力壯,生產搞得較好。」在隴川公社召開了一次整社征糧的千人現場會,席道隆到現場講話說:「要繼續反右傾,鼓幹勁,特別是在糧食問題上,無論阻力有多大,困難有多少,糧食徵購任務一定要完成,對於那些頑固不繳的要想盡一切辦法迫使其繳出來,必要的時候,我還是那句老話,要政治挂帥。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請客吃飯,不能文質彬彬,要有革命的鐵的手腕和鐵的行動。」縣裡向公社下達命令:「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

會後,縣裡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產小隊和農民家裡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櫃,普遍搜查,斤兩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見什麼拿什麼,連婦女的針線包也拿走了。農民說,「萬人整社團」實際是「萬人搜糧團」「萬人搶劫團」。

在搜糧食過程中,對群眾採用各種殘酷的刑罰。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決心要大,刀子要快,哪裡擋住,哪裡開刀。」「向小隊長要糧食,向資本主義要糧,為全縣爭光,為公社爭光。」為了搜糧食,把生產隊幹部集中起來算賬,逼著他們交待糧食藏在哪裡。他們提出「一個會議,十個戰場」的口號,把逼糧食會當成對敵鬥爭的戰場。有的公社開萬人鬥爭大會,民兵帶上機槍、步槍、馬刀警戒助威。在這些鬥爭中,對被斗的幹部群眾實施各種酷刑:竹籤子插指頭、站冰塊、雪裡埋人、打夯、拔鬍子等120多種。在全縣大搜查中,搜出糧食1100多萬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團的人吃喝揮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眾將這些惡行比為「秦始皇」、「活閻王」、「黃世仁」、「狼狗」等。搜糧活動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席道隆向各公社發布指示:「凡被批鬥的人,一個也不準回家,編入勞教隊,配備幹部民兵持槍看管。」全縣以公社為單位,組織了14個勞教隊,集中勞教1637人。這些人白天勞動,晚上鬥爭逼審,遭受到種種折磨。(甘肅省人民檢察院定西分院:《關於對通渭搞勞教隊的情況檢察報告》,[60]檢二字第054號,1960年3月30日)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組據揭發材料統計,全縣50個公社黨委書記當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個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們的口號是「立場穩」,「心狠」,「手快」,「刀子利」。隴陽公社黨委書記李生榮打過53人,打死逼死12人。馬營公社書記張學聖主持召開了千人鬥爭大會,民兵和學生,架起輕機槍12挺,步槍50多枝和土槍助威。他在會場主持鬥爭、拷打群眾160多人,其中,當場被縛送勞教的66人當中因傷致死4人。(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60]364號:《中央批轉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的情況報告》,1960年4月)

在農民大批死亡的時候,幹部卻大搞特殊化。據定西地委擴大會議1961年1月13日的簡報記載,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到臨洮縣店子街搞試點,不吃農民的苜蓿飯,從蘭州飯店用專車送吃的。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僅1960年就從商業、糧食部門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雞蛋260多個,糧食473斤,糖及糕點62斤,紅棗320斤,還有火腿、雞、罐頭、粉條、茶葉、水果等。

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顧農民死活的幹部,在大批人餓死的時候,席道隆開始允許農民自找生路;將一部分土地分給農民,實行誰種誰收;將牲口分戶餵養,給生產小隊下放權力等。1960年1月上旬,隨著餓死人數的增加,席道隆連夜去地委彙報糧食情況和人口外流、死亡等問題,受到批評而回。

省委工作組繼續反右傾

通渭縣大量死人,當時有一些人冒著風險向中央寫信。經中共中央指示,甘肅省委對通渭採取了措施。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率領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組到通渭,還帶了一些糧食。從工作組留下的文件來看,他們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傾」。因為他們去通渭正是廬山會議之後,全國正處於「反右傾」的高潮之中。

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開大會,宣布省委決定:「通渭縣委是一個現行反革命集團。」併當場逮捕了以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的17名縣委、縣政府領導人,說他們是現行反革命分子。3月3日縣委擴大會議結束的當晚,立即召開全縣廣播大會,向全縣宣布「以席道隆為首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嚴重違法亂紀分子,勾結一起所造成的惡果。號召全縣廣大群眾和幹部,一起起來向壞人壞事作鬥爭」。

工作組負責人王秉祥當時給省委寫的《關於通渭問題的報告》中說:「通渭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總的根子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革命勾結一起,嚴重地破壞了『三個萬歲』。」「三個萬歲」即「三面紅旗」。

工作組負責人之一的李坤潤2月19日給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的報告中說:「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的縣委領導,在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上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如在所有制上實行四級制,以包產小隊為核算單位,1959年春耕時提出小隊種不完的土地由社員誰種誰收。」

包產到隊、讓農民開荒種小片土地,本是擺脫飢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隊把這些作為資本主義大加批判。李坤潤上述報告中批評這個縣1959年以來的「反右傾鬥爭」不徹底:「縣委幾個主要領導成員本身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們怕運動深入,將自己的錯誤露出來,因此在去年10月縣委擴大會議上,只解決了以田步霄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問題后,就草草結束了會議,企圖將他們的問題遮掩下來,混過關去。」

據通渭縣委1960年3月10日電話報告,他們發動群眾對「有嚴重問題的」78人進行揭發批判。說這些人「千方百計地推行了席道隆為首的反革命綱領」。這個電話報告中列舉他們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單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階級成份不好的人等。

1960年4月6日,《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報告》中說:「這個縣不是一般的落後縣,而是全縣潰爛,問題的性質是非常嚴重。以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把持了縣委領導權。從上到下,徹頭徹尾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這個報告也列舉了席道隆的「四級核算小隊為基礎」「牲畜分散到戶」「種子分散到戶」「誰種誰收」等「一系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

省委工作組對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發放了一些糧食,但未能扭轉形勢。通渭問題本來是左傾錯誤造成的,省委工作組卻大反右傾,這加劇了人口死亡。1960年通渭縣的死亡人數相當於1959年的3.86倍。

省委工作組除了加大了反右傾的火力以外,還以階級鬥爭眼光對全縣幹部施行了分類排隊,排隊的結論是:「從通渭縣的領導核心和基層幹部政治情況看,問題是很嚴重的。該縣歷年來在鎮反、審干、肅反、反右派鬥爭、整社、整黨等一系列政治運動都搞得不徹底,五類分子沒有從幹部隊伍中和黨內清查出去,仍然進行隱蔽活動,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他們就乘機大肆破壞,現在敵人已露出水面,這次必須乘此機會,由內到外,內外結合,狠狠打擊,否則通渭的面貌不會改變。」1960年4月6日,甘肅省委認為「通渭縣委完全變質」。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轉《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60]364號)。中共中央的按語中寫道:「甘肅省通渭縣委完全爛掉,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篡奪和反對縣委領導權,公開實行一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

通渭形勢繼續惡化,死人越來越多。1961年1月19日,縣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提出「要進一步揭開『通渭問題』的蓋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齊拔掉」的口號。接著,全縣開展了「揭蓋刨根」運動,當時的口號是「拔席道隆的根」;對各級幹部進行「集訓」和「特訓」。除原來逮捕的縣級幹部以外,又對360多名縣以下幹部進行了處理。

由於1962年2月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在各地餓死人問題上減輕了地方幹部的責任。1962年5月13日,據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省地委決定,釋放席道隆等17名縣級幹部,並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採訪時,得知席道隆從地區水利局副局長位置上離休在家養老;2005年作者到定西採訪時得知,席道隆已去世。

原標題:通渭問題 – 「大躍進」五十周年祭

文章來源:《炎黃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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