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9日訊】共產黨和納粹一上臺，就把教育大權牢牢地抓在自己手裏。在它們控制下的學校，年輕一代徹底喪失了自由成長的空間，日復一日地接受著官方意識形態的強制洗腦，正常的人性被嚴重扭曲和扼殺。說穿了，這樣的學校已完全淪為了生產政治炮灰的流水線，當年那一個個令世界為之驚駭的小毛澤東小希特勒，不就是從這條生產線上被源源不斷地打造出來的嗎！
——題記
1933年4月20日，希特勒45歲生日那天，納粹教育部長伯恩哈德•盧斯特以官方名義獻給他一件不同尋常的禮物，它就是被稱為納粹精英學校的國家政治教育學院。到1943年，這樣的學校在德國已發展到39所。獲獎影片《希特勒的男孩》講述的就是發生在這一精英學校中的故事。
影片中的開學典禮上，納粹校長面對滿屋子一臉興奮的新生，激情洋溢地寄語道：「年輕人，同學們！我熱烈歡迎你們在1942年新學年來到我們學校，我想告訴新生們，他們將在塑造他們的未來，農場主的孩子和實業家的孩子是平等的，未來，你們將成為這個古老帝國的精英，歷史由人創造，而我們培養創造歷史的人。你們就像未經切割的鑽石，我們將雕琢你們直到你們光芒閃耀。當勝利來到之時，我黨需要大量地區領導人。我說的不是康藤，梅克倫堡（注：德國城市名），而是華盛頓、莫斯科、倫敦甚至開普敦。好好把握你們的時間，鍛煉你們的思想和身體成為忠實的夥伴。」
古往今來，所有的學校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培養人才，但不同學校所要培養的人才卻不完全一樣，甚至大相徑庭。從納粹校長飽含期望的致辭中不難看出，納粹學校要培養的絕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納粹事業的接班人，這是納粹德國所有學校共同的辦學目的。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一般學校培養的是普通的納粹接班人，而象國家政治教育學院這樣的精英學校培養的則是精英級的納粹接班人。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把學校變成培養納粹接班人的搖籃，納粹當局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教育體制。
首先是領導體制的納粹化。「在1933年以前，德國公立學校是由地方當局管轄的，大學則由所屬各邦管轄。現在所有學校都置於全國教育部長的鐵腕管轄下。大學裏的校長和院長統統由他來任命，而以前是由全體教授選舉的。他還任命全體大學生都必須加入的大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人員，以及任命全體講師都參加的講師聯合會的領導人員。在老練的納粹分子嚴密控制下的種族社會主義大學講師聯合會，在選擇由誰來任教和務使所教的內容符合納粹理論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注1）
與此同時，教師隊伍的納粹化也在快速推進著。納粹學校培養的既然是納粹事業的接班人，那麼培養這些接班人的人中當然就絕不能有被納粹視為頭號敵人的猶太人。正因為如此，所有的猶太教師都被納粹當局毫不留情地清洗出了學校的大門。被清洗的也不僅是猶太人，還包括那些不願效忠納粹的日爾曼教師。
既然要培養納粹接班人，培養者本身當然首先必須是納粹的擁護者。1937年的德國公務員法案規定，教師必須是「黨所支持的國家的意志的執行者」，並且準備「隨時無保留地保衛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儘管當時大多數教師在感情上或多或少都是納粹化的，但為了加強他們的思想，他們還是被當局送到特別的學校裏去集中學習種族社會主義的原則，重點是希特勒的種族理論。「從幼稚園到大學的每一個擔任教職的人，都必須加入國家社會主義教師協會，這個協會根據法律有‘責任按照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對全體教師實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體化’。——所有教師都宣誓‘效忠和服從阿道夫•希特勒’。後來，凡是沒有在衝鋒隊、勞動服役隊或者希特勒青年團服務過的人都不能教書了。要想在大學裏任教，必須先在觀察營裏呆六個星期，在那裏，他們的見解和性格由納粹專家加以研究並報告給教育部，教育部根據申請者的政治‘可靠性’發給教書憑證。」（注2）
要培養納粹事業的接班人，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也必須納粹化。
與普通公民不同，納粹事業的接班人當然必須是種族社會主義的忠實信徒。既然納粹事業是牢牢地建立在希特勒宣揚的這一世界觀的基礎之上的，要成為一個合格的納粹事業的接班人，當然就必須學好和掌握這套理論。正因為如此，向學生灌輸納粹思想自然也就成了第三帝國時期學校教育的重心所在。希特勒曾明言：「根據種族純潔的需要，男孩或者女孩在離開學校的時候必須接受全面的教育。這將為我們的國家地位的種族基礎創造先決條件，反之又為今後的文化發展提供安全的基礎。」（注3）按照希特勒的想法，從1933年9月開始，種族主義教育就成了德國學生的必修課。但煞風景的是，「幾乎沒有什麼德國教師明確地知道應該如何傳授這一神秘的東西。許多教師從納粹種族主義哲學家（如羅森貝格、古特納）那裏做一些讀書筆記，將‘頭蓋骨的測量’引介到課堂上。」（注4）
