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5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接上期)
十九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父母受折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九六七）
走資派本來是指那些推行資本主義路線的共產黨官員。其實，共產黨官員對他們推行什麼路線完全沒有選擇的自由。毛澤東和中央機構里那些與他意見不同的人，都是以黨中央的名義下達指示，各級官員的責任只是無條件服從，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都得執行。如果他們實在不喜歡某項指示，頂多能做的是消極抵抗，即便如此，還得儘力掩飾。因此不可能根據官員的工作決定誰是走資派。
許多官員有他們自己的見解，但共產黨的規定使他們不能向公眾流露，他們也不敢流露。所以一般群眾根本無法知道他們的共產黨上司的真正想法，更不用說靠這些想法來決定誰是走資派了。
現在毛澤東就是利用這些群眾來打倒走資派。他們並不知道誰想「走資」，毛澤東也無意讓他們獨立判斷。結果變成以官員職務來決定是不是走資派。這還不在於級別高低，關鍵是這個人是否為獨立單位的領導。在中國，人們分屬一個個「單位」，對一般群眾來說，權力的代表就是他們的頂頭上司——單位領導。不少人對頂頭上司難免有怨氣。（此處刪去一句），這是一種最普遍的心態，（此處刪去一句），就像學生對老師不滿的心理。各個單位的領導幹部也是共產黨權力結構中的關鍵環節，而毛澤東現在就是要除掉這個權力結構。
我父母親都是各自單位的領導，所以他們成了走資派。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突然間。大大小小單位的領導都被譴責說是執行了「資本主義」政策或「反毛主席革命路線」。如：農村自由市場、工廠工人搞技術、文學藝術相對自由、體育競賽（這項如今成了「資產階級錦標主義」）。大多數官員此時如夢初醒：原來毛澤東並不喜歡這些政策，但這些政策不是來自黨中央嗎？毛澤東不是黨的主席嗎？現在猶如晴天霹靂，他們被告知原來黨內還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發布資本主義的政策。
每個單位總有一些人很活躍，他們稱為「紅衛兵造反派」（造反派）。他們到處張貼大字報、大標語，宣稱「打倒走資派！」召開批判大會鬥爭上司。這些大會往往聲勢浩大，而內容空泛，被斗的人總是辯說，他們是遵照黨的命令行事。毛澤東以前總要求他們無條件服從黨，他從未告訴過他們還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他們怎會知道呢？又怎敢不服從，自己另搞一套呢？各個單位的領導也有許多支持者，組織起來保護他們，這些人被稱為「保皇派」。結果兩派互相指責，有時還動起手來。由於毛澤東從來沒有明說過要打倒所有的共產黨領導，有些造反派也猶豫了：如果他們鬥爭的領導最後又不是走資派了怎麼辦呢？除了寫寫大字報、大標語、參加批鬥大會外，一般群眾不知道究竟該做些什麼。
我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回到成都時，感覺到四周充滿茫然的氣氛。我父母現在回家裡住了，療養院要父親這種走資派離開，不得再享受特權，住院醫療，省委大院的小食堂也關了門，我們得到還在正常營運的大食堂去搭夥。儘管共產黨的機構已經癱瘓，我父母也不需要再上班了，他們卻照常按月領工資。我父母的單位都和文化有關，中央宣傳部領導人又是毛澤東不喜歡的對象，所以我父母跟全國宣傳部長們一樣首當其衝。大字報、大標語一個勁兒地猛烈抨擊他們：「炮轟張守愚！」「火燒夏德鴻！」攻擊全中國別的宣傳部長們的話也都大同小異。
我父親的省委宣傳部開批判會鬥爭他，朝他喊口號。和大多數政治鬥爭一樣，群眾的真正動力其實來自個人怨恨。鬥爭我父親最積極的要算姚女士，一個看上去正經得要命、「革命」得了不得的副處長。她一直渴望有扶「正」的一天，認定是我父親擋了她的路，眼下報復的機會終於來了。她在一次批鬥會上，朝父親吐口水，還抽他耳光。但一般說來，憤怒的程度是有限的。許多我父親的下屬喜歡他、敬重他的為人，對他並不兇狠。那些隸屬他管轄範圍但非直接領導的單位，如《四川日報》，也鬥爭他，但那裡的幹部對他沒有個人恩怨，鬥爭會只是形式。
