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20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接上期)
二十八 「長上翅膀飛」
（一九七六-一九七八）
這消息使我頓感輕鬆，一剎那間，我反而失去感覺。長期灌輸的自我約束馬上起作用，我注意到四周是一片哭聲，我也得做出適當的表情來。我缺乏正確表情的面孔該往哪兒藏呢？似乎只有前面那位同學的肩膀。他是個學生幹部，此刻顯得心碎。我一下子把頭埋在她的肩膀上，背也一抽一抽地，還發出恰當的呻吟聲來，結果假裝被當了真，那女學生幹部一邊大聲抽泣，一邊扭動身體好像要轉過來抱住我哭似的。我把整個身體重重地壓在她背上使她動彈不得。一邊也希望她以為我是悲痛欲絕了。
在毛澤東死後的日子里我想了很多。我知道他被看成是個哲學家，我努力思考他的「哲學」實際上是些什麼，想來想去，我悟出他的哲學的中心思想對永恆鬥爭的需要——可慾望。他的思想核心似乎是「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人斗人是歷史前進的動力。為了創造歷史，得不斷大量製造「階級敵人」。（此處刪去一句）。我想到中國人所經歷的恐怖和災難，都是為什麼呢？
（此處刪去四行）。毛澤東經過文革后留下的是一個道德荒蠻、一片仇恨的土地。中國大量文化遺產被摧毀。但是，一般人對此應負什麼責任呢？我難以肯定。（此處刪去六行）。
中國人似乎在衷心地哀悼毛澤東，但是我懷疑有多少眼淚是真的。人們不得不時刻做樣子，他們有時自己也無法分辨出什麼是虛情假意，什麼是真心實意。（此處刪去一句）。然而毫無疑問的，人民的情緒反對繼續毛澤東文革的政策。在他死後不到一個月時間，十月六日，毛夫人和其他「四人幫」成員就被捕了。誰也不支持他們——軍隊不支持、警察不支持，甚至他們自己的警衛也不保護他們。他們能挨到現在靠的只是毛澤東。
聽到那四個人被逮捕得那麼輕而易舉，我感到一陣悲哀。就這麼幾個二流的跳粱小丑居然壓迫了九億中國人整整十年！當然我主要的感覺是欣喜若狂。文革最後的暴君終於垮台了！許多中國人都和我有同感，當我上街買酒準備和家人、朋友舉杯慶賀時，竟發現店裡的酒都已賣光了——到處都有人在慶祝！官方也舉行慶祝集會，和文革中的群眾大會形式一模一樣，這使我很生氣。我特彆氣憤的是在我的系裡，政治輔導員和沉重幹部們又在組織大會，儼然一向是反「四人幫」的英雄。
新的頭號人物是毛澤東選擇的繼承人華國鋒。（此處刪去一句）。他上任首先做的事，是宣布在天安門廣場建毛澤東的陵墓。而數十萬人在唐山地震后沒有房子住，還睡在街道臨時搭起的窩棚里。
我母親以她的經驗立刻意識到一個新紀元開始了。毛澤東去世當天，她回她原來的部里報到工作。她在家裡呆了五年。現在想再好好乾一番了。她的新職務是東城區委宣傳部的第七副部長，而在文革前她一直是部長，她對此毫不介意。
在我急躁的心情里，生活似乎像過去一樣，沒有變化。一九七七年一月，我的大學課程結束了，既沒有考試也沒有授學位。雖然毛澤東不在了，「四人幫」倒了台，但毛澤東所定的畢業生從哪來必須回哪裡去的規矩仍然有效。對我來說，這意味著要回那家手工機具廠。受高等教育后應該有不同的工用照毛澤東看來是「培養精神貴族」。我一心不想回原來的工廠，回去了我就再也沒有機會用英語了。廠里沒有英文資料要翻譯，也沒有人說英語。再一次，母親成了我唯一的希望。她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工廠拒絕收我。我在廠里的朋友說服了廠方，寫了一份報告給二輕局，說雖然我是個好工人，但是他們了解到他們該犧牲局部利益以完成更偉大的事業——讓我的英語造福祖國。
在這封詞藻華麗的信發出之後，母親要我去見二輕局局長慧先生。他和我母親是老同事，當我還是幼兒時，他非常喜歡我，我母親知道他會被我的話打動。我見他后的第二天，二輕局召開全體委員會議討論我這件事。委員會共有二十多人，事無巨細都得大家坐在一起決定。慧先生說服了大家：應該給我機會使用英語。於是他們給四川大學發了封公函。
雖然外語系總是讓我日子難受過，但是他們需要教師，一九七七年一月我成了四川大學外語系的助教。我又想要這份工作又不想在那裡，我得住校，在政治輔導員的眼皮下過日子。最糟糕的是我很快得知我頭一年時間什麼事也別想做，到了一個星期後，我就被編入工作組送到成都郊區的鄉下，作為一種「再教育」。
在鄉間，我下田勞動，開無休止的單調沉悶的會議。厭煩、不滿以及二十四歲還沒有未婚夫的壓力使我先後對兩個男人有點昏昏然。其中一個我從來沒有見過，只迷上了他寫來的文筆優雅的信。後來，第一眼看見他，愛意馬上就飛到九霄雲外去了。另一位姓侯，原是個造反派頭頭，他是時代的產物。機智又不擇手段，我被他的魅力迷惑。
