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5日訊】在共產黨和納粹的眼裏，唯有自己才是這個世界的主宰，其他人都必須跪倒在自己面前，對自己俯首稱臣。但所有的宗教信仰——不論是傳統的還是新興的——都叫人信神，而不是信他們。這在他們看來，不僅是對自身權威的挑戰，而且還嚴重威脅到了自己的統治，是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的。出於這種陰暗的心理，他們怎能不把信仰自由踩在腳下呢？
——題記
德國是個基督教具有重大影響的國家，92% 的民眾信奉天主教或新教。但在納粹高層，對基督教持敵視和反對態度的人卻比比皆是。
希特勒的親信鮑曼曾明言，「民族社會主義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調和的」。納粹黨理論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曾說，在第三帝國不允許有任何形式的基督教存在。戈培爾常取笑基督教的道德觀。1937年2月，第三帝國宗教部長漢斯•克爾曾說：「耶穌基督的神性問題是荒謬的，也是無關緊要的。關於耶穌基督和基督教是什麼已有了新答案，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納粹黨衛軍頭目希姆萊蔑視基督教，他要求黨衛軍成員必須正式放棄他們的基督教信仰，成為一名不可知論者，以真正成為黨衛軍的一員。希特勒的秘書、納粹黨辦公廳主任馬丁•博爾曼比大多數納粹領導人更仇視基督教。
希特勒名義上雖說是個天主教徒，但早在《我的奮鬥》中，他就曾痛駡天主教過問政治，並且因為天主教和新教這兩個基督教會不能認識種族問題而對它們加以攻擊。在希特勒看來，基督教教義違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把它的邏輯推到極端，基督教就意味著系統地培養人類失敗的因素」。他曾明確表示，一旦他征服歐洲之後，就要清算基督教會的影響——這個「侵蝕我們重要器官的禍害」。
由此不難想見，對基督教而言納粹的上臺必定是一場無法逃避的厄運。事實也確乎如此。只是這場風暴來得並不是那麼迅猛而已。
希特勒掌權之初，為了爭取更多的選票和改善納粹的國際形象，曾一度假惺惺地讚揚基督教信仰是「保障德國民族靈魂的要素」，答應尊重這些信仰的權利，宣稱他的政府的「志向是謀求教會和國家之間的融洽協調」，而且說「我們希望改善我們和羅馬教廷的友好關係」
在希特勒的授意下，1933年7月20日，納粹政府甚至和梵蒂岡簽訂了一個協定，保證天主教的自由和該教會「管理它自己事務」的權利。這一協定的簽署使希特勒獲得了他十分需要的國際聲望。但納粹政府並不準備認真執行這一協定，簽約後僅僅才5天，它就翻臉不認賬了，頒佈了一個令天主教會感到憤怒的淨化法令。5天後，納粹政府又解散了天主教青年聯盟。在以後幾年裏，數以千計的天主教教士、修女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遭到逮捕，其中許多人是由於「不道德」或者「外幣走私」等等捏造出來的罪名而被捕的。1934年6 月30日，天主教行動組織的領導人埃裏希•克勞斯納在清洗中被殺害。與此同時，數十種天主教出版物被禁止發行，甚至懺悔室的神聖性也遭到秘密員警人員的破壞。
1937年3 月14日，羅馬教皇庇護十一世發出了一個通諭，指責納粹政府「規避」和「破壞」契約，播種「懷疑、不睦、仇恨、中傷的莠草，播種公開和秘密的根本敵視基督和基督教會的莠草」。他說他在「德國的天際」看到了「摧殘性宗教戰爭的險惡烏雲—–這種戰爭除了—–滅絕人類以外沒有其他目的」。
