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0日訊】在共產黨和納粹的獨裁統治下，人們怎麼穿衣打扮，怎麼交友戀愛，怎麼娛樂休閒，怎麼過日子，都得聽從黨的意志，符合黨的標準，根本就沒有按自己意願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真正的私生活其實已不復存在，或者說已變成了一種特殊的被政治操控並服務於政治的公共生活。
——題記
一個國家居然有六分之一的人被要求穿上制服，而且大人和孩子都以穿制服為榮。如此離奇的國度就是當年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
談到納粹德國的社會風尚，有歷史學家曾形容說那是一個「制服國家」，一個「喜歡穿制服的年代」。事實確乎如此。當年，被納粹當局要求穿制服的德國人大約有1，250萬。他們當中有黨衛軍、國防軍、衝鋒隊、憲兵、郵差、教師、國家公務員等各種職業和年齡的人。
如今成為「惡魔」代名詞的第三帝國軍服，是那個時代最流行的制服。納粹當局對它的設計和製作極為重視，把它當成了彰顯日爾曼人人種優秀的一件重要道具。希特勒曾親自下令：德國士兵的穿戴必須是世界各國軍服中最漂亮、最威風的。
按照希特勒的這一要求設計生產出來的納粹軍服，不但延續了德國傳統軍服的基本特徵，而且在這個基礎上又加以改進創造，加入了眾多裝飾物，顯得更加醒目美觀。日常服、禮服採用收腰修身的設計，充分凸顯了軍人的體態美。軍服的用料也很講究，夏季軍服採用混紡棉質材料，冬季則採用羊毛布料與人造纖維材料合織，穿在身上顯得挺括整齊。因為二戰戰事吃緊的原因，後期德國軍服在款式設計、剪裁要求與縫製工序上進行了簡化，降低了生產時間和對生產設備、人員素質的要求。不過這些僅限於普通的士兵階層，軍官制服基本沒有受到布料標準降低、剪裁縫製從簡的影響，而且一些上層軍官的制服，都是找高級裁縫定做的。德國軍方每年都會出版關於軍裝定制的書籍，其中將各種制服的基本樣式、板型尺寸、製作工藝、配件圖片等等詳細列出，以方便將官們按圖索驥，找自己心儀的裁縫製作出令人滿意的軍服。
本來，在以往的德國，穿著打扮是游離於政治的，但希特勒掌權後，它卻跟政治和意識形態緊緊地綁在了一起，被當權者改造成了一種宣傳和強化納粹意識形態，對德國民眾進行精神控制的巧妙工具，同時也被人們當成了一種顯示自己種族和政治身份的特殊標誌，一種表達自己緊跟和效忠納粹的特殊方式。
有人把納粹制服稱之為「被規範和利用的美」， 形容它「就像一株妖豔的罌粟，魅力非凡卻含有劇毒」，這話說得一點也不誇張。不論是衝鋒隊的褐色制服，還是黨衛軍的黑色制服，或是其他類型的納粹制服，可以說樣樣看上去都很英武、帥氣、挺拔，以致對眾多德國人都產生了一種非同尋常的美感衝擊，構成了一種難以抵禦的「制服誘惑」。年輕時的黨衛軍頭目希姆萊，在對種族社會主義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就滿懷熱情地參加了納粹，據說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被納粹的那身制服給迷住了，可見其魅力之大。
不僅如此，在越來越強調組織、機構、思想、行為「一體化」的納粹社會中，能夠穿上制服，既表明自己已被當局和社會所接納，成了體制內的一員，還能夠喚起人的自我價值感，滿足人的虛榮心。非但大人如此，孩子也不例外。據《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一書介紹，當年參入德國少年隊的孩子都穿統一的制服：「褐色的褲子，褐色的襯衣，黑色的三角巾，上邊系著一個褐色的皮扣，皮肩帶。有皮帶扣子的武裝帶上，有一個表示’勝利’的魯內文（日爾曼最古老的文字）字母。腳上還穿著白色的中筒襪，褐色的皮鞋。」「制服是一種禮服」。當年的少年隊員克勞斯•毛爾斯哈根回憶說，「頭上還有一頂船型帽，我們把它歪戴在頭上，樣子十分調皮，我們非常驕傲。姑娘們十分羡慕我們。誰要是被批准穿上這套少年隊的制服，誰就感到被接納到了穿制服的人民團體中——為偉大的事業時刻準備著！」。