一九七七年夏季，清查「四人幫」追隨者的運動開始了，侯被關押起來。清查對象是「造反派頭頭」和參加過含混地定義為「打、砸、搶」的人：指行兇打人、殺人及破壞、搶劫國家財產。幾個月後這個運動不了了之，（此處刪去一句）。幹壞事的人都簡單地聲稱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忠於毛澤東。另外，也沒有確切的標準來衡量犯罪，只有一些明顯的殺人犯和大搶劫犯被抓了起來。參于抄家、破壞文物、燒書、派戰武鬥的人太多。文革最恐怖的地方——籠罩全國的使千千萬萬的人精神失常、自殺、死亡的高壓空氣——都是人民集體做出來的。幾乎每個人，包括年幼的孩子，都參加過野蠻的鬥爭會，許多人動手打過人。更有甚者，被整的也整人，整人的也被整。沒有獨立的司法機構來執行調查審判。新當權的共產黨幹部決定誰應受懲罰。個人感情經常成為關鍵因素。一些造反派罪有應得，一些錯輕懲重，還有些人輕飄飄就過了關。左先生仍當三朝元老，姚女士只是換了個不那麼如意的工作。
「二挺」從一九七零年起被關押，但沒有送交法庭——因為沒人決定怎麼對待他們。現在他們唯一遭受的懲罰只是坐在非暴力的會議上，聽被他們迫害的人或家屬控訴他們。我母親在這樣一個大會上談過這對夫婦是如何整我父親的。對「二挺」的判決是在一九八二年，劉結挺被判處二十年監禁，張西挺判處十七年。
侯被關押時，我有許多晚上睡不好覺。他很快就被釋放了，但那些短短的清算「四人幫」的日子勾起的悲憤回憶淹沒了我對他的感情。雖然我不可能知道他本人究竟負有多少責任，但是我很清楚身為一名大規模紅衛兵組織的頭目，在那個野蠻的年代里，他是不可能清白無辜的。我仍無法使自己恨他這個人，但是我不再為他難過了。我希望他罪有應得，所有犯下罪行的人也都受到懲罰。
這一天什麼時候才會到來呢?真的能來到嗎？正義真的能伸張嗎？伸張正義會不會激起更多的怨恨呢？中國不能再多恨了，我們現在的已經夠多了。在我的四周，曾一度竭力打殺對手的各派現在得在同一屋檐下生活，走資派和過去批鬥、折磨他們的造反派天天得見面，一起工作。到處充滿勾心鬥角，緊張空氣是家常便飯。我們什麼時候擺脫文革留下的惡夢呢？
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東山再起，取代了華國鋒。鄧的每一次談話都是一陣春風。政治運動停止了，「政治學習」被稱作「苛捐雜稅」。共產黨的政策要由實踐來檢驗，而不是教條。最重要的是，對毛澤東的每句話都照辦現在是錯誤的了。鄧小平在改變中國，我緊張地盯著這一點點擴散的光明，就好像注視者黑暗中的一星搖曳的燭火，唯恐一股寒流襲來把它撲滅。
按照鄧小平的新規定，我在公社的「徒刑」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完結了，比原訂的一年減少了一個月時間。短短一個月之差使我的心飛上了天。我回到成都，學校正準備姍姍來遲的一九七七年入學考試，這是自一九六六年以來首次正規考試。鄧小平宣布：大學入學必須通過考試，而不能走後門。因為從毛澤東的政策上變過來需要時間使老百姓有思想準備。秋季招生延期了。
系裡派我到四川北部群山去面試考生，我欣然前往。正是在從一個縣城到另一個縣城招考的旅程中，獨自乘車行在蜿蜒、塵土蔽天的山間公路上時，我突然第一次起到，如果能到西方留學該有多好！
幾年前，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一個故事。他是一九六四年從香港返回「祖國」的，回來就不准他離境了。直到一九七三年，由於尼克鬆訪華帶來的開放，他才獲准去看港探望他的家庭。到香港的當天晚上，他聽到他侄女打電話給東京安排到那裡去度周末。這件小事使我思緒萬千，從此一想起就心神不定。這種見世界的自由，一種我不敢夢想的自由，不斷地折磨我。因為出國簡直是聞所來聞，這願望就一直被牢牢地囚禁在我的下意識里。在別的大學是有人拿獎學金到西方學習，但是去的人完全由掌權者指定，起碼要是黨員。我既不是黨員，又不被系裡信任。即便機會自天而降至系裡也澆不到我身上，但是現在，第一次我腦子裡什麼東西動了一動，高考既然已經恢復，（此處刪去一句）。那麼我是不是有希望去西方留學了呢？這夢想剛一萌芽，我就馬上強行之有效自己掐掉它——我多麼害怕那不可避免的失望！
（待續）
文章來源：授權發表 轉載請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