希特勒歷來強調德國青年必須有一個強壯的身體，這是他眼中的納粹接班人理當具備的一項基本條件。他說：「我需要我的年輕人強壯和美麗。我將用所有的體育科學來訓練他們。我需要愛好運動的青年。這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將採取這樣的方法去消除兩千年來的馴化。我將獲得一個純粹的、高貴的自然材料，我將用它來創造一個新的德國。」（注5）為了貫徹帝國元首的這個想法，體育教育在納粹學校被擺放到了一個從未有過的突出位置。在課時安排方面，由1936年的每週兩到三個小時陡然增加到1938年的五個小時。與此同時，諸如越野賽跑、足球、拳擊這樣一些有助於提高攻擊精神和身體優越性的科目也被列入了體育教育的清單之中。按照當時德國學校的規定，所有學生在入學和畢業時，都必須達到嚴格的身體能力標準。如果一個學生在體育方面的表現一直不好，這將成為開除他的最有力的理由。隨著體育教育的升格，體育教師在學校中的地位也有了明顯的提高，他們對畢業生的評語往往比其他科目重要得多。
但凡正常的社會，對青年一代的文化素質都是有要求的，但納粹學校卻不重視知識的傳授。在希特勒的思想中有一種明顯的反知識傾向，他認為，「知識份子對大眾的影響是陰險的，因為它一直在顛覆著集體的統一性。知識份子毀滅了信仰，因此他們不能激勵社會產生偉大的行動或功績。」（注6）他強調，「一個人即使沒有受過好的教育，但是身體健康，具有完美和堅定的性格，充滿了快樂的決斷力和意志力，他就會比一個柔弱的天才對民族共同體產生更偉大的價值。」（注7）希特勒甚至這樣說，「我不需要知識教育。知識糟蹋了我的青春。我喜歡讓年輕人去學習他們自身的遊戲衝動自由選擇的東西。」（注8）試想，一國之首如此鄙夷知識，文化課程在學校中的地位自然可想而知了。事實也確乎如此。納粹當政後，一方面學校裏的政治教育和軍事體育訓練比重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文化課程則遭到了大幅度的削減。不僅如此，「在可憐的文化課程中，也充滿著納粹的革命化氣味：歷史課不求歷史知識的系統，而著重種族鬥爭，宣揚德意志歷史上的民族英雄，著重激發愛國熱情；生物、地理、德語等課也向種族論(而德國總有數量可觀的知識份子在源源不絕地製造著這一類理論)嚴重傾斜；數學課時常用於學習計算炮彈飛行軌跡或槍炮瞄準的提前量；而物理、化學等，就更是可以注入戰爭實踐或軍工生產一類的內容。」（注9）
作為納粹政權推崇的美德，諸如服從、忠誠和為國家獻身這樣的品質當然也是納粹接班人不可缺少的。如果說在正常的民主國家，教育培養的是思想開放且具有包容性的現代公民，教師總是想方設法採取各種方式鼓勵學生主動提出問題和自主地分析問題，那麼在納粹的教育體制下，這種教育方式卻遭到了全盤否定。「納粹教育家對純粹的分析思考普遍地不信任。現在被作為首要特徵接受下來的教育，是對意志的而非心靈的教育。」（注10）學生們被反復灌輸的，不是如何去主動地提出問題和自主地進行思考，而是如何自覺地按照元首的思想去看待一切，如何無條件地忠誠于領袖和國家，服從他們對自己的所有要求；反之，一切與此相悖的思想都是不正確的，也都是沒有必要存在和必須清除的。可見，納粹教育實際上是一種教學生「聽話」的教育。
說完了納粹學校，我們再來對比一下共產黨國家的學校。
共產黨國家的學校當然也是培養人才的地方。那麼它要培養的是什麼人才呢？記得少先隊隊歌這樣唱道：「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 /愛祖國愛人民/鮮豔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不怕困難不怕敵人/頑強學習堅決鬥爭/向著勝利勇敢前進/向著勝利勇敢前進前進/向著勝利勇敢前進/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如果說納粹學校培養的是納粹事業的接班人，那麼共產黨學校培養的不就是這首歌裏唱到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嗎？
為了把學校辦成培養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搖籃，共產黨在徹底廢除原有教育體制的基礎之上，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無產階級教育體制」。
首先是黨的領導地位的確立。既然要培養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學校的領導權當然就必須掌握在黨的手中，教師的世界觀當然就必須統一到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上來。正因為如此，共產黨接管學校後，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改變學校的領導體制，建立黨支部或黨委。從此，學校的一切事務都被置於黨的領導之下，即便是一校之長，也得由上級黨組織任命，也得服從所在學校黨支部或黨委的領導，在黨的領導之下開展工作。而且，絕大多數校長本人就是黨的隊伍中的一員。
黨對學校的絕對控制權建立之後，接踵而至的是對教師的大規模思想改造，實際上也就是對他們進行徹底洗腦。共產黨剛接管學校時，教師隊伍中的大多數人都是所謂「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人員，他們的思想無論從哪個方面看，距離共產黨的要求都有相當大的差距，黨當然不可能放心讓這些滿腦子所謂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的人去培養自己的接班人，但要把他們統統趕走又不現實，畢竟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還不得不用。為了用得放心，當然就要給他們洗腦，強迫他們放棄原有的世界觀，接受共產黨自己的那一套。
與此同時，一套革命化的全新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也逐漸建立了起來。既然要培養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當然就不能用所謂封建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文化去教育學生了，就必須將舊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全部推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另起爐灶。