顯而易見，穿納粹制服的人越多，被綁架在納粹政治戰車上的人也就越多，迷戀納粹制服的人越多，被納粹的精神控制套牢的人也就越多。
與德國服裝的納粹化相類似的一幕是在共產黨國家上演的服裝的革命化，它們的實質完全相同，都是穿著的政治化。
就說中國吧。民國是中國服裝史上一個百花齊放、異彩紛呈的時代，呈現出傳統與現代、中式和西化鼎立的多元格局，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政治派別、不同地域的人們在穿著上的差異相當明顯， 既有穿傳統長袍馬褂的，也有著西服、中山裝、學生裝、旗袍、西式時裝等近代服裝的。然而，到了1949年中共掌權之後，隨著一黨專政的確立和意識形態的定於一尊，這種多元化的局面立刻就一去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山裝為主打的單調格局。
說起中山裝，那倒不是共產黨的創造。據說，1919年，孫中山請上海亨利服裝店將一套陸軍制服改成便裝。這套便裝在保留軍服某些式樣的基礎上，吸取了中式服裝和西裝的優點，顯得精練、簡便、大方。由於孫中山先生的提倡以及他的名望，這種便裝式樣很快便流傳開來，並被人們稱之為「中山裝」。
早在民國時中山裝就開始流行，但那會著長袍馬褂和西服的人也不少，穿中山裝的更多是公務人員。到了毛時代就不同了，長袍馬褂和西服作為舊時代的象徵和西方國家的舶來品，成了不受歡迎的物件，迅速退出了歷史舞臺，而改良後的中山裝則因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愛穿、常穿，共產黨的幹部紛紛群起效仿，迅速在全社會範圍內大規模流行開來，成了當時的標準男裝，被外國人稱之為「毛式制服」。
與長袍馬褂和西服一同退出歷史舞臺的還有風行民國的旗袍，取而代之的則是從蘇聯傳進中國的「布拉吉」，即連衣裙。布拉吉原是蘇聯女性的日常服裝，寬鬆的短袖，褶皺裙，簡單的圓領，腰際系一條布帶。它寬鬆肥大，布料顏色、花樣比較單調（主要是碎花、格子和條紋），質地粗糙，對女性風采的體現有限。但上世紀五十年代，由於中共強調向「蘇聯老大哥」學習，身穿布拉吉的援華女專家一度成了中國中青年女性熱衷模仿的物件，甚至還發生過要求共青團員等青年中的先進分子帶頭穿的事兒。
1949年後的中國，不但服裝的式樣變得單調了，連顏色也變得單調了。五六十年代，因為藍色的卡其布深受男女老少的青睞，舉國上下成了一片「藍色的海洋」。最能夠體現這一點的莫過於中山裝的變化。民國時代的中山裝色彩很豐富，除常見的藍色、灰色外，還有駝色、黑色、白色、灰綠色、米黃色等。一般來說，南方地區偏愛淺色，而北方地區則偏愛深色。在不同場合穿用，對其顏色的選擇也不一樣，作禮服用的中山裝色彩要莊重、沉著，而作便服用時色彩可以鮮明活潑些。但1949年之後，藍色很快成了中山裝的主打色彩，穿其他顏色中山裝的人已極為少見。
進入文革後，隨著政治風潮的轉向，在一段時期內，以中山裝為代表的「藍海洋」又變成了以綠軍裝為標誌的「綠海洋」。
