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8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四 「容我朝暮謝過，以贖前愆」
我父母在幹校（一九六九-一九七二年）
(接上期)
每聽到一件自殺的事，我就多一層緊迫感，次心減輕父親精神和身體的壓力，要他感到自己被愛，生活中有值得為之生存的東西。鬥爭他的會上——現在已變得非暴力了，因為幹校的人已沒有那麼多精力了——我總坐在他能看見我的地方，使他感到有人陪伴而安心。會一結束，我們就一起去散步，我東拉西扯地說些閑話，讓他忘卻醜惡的鬥爭會。我讓他坐下來給他按摩頭、脖子、肩膀，他則背誦古詩給我聽。白天我和他一起勞動，崖然是干那些最臟最累的活。有時我幫他挑擔子，擔子有一百多斤重，我盡量顯得若無其事，儘管在沉重的負荷下，我站都站不住。
我呆了三個多月。幹校當局准許我在食堂里吃飯，在一間有五個女人的屋子裡分給了我一張床。同室人自然不理我，非跟我說話不可時，也只是幾個字。大多數幹校的人見到我都露出「橫眉冷對」的敵意，我也報以如入無人之境的樣子。但是這裏也有好心人，或者說是有勇氣表現他們好心的人。
其中有個叫「永」，二十幾歲，有張善良細膩的臉，兩隻大耳朵。他是個大學畢業生，文革快開始時，分配到省委宣傳部工作。在幹校他是我父親所在「班」的班長。儘管他得服從命令，把最重活分給我父親，但一有可能，他就悄悄減輕我父親的農活。有一次，我跟他簡短對話時，說我帶來的爐子沒有煤油燒，沒法為父親弄熟帶來的食物。
幾天後，永繃著張毫無表情的臉，做出閒蕩的樣子從我身邊走過，我感覺到有件金屬製品塞到手上：是一個鐵絲做成的爐子，高八寸，直徑四寸，這是他自己做的，可以燒捲成小團的舊報紙。報紙現在可以燒掉了，毛澤東的像已從上面消失了。毛澤東自己不要報上老登他的像。登像的目的——「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已經達到了，繼續登只會適得其反。我在這個燒廢紙的爐子上所燒的菜勝過幹校伙食千倍萬倍。當誘人的香氣從小鍋里冒出來時，我注意到父親同室的七個人都不知不覺地做吞咽動作。我很遺憾不能給永一點，被同事聽到風聲，我們大家都要倒楣。
多虧有永先生和其他正直的人，我家姐弟才得以到幹校看望父親。也是永先生允許我父親在下雨時歇工，這成了他唯一的休息日，星期日別的人不幹活，父親卻像母親一樣得勞動。下雨天雨一停，父親和我就到松林里去采蘑菇，打野豆子。回到營地，我把這些收穫和一個鴨罐頭或別的肉煮在一起，跟他享受一餐美味佳肴。
晚飯後，我們常溜達到我最喜歡的「動物圓」去。十多個奇形怪狀的石頭，敞開在草地上，像一群稀奇古怪的動物在曬太陽。石頭上有些凹坑，正好可把身體靠上去，我們就坐在石頭上凝視遠方。不遠處的斜坡下面是一排巨大的木棉樹，外面是安寧河，再往遠處就是無邊遠際的山嶺了。木棉樹猩紅色的花樣子像玉蘭，但是大得多，直接從赤裸裸的、無葉的、筆直的枝椏上冒出來。我在幹校的那幾個月里，眼看著這些碩大的花開放，大團大團的紅花浮在烏黑的枝條上。花謝了就結出拳頭大小的果實，爆開后吐出絲般的絨毛，隨著溫暖的山風滿山遍野地飄，像在飄雪花。
一天，當我們正在「動物園」里休息時，一個農民路過，嚇了我一跳。他像個侏儒，又怪模怪樣。父親告訴我這地方與世隔絕，近親結婚十分普遍。然後他嘆息著說：「這個山區裡邊要做的事太多了！我真想來這裏當個公社社長，或者生產大隊長，做些實際工作，做些有益的事，要麼就當個普通農民。我當官是當夠了。要是全家搬到這裏來，過農民的單純生活多好啊！」從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個精力充沛、能幹的人渴望有個發揮的地方。我也看出他有點像歷史上的士大夫，宦途失意后對世外桃源充滿夢想。我還能體諒得到父親的另一層苦衷：一旦成了共產黨的官，就不能平安地退出不幹，田園生活於是可望而不可及，成了美夢了。