教學內容的革命化首先體現為政治課的開設。這門課講述的主要內容是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知識。但凡是共產黨國家的學校，可以說沒有一個不開政治課的，從小學直至大學甚至博士博士後，只要你是個學生，你就得上政治課，區別僅在於不同的學習階段學習的具體內容有所不同罷了。
在共產黨國家，政治課被稱為「德育課」，在「德智體」三者中，被置於首要的位置。不但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學，而且還得學好。一旦政治課考試不及格，那就不是一般的成績不好的問題，而是思想覺悟差的大問題了，嚴重者甚至還會因此升不了學或畢不了業。
當然，共產黨的學校也保留了文化課。但即便是文化課也無一不充斥著大量的政治內容，甚至連數學課都不例外，這一點可以說跟納粹時代的學校完全相同。
就以大陸的小學課本為例吧。翻開1949年之後官方編印的第一套語文課本的第一篇課文，映入眼簾的是：「毛主席，像太陽，他比太陽更光亮。小兄弟，小姐妹，大家一齊來歌唱：太陽太陽永遠光亮，我們跟你永遠向上。」那時的小學語文課本大都如此，開篇通常都是歌頌毛澤東的溢美之詞，課本中更是充斥了大量美化毛的文章，如《八角樓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師》、《毛主席小時候是怎樣學習的》。50年代後期的課本選材多從政治角度考慮。如在大躍進期間，人教版小學課本一年級第一課是這樣的：「爺爺六歲去放羊，爸爸六歲去逃荒。今年我也六歲了，公社送我上學堂。」
到了60年代，隨著整個社會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課本也變得滿紙都是階級鬥爭。「毛主席教導我們：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階級，屬於一定政治路線的。」這是60年代中期編寫的小學三年級數學課本第一課的課文開頭。不僅如此，這本課本的每一頁都在講階級鬥爭。一道數學練習題的標題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題目先要上一段政治課，然後用一段很大的背景材料：「在萬惡的舊社會，土地大多數被地主、富農霸佔著，廣大的貧苦農民沒有土地……」足足一頁的政治課內容過去了，才切入到正式的數學問題：家裏有多少地，每年收多少糧食，要給地主交多少租，借了多少高利貸，過了多久就翻了多少倍……
最荒唐的是70年代，所有課本幾乎都變成了政治工具書。打開文革期間出版的每一本課本，無論是語文還是數學，每一課的開頭都是「最高指示」，封面大多為毛澤東像，毛的語錄占了課本的大部分內容，完全像一本「紅寶書」，也被稱為「紅色課本」。到了文革後期，中國不再設統一的課程標準和教學計畫、教學大綱，也不使用統一的教材，組織了「革命委員會」的省、市，自定課程，自編教材，課本內容越來越「革命性」，片面地強調聯繫實際。如上海、遼寧等地取消了物理、化學、生物課程，改成了「工業生產知識」和「農業生產知識」等；物理教材簡化為「三機一泵（拖拉機、柴油機、電動機、水泵）」，生物教材簡化為「三大作物」（稻、麥、棉）等。（注11）
與納粹一樣，共產黨國家的學校教育也是一種地地道道的「聽話」教育，盛行的是填鴨式、灌輸式的教育方式，不但學生的創造性和想像力遭到排斥，他們的質疑和批判精神更是備受壓制，因為所有的知識都有現場的標準答案擺在那裏，文科教學更是如此。什麼是好老師？好老師就是教出來的學生能夠把黨的理論和書本上的標準答案背得滾瓜爛熟的人。顯而易見，這樣的教師培養出來的學生當然都是聽話的「好孩子」，黨的教導記在心，黨教幹啥就幹啥。黨需要的正是這樣的接班人。
在任何時代和國家，教育都是關乎未來的千秋大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影響著政權的存亡興廢。共產黨和納粹顯然深知這一點，所以它們上臺後始終把教育大權牢牢地抓在手中。在它們控制下的學校，年輕一代徹底喪失了自由成長的空間，日復一日地遭受著官方意識形態的強制洗腦，正常的人性被嚴重扭曲乃至扼殺。說穿了，這樣的學校已完全淪為了生產政治炮灰的流水線，當年那一個個令世界為之驚駭的小毛澤東小希特勒，不就是從這條生產線上被源源不斷地打造出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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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注1：世界知識出版社《第三帝國的興亡》354頁
注2：世界知識出版社《第三帝國的興亡》353-354頁
注3、注4：譯林出版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373頁
注：譯林出版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371-372頁
注6、注7、注10：譯林出版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371頁
注8：譯林出版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372頁
注9：見筱敏《這一代以及那那一代人的理想》
注11：見《60年小學課本進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