中共的江山本來就是用槍桿子打下的。而文革則是在新形勢下的又一次造反奪權——造「劉鄧司令部」的反，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同樣需要依靠軍隊這張王牌。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之下，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首次接見紅衛兵時，為了顯示自己是中共軍隊當之無愧的最高統帥，並煽動紅衛兵的造反熱情，特意穿上了一身綠軍裝，還戴上了綠軍帽。據說，自中共當權以來，這是毛第一次身著軍裝在公開場合亮相。第二天，毛穿軍裝戴軍帽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各大報紙的顯著位置，迅速傳遍了全中國。這之後，毛又穿著軍裝連續多次接見紅衛兵，陪同接見的林彪、周恩來、陶鑄、康生、陳伯達等中共領導人和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心領神會，也都跟毛一樣穿上了軍裝。
在那個個人崇拜登峰造極的瘋狂年代，「偉大領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有著非凡的意義，甚至連同他的穿著裝束有時也成了政治變化的風向標。文革前，毛就號召國人「不愛紅裝愛武裝」，「全國學解放軍」。現在，「偉大領袖」親自穿上了軍裝，這身裝扮自然成了當時最革命最新潮的標誌。
率先跟風的是「毛主席的紅衛兵」。為了表示對「偉大領袖」的忠心和跟著他革命到底的決心，當年的紅衛兵都想穿上一身他們心中無限嚮往的軍裝，沒有全套，半身也行，沒有新的，舊的也行。實在搞不到軍裝，有人就把中山裝染成綠色的當軍裝穿。如今五十歲以上的人恐怕都還記得當年典型的紅衛兵裝束：一身不帶領章、帽徽的草綠色舊軍裝，紮上棕色武裝帶，胸前佩戴毛澤東像章，斜挎草綠色帆布挎包，胳膊上佩戴著紅衛兵袖章，腳蹬一雙草綠色解放鞋。在原有的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穿著風尚中，又增添了濃烈的革命化、軍事化色彩。不但男生這樣穿著，女學生也把長辮子剪成短髮，梳成兩個「小刷子」，戴上軍帽，穿上軍裝，腰紮皮帶，足蹬解放鞋。
在紅衛兵的帶領下，全國上下迅疾掀起了一股軍裝熱，不但紅衛兵爭相穿上了軍裝，許多工人、農民、教師、幹部、知識份子也紛紛穿起了軍裝。有段時間，軍裝甚至成了許多年輕人的結婚禮服。隨著「全民著軍裝」成為風靡一時的潮流，中國邁入了一個「十億人民十億兵」的「軍便服時代」，人們的著裝更趨統一，性別、年齡和職業的差異大為淡化。
從中山裝到綠軍裝，儘管具體式樣有很大不同，但中國人的穿著打扮被政治所規範，並且為政治服務的本質卻是一以貫之的。換句話說，不管是中山裝還是綠軍裝，在毛時代都是一種革命的外在標誌。當局借助這種政治符號宣傳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化對人民的精神控制，而人民則以此表達自己對政權和時代的迎合與追隨。
不用說，不論古今中外，私生活在正常社會裏跟政治都是游離的，而且一直都是最個性化的領域，因為它所關乎的主要是個人的品味、愛好、情趣等因素。然而納粹和共產黨當政的國家卻是個典型的例外。它們不但對以政治經濟為主體的社會公共空間進行全面控制，而且還將權力的觸角蠻橫地侵入到了人們的私生活中。在獨裁權力的強制改造和規範下，人們的個人生活變得越來越單調，越來越沒有個性，越來越政治化。他們怎麼穿衣打扮，怎麼交友戀愛，怎麼娛樂休閒，怎麼過日子，都得聽從黨的意志，符合黨的標準，根本就沒有按自己意願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真正的私生活其實已不復存在，或者說已變成了一種特殊的被政治操控並服務於政治的公共生活。服裝的納粹化和革命化，不就是這種畸形變化的一面鏡子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