與天主教不同，德國的新教本來就包含了不同的派別。隨著納粹運動的興起，德國的新教徒進一步分裂，出現了一個擁護納粹主義、追求一種同猶太人分離的「本民族」基督教的教派組織——「德意志基督徒信仰運動」。他們把對德意志的信念和對基督教的信念溶為一體，提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上帝」的口號。跟「德國基督教徒信仰運動」對立的是 「明認信仰教會」。這個教會不但反對使新教教會納粹化，不接受納粹的種族理論，指斥羅森堡和其他納粹領袖的反基督教主張，而且宣稱並堅持自己才是唯一的嫡派德國新教。
當納粹當局企圖強迫教會牧師貫徹公務員法令中關於「雅利安化」和宣誓效忠希特勒的規定時，明認教會的牧師馬丁•尼默勒號召建立牧師非常聯盟進行抵制。到1933年底，有6000名牧師參加了該聯盟。在這些牧師的領導下，不少教區和教會團體拒絕承認支持納粹反猶的「德意志基督徒信仰運動」頭頭米勒的權威。
1934年5 月，德國福音教會在巴門舉行第一次教義會議，明認教會和一些路德派教會主教發表了一項神學聲明，拒絕承認這樣的概念，「即國家似乎應該並能夠超越其特殊使命而成為人類生活唯一的和全面的制度，也能夠完成教會的天職」。同年10月舉行的第二次教義會議，通過一項《教會非常法》，明確拒絕「違反聖經精神，把世俗的領袖原則引進教會並據以要求無條件服從」。一個月之後，明認教會兄弟會和漢諾威、符騰堡，巴伐利亞邦教會的主教，決定成立德國新教教會臨時管理處。這些行動無疑嚴重干擾了希特勒對德國實行全面納粹化的打算。
1936年5 月，明認教會向希特勒提出了一個彬彬有禮、然而態度卻非常堅定的備忘錄，直言不諱地抗議這個政權的反基督教傾向，指斥政府的反猶主義，並抨擊「在標榜為法治的德國一直還存在著集中營，國家秘密員警的措施不受任何司法審查」，要求當局停止干預教會事務。這份備忘錄採取秘密呈文的方式遞交給了希特勒，但不久卻被洩露了出去，在國外發表了。結果，納粹當局立即報以殘酷的鎮壓。大批明認教會的牧師被蓋世太保逮捕和投入集中營，僅1937年就逮捕了807 名，其中包括明認教會的領導人馬丁•尼默勒。隨後，大多數新教牧師在納粹當局的威迫利誘之下，被迫宣誓效忠希特勒。
與納粹比起來，共產黨對宗教信仰的迫害不但更為殘暴血腥，也更為赤裸裸。
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早就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列寧對這句話又做了創造性的發揮，加上了「麻醉」兩字，將它改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在《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一文中，他把「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歸結為「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全部世界觀的基石」，並由此引申說：「馬克思主義始終認為現代所有的宗教和教會、各種各樣的宗教團體，都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用來捍衛剝削制度、麻醉工人階級的機構，我們應當同宗教做鬥爭……這是馬克思主義起碼的原則」（見《列寧全集》第17卷）。正是依照這個原則，各國共產黨無一不將宗教視為「毒品」，視為「舊社會」的殘餘，視為與先進階級、先進政黨、先進制度格格不入的異物，視為與馬克思主義對立的意識形態。
最早把這種反宗教理論付諸實踐的是蘇共。布爾什維克剛一掌權，就開始了對宗教的打壓。1918年，俄國東正教會正式與國家分離，宗教亦從學校課程中消失。教會雖然未亡，但資產被清算，教堂亦被一間間關閉，而這一關，就足足關了20年。信教沒有明令禁止，但有預設前提，即不得危害所謂公共秩序與干預政治。
1922年，蘇聯當局以賑災為名，下令教會交出包括聖杯、法衣在內諸多珍寶。迫於壓力，牧首 Tikhon勉強尊命，但拒絕交出與聖事有關的財物，結果惹惱當局，實行明火執仗，霸王硬上弓。徵收期間，總共1400起衝突，8000教士被殺。牧首Tikhon亦以反革命罪鋃鐺入獄，被迫在《消息報》發表悔過書：「本人謹此聲明，從今以後，絕不再與蘇維埃政府為敵。」