我去看了父親三次，每次都呆上幾個月。我們幾個孩子輪流去，所以父親一直都有家人陪伴，享受家庭溫暖。他經常自豪地說：他是幹校人人羡慕的對象，別的人中罕有不間斷地有孩子陪伴的，連來探望的人也少。文化大革命惡化了人與人的關係，使無數個家庭親情淡薄。
我家卻變得更親密了。小時候常挨父親打的小黑現在更愛父親了。他第一次去幹校時，當權者對父親總有孩子來陪很不舒服，於是不分給小黑住處。他只得和父親合睡一張單人床。為了讓父親睡好一點——睡眠對他的精神非常重要——小黑從來不讓自己熟睡，擔心會伸腿伸手碰醒了父親。
父親則自責過去對小黑太嚴厲。他常摸著小黑的頭，歉然地說：「簡直不可想象我過去那樣打你，對你委實太粗暴了。」他又說：「我這段時間想了很多往事，過去對你們太厲害。真好笑！文化大革命反而讓我變了個人。」
幹校的伙食老是水煮大白菜。由於長期欠缺油水，大家一天到晚都覺得餓，每次吃肉都翹首以待，好像過節，甚至最狠的造反派也有了笑模樣。這時的父親會把肉從自己碗里夾出來，塞到孩子的碗里，於是你讓我，我讓你，筷子和碗打起仗來。
父親常常反省自己的過去。他告訴我他怎麼沒邀請姥姥參加他的婚禮，又怎麼在她千里迢迢從東北到宜賓的一個月後就打發她走。我聽見他多次責備自己，說過去對他母親照料不周，又太死板，結果連母親喪事，也是事後才知道的。他搖著頭說：「唉！太遲了！」他還責備自己五十年代對俊英娘娘的做法。當時他曾努力勸她放棄佛教信仰，守著要她這位素食者開齋吃葷。
俊英娘娘於一九七零年夏天去世，她的癱瘓情況逐漸侵襲了全身，而始終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她死時鎮靜自若就像她的一生。我們對父親封鎖消息，因為知道他對她的愛與尊敬有多深。
那年秋天，我弟弟小黑和小方在幹校陪父親。一天吃完晚飯後他們正在散步，八歲的小方脫口說出俊英娘娘去世的消息。父親臉色頓時變了，一動不動，像發傻似地站了很長時間，然後他轉向路旁，蹲下身去，雙手捧著頭，肩膀因抽泣而抖動。弟弟們從來沒見過父親哭，一下子都驚呆了，不知如何是好。
***
一九七一年初，消息傳出：「二挺」下台了。我父母，特別是父親，情況很快有了明顯的改善。他們開始有了星期日休息，乾的活也輕了些，有人和我父親說話了，儘管態度仍然很冷淡。說明形勢真的變了的證據是，一個新「學員」來了幹校——姚女士，那個過去折磨我父親最起勁的人，隨「二挺」垮台被攆了下來。隨後，我母親獲准探望父親兩個星期，這是他們幾年來第一次團聚，也是兩年來第一次見面。上一次是父親臨去幹校前跟我在成都大街上看了母親一眼。
但是我父母受的罪還沒結束，文化大革命仍在繼續。「二挺」下台並不是因為他們幹了太多壞事，而是毛澤東懷疑他們與陳伯達關係密切。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現在毛澤東要整掉他。這次運動又多了犧牲品，「二挺」的左右手陳沫自殺了，他曾幫助我父親從監獄中釋放出來。
一九七一年夏季的一天，我母親發生嚴重的子宮出血，昏了過去，被抬進醫院。當權者不准我父親去看望她，雖然他倆都在西昌。母親病情穩定后，獲准回成都治療。在成都，子宮出血是止住了，但醫生髮現她得了「硬皮病」，右耳後面的一塊皮膚變硬，並且開始萎縮，右下顎變得比左邊小，右耳聽力逐漸消失，右邊的脖子變得僵直，右手右膀也感覺麻木，動作不靈活。皮膚病專家告訴她，皮膚硬化最後會擴散到內臟器官，那時她全身和內臟都會萎縮，在三四年內會死亡。他們說西醫沒有辦法治這種病，只有試試靠口服強的松，脖子上注射可的松混懸液控制。
