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2日訊】一個文革中被判死刑，坐了21年牢的人，到今天仍然表示對文革很留戀。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不久前，香港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文革回憶錄，書名叫《雪地足跡》，副標題是「一個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記憶」。作者名叫徐正全。
1966 年文革爆發時，徐正全是一個剛滿20歲的普普通通的青年工人，文革中他一度成為基層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因牽涉一樁命案，他手下的一些人打死了對立派的一名成員，後來追究刑事責任，徐正全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於1968年被捕入獄，1989年才出獄。徐正全在這本書裡，回顧了他參加文革的過程，寫到了他的反思與懺悔。
按理說，徐正全因為文革而被判處死緩，在監獄中消耗了最美好的21年歲月，他似乎應該對文革不堪回首，深惡痛絕，但是他卻說，文革那一段經歷，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亮點」，表示「雖敗猶榮」，「至今不悔」。這看上去很是令人不可思議。對此，徐正全是這麼解釋的。
徐正全說：「我出身貧寒，初中都未畢業，一直生活在社會底層。像我這樣的中國老百姓，人生平淡無奇，本無任何意義可言。正是『文革』，使我們毫無意義的人生有了那麼一點意義，讓我們真正做了一回人，當了一次自己的家。雖然過程是那樣令人心酸，時間又是那樣短暫，我們付出的代價又是那樣沈重，但這是我們人生中唯一的亮點。
我們參加『文革』，一不為當官，二不為發財，是為了追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雖敗猶榮，赤誠之心，天地可鑑。這就是『文革』對我、還有與我類似的人的意義， 這也是我們至今不悔的原因。現如今掌握話語權的人全面否定『文革』，連我們人生中僅有的一點意義也要剝奪。當然這也無關緊要，這個意義在我們心裡，與別人的話語權無關。」
其實，對文革抱有這種態度的，並非只有徐正全一個人。
早在1994年，獨立製片人吳文光拍攝過一部紀錄片《革命現場》，採訪了五位前中學紅衛兵：徐友漁，田壯壯，黃玲，劉龍江和胡曉光。這位胡曉光，家庭出身革命烈士，北大附中高三學生，是最早的紅衛兵組織之一紅旗戰鬥小組的一位創始人。胡曉光講起文革的那段歲月，他說那是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最輝煌」的時刻。 他緊接著又補充道，這並不等於說那段歷史是最光明的，也不表示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確的。
和胡曉光類似，徐正全也不認為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確的。比如對打死人這件事，雖然不是徐正全自己動手打死的，但是作為頭頭，徐正全承認，他本來是可以制止的，然而卻沒有制止，所以是有責任的。對此，徐正全有過深刻的懺悔。徐正全之所以留戀文革歲月，是因為那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亮點；是因為文革給了他一次機會，使得他能夠展現自己的個性與才華而出人頭地，在政治舞台上一顯身手而受到眾人矚目，從而獲得平時根本不可能獲得的榮耀感和成就感。
我們知道，正常狀態下的極權社會無疑是一個壁壘森嚴、僵硬死板的社會，在那裡，人們，尤其是年青人，十分缺少表現自我和發揮創造力的正當機會。人們的進取心和表現欲一概被嚴格地限制在當局所規定的既狹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這就造成了一種普遍的沉悶和壓抑。
文革的爆發，意味著給這種壓抑的青春活力提供了一個渲洩的出口。毛澤東批准了一張聶元梓七人的大字報，發表了一封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信，還親自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宣稱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人都犯下了打擊迫害革命群眾的錯誤，號召群眾起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當權派的反，那立刻就引起了全國性的巨大騷動。
這場騷動，一方面固然是社會階級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但在更大的程度上，那更是年青人對先前那種缺乏刺激和挑戰的生活而進行的一種反叛。青少年們興奮地發現，他們從此可以擺脫日常生活的瑣碎平凡而進入一種充滿偉大變化的歷史場景，可以不顧各級組織的層層管束而徑直登上政治舞台，可以不再充當消極被動的螺絲釘而在複雜的鬥爭中發揮出自己的個性和創造性。
不錯，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必須服從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命，但是，既然在過去他們還必須服從每一級地方組織的控制，那麼，如今的他們可以拒絕服從各級地方組織而僅僅是服從偉大領袖，這首先會使他們獲得一種自由感、解放感，而不是壓迫感和束縛感。 更何況他們那時還正以服從偉大領袖為原則為光榮呢。
雖然文革中的群眾運動只持續了兩年多。作為這場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尤其是那批革命小將，很少有人從運動中得到了什麼具體的利益，有不少人還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事後也很少有人對自己往日的觀點行為毫無懺悔毫無反省；但儘管如此，他們仍然對之懷抱著一種特殊的興奮感。
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都一度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進行了一場萬人矚目的有聲有色的表演；不論是對是錯，他們都贏得了某種承認，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跡。 相比起文革前和文革後的平淡人生，這段經歷就顯得太精彩了。這就是為什麼直到今天，還有一些當年的革命小將對文革非常留戀的原因。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文革是件好事值得肯定呢？不是，當然不是。關於這一點，容我下次再談。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