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9日訊】 中南海似乎一直生活在蘇聯崩潰的魔咒之下，動輒就是要警惕中共黨內出現「戈爾巴喬夫」式人物。其實，梳理一下蘇聯歷史，戈爾巴喬夫也並非從天而降，他的產生，實乃蘇聯政治經濟行至窮途末路，適應了「窮則變，變則通」這一不易之理。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一再表示決不做戈爾巴喬夫，他的諸般舉措卻總讓人想起戈氏的前任——安德羅波夫。只是安德羅波夫受天命之限，只有15個月時間實施他的改革，因此歷史沒法證明他的改革是否會成功。習近平年富力強，有足夠的時間實踐他的政治抱負，時間將會證明他的政治理想是對還是錯。
安德羅波夫與習近平接管的江山不相同
安德羅波夫從勃列日涅夫手中接過的是一個爛攤子：經濟處於半停滯狀態，依靠出口能源、原材料與外國投資維持運行；農業和消費品工業瀕臨崩潰；對東歐的控制已力不從心，在國際上日益孤立；在科學技術上已降為二等強國。更嚴重的是，蘇共越來越脫離群眾。一位到過蘇聯的外國記者這樣形容當時的蘇聯政治文化：「領導裝模作樣地相信馬列，群眾裝模作樣地擁護領導。」
習近平從前任手裡接過的江山更為糟糕：「世界工廠」將成明日黃花；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礦產甚至糧食進口國；國內經濟主要依靠政府投資發展房地產運行，前任為其留下了巨額債務及高居世界第一的貨幣發行量，經濟嚴重泡沫化；生態環境瀕臨崩潰，食品安全十分堪憂；與鄰國摩擦不斷，在國際社會日顯孤立；以「市場換技術」30年，卻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侵犯知識產權之國。胡錦濤統治第一任期，中國人還玩「扮傻遊戲」，假裝擁護共產黨，到習近平接掌時，微博已成為網民諷刺、批評中共政府的主要場所。每年群體性事件逾20萬起，維穩成了中國政府日常工作及第一要務。
安德羅波夫還算明白，在其主持的首次中央全會上承認，蘇聯統治集團高高在上，對自己所領導的社會一無所知，在內部講話中甚至承認：「蘇聯的主要危險不是來自世界帝國主義，而是來自人民的困苦貧窮。」
習近平對中國現實的認識大不相同。這可能是他接手政權之前，中共內部正經歷了一番激烈的內部鬥爭，因此接任中央軍委主席兩個半月以來，巡遍各軍種，借此向世界表達他對軍隊的控制力。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則以「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應對，唯一承認的問題是腐敗，認為「縱容腐敗必然亡黨亡國」。
安氏改革與習氏新政之比較
安德羅波夫主要從事了三項「改革」：
一是雷厲風行地反腐肅貪，矛頭直指官僚階層。從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僅黨中央、政府部長和州黨委第一書記以上的高級幹部，因貪污受賄或瀆職而被撤換的達90多人，包括內務部部長謝洛科夫，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150個州級領導人中，47名被撤職。安德羅波夫甚至槍斃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業技術出口局局長斯米利亞科夫，以及專門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權貴提供短缺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場美食部經理索科洛夫。以往關押「階級敵人」的政治監獄，首次塞滿了腐敗官僚，極大地緩和了人民的憤怒情緒。因此，安德羅波夫被人民看作是彼得大帝、斯大林那樣的鐵腕人物，同時也是「明君英主」。