我母親的宣傳部根本就沒有開過批鬥她的會。身居此位的人一般都難免會挨斗。但沒人斗她。她平素待人和善，又總努力幫助下屬解決像住房、調換單位這樣的切身問題。在過去歷次運動中，她總是儘力避免整人。大家都喜歡她，不願意整她。
我從北京回來的第一晚，姥姥忙著給我做餛飩、蒸八寶飯。飯桌上母親樂觀地述說她和父親的遭遇。她說他倆商量好了。文革之後不再當官了，要當一般老百姓，享享天倫之樂。我以後才了解到這隻是他們自我安慰的幻想，他們不會不知道，一旦加入共產黨就沒有退出去的餘地。但在當時，他們得抱點希望才能支持下去。
我父親也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都可以在一夕之間變成普通公民，更何況在社會主義國家！一輩子當官不是好現象，這會造成濫用權力。」他還向我道歉，說他一直在家搞「一言堂」，「把你們搞得噤若寒蟬，現在，你們青年人起來造我們老一輩的反，我看是件好事。」他接著說，彷彿是一半對我，一半對他自已：「我覺得我們這些幹部挨批、挨斗沒什麼了不起，就算狠了一點，讓我們威風掃地，又有什麼關係？」
我的父母是在竭力想理解文化大革命。他們對丟官、丟特權並無怨言。但是，不久文革摧毀了他們最後一絲幻想。一九六七年到了，文化大革命突然加大了馬力。第一階段的紅衛兵運動已製造了「紅色恐怖」。現在毛澤東把目標轉向了他真正想打擊的人，以他的班子替換「資產階級司令部」和原有的層層共產黨組織。劉少奇、鄧小平，還有陶鑄，都被正式點名批判，並被關押。
一月九日，《人民日報》和新聞廣播宣布「一月風暴」在上海爆發。上海的造反派奪了市委的權。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以他們為榜樣，從走資派手中奪權。
「奪權！」這在中國是一個極富魔力的詞語。有權並非意味著你能制定政策，而是意味你對下屬有生殺予奪大權。除了金錢以外，權力還能帶來特殊待遇，受人敬畏，被人討好，還有報復的機會。當時在中國，一般老百姓幾乎沒有出氣的安全閥門。這裏沒有狂熱的足球賽、壓力集團、出氣官司。甚至暴力電影。人民既不可能反抗國家體系和不公平現象，也不可能示威遊行。甚至議論政治是非——這種大多靈敏社會裡重要的緩和緊張氣氛方式——在這裏也嚴格禁止。下級不敢對上司發火，但有了權就有了發作的機會。由於這種種因素，毛澤東的「奪權」號召獲得許多支持者，他們都想對某些人展開報復。權力固然會帶來危險，但它到底比沒權強些，對從來沒有掌過權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對一般老百姓而言，現在毛澤東猶如降了一道聖旨，「權力」成了一個可以搶奪的東西了。
造反派的士氣一下子高漲起來。各種各樣的人：工人、教師、營業員，甚至政府機關的幹部，都當上了造反派。造反派以上海為榜樣，對失勢的保皇派大打出手，逼他們投降。全國早期的紅衛兵組織（包括我學校里的）也在此時解散了，因為它們以高幹子弟為核心，而現在高級幹部全成了文革的主要攻擊對象。北京一些老紅衛兵起來反對文革的這種新發展趨勢，結果都被逮捕。四川省主要負責人的一個兒子寫了張反對毛夫人的大字報。被亂棍打死。
省委宣傳部那些把我父親從家裡帶走的人現在搖身一變，成了造反派，姚女士是他們的領袖，她也當上了整個省級機關的造反派頭頭。造反派一出現就分裂成若干派系，為爭奪每個單位的權力而混戰，他們互相指責對方「反文化大革命」或者是「保皇派」。在成都，多如牛毛的派系很快在兩所大學的大旗下匯聚成兩大派：即四川大學的「八•二六」和成都大學校溫和的「紅成」（紅衛兵成都部隊）。它們在全省內各自指揮數以百萬計的群眾。姚女士的組織依附於「八•二六」，而她的反對派則和「紅成」持鉤，後者的成員多敬重我父親。
我們省委大院圍牆外的樹木和電線杆上，「八•二六」、「紅成」各自安裝了擴音器，每天不分晝夜地謾罵對方。一天晚上，我聽到廣播說「八•二六」聚集了幾百名支持者武裝攻下了一家「紅成」控制的工廠，他們抓住了「紅成」派的工人，用各種刑法折磨他們，有「噴泉」（打破頭顱，血噴涌而出），還有「風景畫」（用刀亂割受害人的臉）。「紅成」的廣播說有幾名工人從房頂上跳下來成了烈士。我猜想他們是不堪折磨而自殺的。