我當時正在父親幹校，接到母親來信說她患病，父親馬上就去請假要回家去看她。永先生很同情他，但是幹校領導拒絕了。我父親當著滿院的人痛哭失聲，他部里的造反派都愣住了，在他們眼裡，他一向是個鐵人。第二天一早，他就趕到郵局，等了幾個小時，開了門，他發了一份三頁紙長的電報，開頭是：「聞君病重，輾轉不能成眠。待罪之身，不容榻前相伴。不知今生今世能否再見一面！我深知自己『不是個好丈夫』，萬望君勿撒手而去，容我朝暮謝過，以贖前愆。」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眼鏡」來德陽看我，帶來一則爆炸性新聞：「林彪死了！」「眼鏡」聽了正式文件傳達，說是林彪想暗殺毛澤東，未遂后逃往蘇聯，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林彪之死有各種神秘的說法，但他的垮台與一年前陳伯達失寵有關。他們把毛澤東吹捧得太過神化，引起毛對他們的疑心。他懷疑林彪一伙人在耍陰謀，想把他架空，讓他享受抽象的讚美，而剝奪他的實權。毛澤東特別懷疑林彪這個他所選擇的接班人，懷疑他處處「紅書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的動機。毛澤東斷定這個第二號人物想「搶班奪權」。（此處刪去一句）。
我的村子聽公社傳達了這件事的官方說法。這個消息對農民沒有任何意義，他們連林彪是誰也不知道，但我卻欣喜若狂。那時我還不敢懷疑毛澤東，對文革我是恨林彪。我還把他和毛澤東的分裂當作是毛決心與文革決裂，要結束這場災難了。林彪之死重新激起我對毛澤東的忠誠，很多人和我一樣樂觀，因為當時有種種跡象表明文革正在扭轉。果真如此，緊接著林彪事件，走資派開始平反，離開幹校。
十一月中旬，我父親聽到林彪事件的文件傳達。馬上。一些造反派就對他面帶微笑了。會議上他們史無前例地讓他坐下，要他「揭發葉群」——林彪的夫人，她和我父親是四十年代初延安時期的同事。我父親一聲不吭。然而，儘管他的同事紛紛平反，準備回家，當權者卻對父親說：「你不要以為自己沒事了。」我父親對毛澤東的批評仍是不赦之罪。
父親的健康狀況一直在惡化，因為巨大的精神壓力，幾年的野蠻批鬥、毒打，再加上惡劣條件下的繁重體力勞動。五年時間里，他一直靠服用大量鎮靜劑來控制自己。有時，他要服用二十倍于常人的劑量，毀壞了他的身體。他每時每刻都感到身上某處在劇痛，後來開始咳血，氣喘心跳，一陣陣頭暈。他剛滿五十歲，看上去就像七十歲的人了。有的醫生板著臉，不耐煩地給他開藥，不給他好好檢查，也不聽他細說病症，去看一次病回來總要聽一些造反派的訓斥：「不要以為裝病就可以躲掉了!」
一九七一年冬天，京明在幹校陪父親。他很擔憂父親的身體，一直呆到一九七二年春天。這時，他接到他落戶的生產隊的一封信，說他如果不立即歸隊，秋結算就不給他分口糧。他離開的那天，父親送他去火車站，當時鐵路已從成都修到戰略基地西昌。去火車站的路很遠，一路上兩人沉默著。突然父親劇咳了起來，京明忙把他扶到路邊坐下，給他捶背。過了好半天，父親才緩過氣來。他抬起頭，長嘆口氣說：「唉！可能活不長了，人的一輩子好像一場夢啊！」京明從未聽他議論過生死，吃了一驚，忙說些話安慰他。父親繼續說：「我問自己怕不怕死，我現在這個樣子哪點有死了好？苦海無邊，看不到個了結。有時我也很軟弱，站在安寧河邊心裏想往下一跳了事。但我又想，死不得，我這樣問題沒說清楚就死了，你們大家就沒有出頭的日子了……」他停頓了片刻，接著說：「我這些日子一直在想過去。我是學徒出身，童年很苦，眼看著社會有那麼多不公平，我參加共產黨，就是想建起個公正的社會來。結果這個社會有多公正呢？這麼多年來走南闖北，沒日沒夜地工作，從來沒有想過為自己、為家庭謀私利，到頭來還是落得這麼個下場，累及妻兒。老百姓說：落壞下場一定是做了虧心事，得了老天的報應。我想著我這輩子所做過的事，我是判過幾個人的死刑……」
父親向京明說起朝陽的惡霸和宜賓的土匪頭子，然後說：「這些人血債累累，老天有眼也會要他們死呀！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我這輩子到底做錯過什麼要受這種罪。」
沉默了好一會兒，他才又慢慢地說：「如果我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你也就不要相信共產黨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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