二是大張旗鼓整頓勞動紀律，方法是禁止職工上班時酗酒並上街閒逛購物看電影。對這段歷史，因為與中國無可比性，就不多談了，有興趣的可去看俄羅斯新電影《天神的忌妒》，這部電影對這段歷史有詳盡描繪。
三是嘗試經濟體制改革。當時計劃經濟體制的兩大弊端盡顯：勞動者的積極性難以調動、物質普遍短缺的弊端越來越嚴重。安德羅波夫採取了三項措施以調動人們的勞動積極性：1、推行農業集體和家庭承包制，鼓勵多收穫者多得；2、在工業和建築業中推廣承包作業隊；3、擴大國營和集體企業的自主權，努力改善產品質量、提高生產效率。這些改革取得了效果，1983年蘇聯工業產值超額完成年度計劃，農業產值增長了5%，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3.5%；職工報酬有較明顯增長；商店貨架上不再空空如也。
安氏的經濟改革已經被鄧小平做過了，其餘兩項習近平倒也算是做了。一，習主張反腐，也表示要「老虎、蒼蠅一起打」。但他面臨的腐敗早就不是安氏時期的蘇聯式腐敗，即享受特供、多吃多拿之類；中國紅色家族與貪官早就利用改革化公為私，積攢的財富動輒幾十億美元，有不少被存放至外國銀行。到目前為止被抓的官員最高級別是副省級官員，以及一些劣跡斑斑的低層官員。二，習想剎住官場奢糜風，比如高官出行時禁鋪紅地毯，讓中央頒佈「八項規定」、「六項禁令」，遏制公款吃請之風。格力集團黨委書記周少強因一頓喝12瓶洋酒被停職，算是撞在槍口上了。但據說有些宴請悄悄轉到了內部餐廳，這些內部餐廳裝修之精、標準之高堪比五星級飯店；還有的照常請客，只是要求酒樓對外不公佈宴請單位名單。
經濟方面，當拉動經濟增長20餘年的「三駕馬車」齊齊死火之後，新政府領導能夠提出的經濟發展思路竟然只有「新城鎮化」一途，本質上仍然延續以往20餘年以房地產為龍頭帶動經濟發展的老路。在房地產泡沫過大、幾乎全由炒房囤房者為主要購買者的情況下，再走這條發展道路，實有點飲鴆止渴。
相同之處：警察治國
安德羅波夫任總書記以來，仍然沿襲蘇聯一以貫之的「警察治國」的方針。這也是其職業習性使然。安氏自1967年5月任克格勃主席以來，在他長達15年的領導下，克格勃茁壯成長，由懲罰機關變成世界上最龐大的情報機關，成了蘇聯的形象代言人。在他領導期間，克格勃建立和接管了大批精神病院，無須出示證據和法庭審判，想把人關多久就可以關多久，理由很簡單：此人患了「改革社會妄想症」，或「道德說教癖」，或「對自己估計過高」。對付「持不同政見者」，安氏信奉「擒賊先擒王」，認為與其大規模搜捕、判刑、驅逐出境，倒不如將幾個「首惡」嚴厲懲辦，比如以暗殺、收買、驅逐、治成精神病等各種方式處理，餘者自會不擊而潰。
安德羅波夫任總書記期間的「警察革命」，是把從腐敗的官僚手中奪回的權力，交到擅長陰謀詭計的秘密警察手裡。對底層百姓，他也從未放鬆過管制。這種秘密警察統治，有如一座無形的高牆壓在蘇聯人民的心靈上，並遠比那座安鐵絲網、設崗哨的柏林牆更加沉重。人們對自由的企盼被消解了；人的尊嚴、生的權利全被這堵高牆的陰影所籠罩，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生之慾望。直到80年代後期，戈爾巴喬夫倡導以公開性為特徵的政治改革，第一次把這座高牆撞開了一個缺口。
只要不健忘，中國人應該記得，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聞週刊曾發表一篇文章——「研究顯示中國精神病患超1億，重症人數逾1600萬」，顯示了將正常人當作精神病收治的傾向。此前，以「六張網」為特徵的「奧運安保模式」已成為中國各地舉辦大型活動時必然傚法的安保模式。
戈爾巴喬夫正是看到了安德羅波夫的改革的侷限性及警察統治的嚴重後果，才倡導了比較徹底的政治改革，為蘇聯帶來新生契機。
習近平接掌的中國，無論是國內政治關係、社會條件，還是人口及資源生態狀況，均遠不如安德羅波夫執政時期的蘇聯，而他改採取的各種措施卻又無法超越安德羅波夫。以中國現在的各種條件而論，且不論習近平本人是否有做「戈爾巴喬夫」的願望，此時此境，只怕是想做也做不成了。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