造反派鬥爭目標之一是各單位拔尖的業務人才，不僅包括傑出的醫生、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還有工程師、熟練工人，甚至掏大糞的模範。造反派指責他們是走資派的紅人，當然，仇恨的真實原因往往是妒忌。不少人假革命的名義要踩著別人頭頂爬上去。
「一月風暴」也觸發了對走資派的野蠻施暴。現在這些人已被奪走權力了，人們受煽動，放膽地折磨他們。那些過去仇恨共產黨上司的人抓住這個機會進行報復，當時四川流行的話是：有仇報仇，無仇打欺頭。當然，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人沒機會這樣做，因為中央明文規定不准他們造反。這段時期，毛澤東還沒拿定主意該讓誰去執掌權力，於是野心勃勃的投機分子都忙於表現好鬥精神，以便順桿爬上去。對立的派別也爭著比狠。人們紛紛卷進這場運動，或是懾于形勢，或是隨波逐流，或是對毛澤東忠誠，或是期望清算個人宿仇。或者就是出出悶氣。
我母親開始遭受折磨，打她的人並非她的下屬，多是些刑滿釋放的盜竊犯、強姦犯、毒品走私犯，還有鴇母。他們重返社會後，被分配到街道工廠里。過去的政治犯現在也還是文革的靶子，這些刑事犯卻不受限制盡情地打走資派。雖然他們對我母親沒有個人恩怨，但她是這個區的高級領導之一，這一點就足夠了。
在批鬥她的大會上，這些刑事犯最活躍。一天，她挨斗后回到家，臉部痛苦地抽搐著，原來在鬥爭會上她被迫跪在碎玻璃上。整個晚上，姥姥用鑷子和大針一點一點挑出陷進她膝蓋肉里的玻璃渣。第二天，姥姥給母親做了一對厚厚的護膝、一個護腰，因為打人的人最愛打腰部，引起內傷。
好幾次，我母親被押著遊街示眾，頭上戴一頂醜化她的高帽子，脖子上掛一塊沉重的牌子，上面用粗黑字歪歪扭扭寫著她的名字，還打了一個大×，表示她是「罪該萬死」。每走幾步，她和她的同事就被迫跪在地上向圍觀群眾磕頭，孩子朝他們扔石子、吐口水，有些高喊他們的頭磕得不夠響，要重新來。我母親和她的同事只得在石頭路面上使勁再磕。
那年冬季的一天，街道一家工廠開批鬥會，開會前，參加者在食堂里吃午飯，要我母親和同事在露天的粗砂礫地上跪一個半小時。當時下著雨，她的衣服全濕透了，貼在身體上，寒風吹透濕衣，凍得她渾身發抖。會議開始后，他們命令她把腰弓成九十度，站在台上。她的雙腿因刺骨的冷而不斷打顫，得用盡全力才忍得住。當空洞粗野的口號呼喊得震天響時，她的腰部和脖頸疼痛難忍，於是稍稍扭動了一下身體，想抬頭減輕一下痛苦，突然，有人從背後一掌將她打倒在地。
她後來才知道出了什麼事：當她抬頭的那一瞬間，一個坐在台下前排的女人霍地跳起來，舉起一把長錐子，向她左眼猛刺過來。這人過去是妓院老鴇，共產黨取締妓院，判了她的刑。現在她盯上了報仇的目標——我母親，大概是因為我母親是挨斗人中唯一的婦女。眼看錐子就要刺到時，站在母親身後的造反派看守趕快把她打倒，躲過迎面而來的錐子。要是沒他，母親的一隻眼就瞎了。
母親沒有告訴我們這件驚險的事，她很少講述挨斗的經過。當她不得不提到跪碎玻璃渣這樣的事時，也總是小心翼翼地儘可能輕描淡寫。她從來不給我們看身上的傷痕，始終顯得沉著，甚至樂觀。她不想讓我們為她擔憂。但是，姥姥看得出來女兒受了多少罪，她焦慮的目光總跟著我母親轉，一面還得儘力掩飾自己的痛苦。
一天，我們從前的保姆和她丈夫來看我們。在整個文革期間，很少有人像他們這樣做。我很感激他們帶來的安慰，特別是他們得冒者被指責為「同情走資派」的危險。交談中，保姆不小心說漏了嘴，對姥姥提到她剛看到我母親遊街示眾的情景。姥姥頓時神色大變，抓起她的手催她往下講，結果還沒等她開口，就一下失去了知覺，身子直挺挺地往後一倒。頭「砰」地一聲碰到地板上。待她慢慢醒轉過來時，眼淚就順著臉頰往下淌。嘴裏說：「我女兒到底犯了什麼法？要受這種罪？」我母親在不斷的折磨下得了子宮出血症，以後的六年時間里，幾乎是天天淌血，直到一九七三年做了子宮切除手術才根治。有時她昏倒了，被送進醫院，醫生開的處方是用荷爾蒙來控制流血，我和姐姐輪流替她注射。母親深知依賴荷爾蒙很危險，但她沒有選擇的餘地，這是她能熬過批鬥會的唯一辦法。
（待續）
文章來源：授權發表 轉載請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