Tikhon牧首入獄期間，官方還支持激進教士自立門戶，成立愛國教會。1925年，愛國教會所轄教區12593個，共有192名主教。但愛國教會缺乏虔誠信徒擁戴，很快失寵於官方。Tikhon牧首1925年榮歸主懷。1927年，Sergei Stragorodsky正式接掌俄國東正教會。同年7月29日，飽受當局監禁與逼供的Stragorodsky發表聲明，承認蘇維埃聯盟為教會之世俗祖國，祖國的榮耀，就是教會的榮耀。然而數百教士仍然不服，堅持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據估計，截至1930年代，在蘇聯北方某勞改營，大約五分之一的犯人，都是與社會主義祖國作對的教士。
二十年代末，儘管俄國教會因當局打壓苟延殘喘，但俄羅斯民眾的宗教熱誠並未壽終。1930年，史達林在蘇共十六大發言，指責宗教為社會主義建設絆腳石。其實蘇共中央年前已經決定，要發動更大規模的滅神運動。1929年開始，當局的滅神口號注入更多暴力語言，譬如要求民眾「日日痛擊宗教的腦瓜」。在史達林治下，俄羅斯宗教的浩劫愈演愈烈，東正教堂、猶太教堂、修道院、清真寺等多被關閉或沒收，成千上萬的神職人員，要麼進了勞改營，要麼死於非命。1928年以降，當局關閉的宗教場所不過532所，到了1940年代，蘇聯大部分宗教場所要麼炸掉，要麼關閉，要麼改為他用。
十月革命爆發時，俄國東正教會共有46457座教堂，1028所修院。1939年，估計只有一百或少於一千座還在運作。在莫斯科，1917年有600個各類宗教社團。1939年，只剩20個。就連上文提到的愛國教會亦難逃一劫。列寧格勒本是其根基扎實的據點，但1940年，愛國教會只餘一座教堂。二十與三十年代就職的東正教與革新派主教，分別為290與400位。1941年，在位的各剩10名。這些主教，有的死于勞改營，有的因為反革命罪被處決，其餘不知所終。二十年代，教區牧師約40000人。1940年，還剩4000人。
1929年8月8日，官方又立法限制宗教組織，明令宗教不得傳教，禁止宗教學社，禁止青年與女子宗教團體，禁止教會讀書會與圖書館，禁止所有形式的宗教教育。教士從此真正賦閑，只剩撞鐘做做法事。不過撞鐘亦沒那麼輕鬆，因為官方規定，教堂內除了禱文，不得陳列與收藏其他書籍，且做法事需在指定處所，而教士亦必須是該區居民之一。官方還對教士課以80%的所得重稅，另有20%，乃懲罰不當紅軍為國效力的教士。教士服務天主，以教堂為家，本來天經地義，但當局滅神苛令，卻使很多教士要靠教民施捨，才能借得一間屋子棲身，或是勉強求得三餐。1929年8月5日，蘇聯明令窮困教士不得成為國家包袱，一舉剝奪了他們的養老金、醫療保障等社會福利。
與蘇共一樣，中共一建政，就急不可待地拉開了鎮壓傳統宗教的大幕，全面取締會道門，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原有的各種宗教團體相繼被瓦解，宗教界真正的精英不是被鎮壓，就是還了俗。當然，礙于傳統宗教歷史悠久、影響廣大和信徒眾多的威勢，中共未敢將它們取締，而是一邊鎮壓一邊千方百計地加以控制和改造。所謂控制和改造，其實就是強迫所有宗教徹底放棄原有的獨立性，完全臣服於共產黨的統治。簡單地講，不管你信什麼，你都得承認共產黨是你的老大；不管你是什麼教，都得無條件地服從黨的領導。你信基督教，那共產黨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產黨就是佛祖的佛祖；講到回教，共產黨就是真主的真主；講到活佛，共產黨就是要批准誰來做活佛。說到底，黨需要你說什麼，你就得說什麼；黨需要你做什麼，你就得做什麼。誰敢不這麼做，中共就會將它列為專政物件。如此一來，傳統宗教雖然在經歷過政權更替的動盪後看似被保存了下來，但卻一個個都變得面目全非，完全喪失了宗教原有的靈魂和真意，以至於最終都蛻化變質成了中共控制下的御用工具。換句話說，儘管傳統宗教的名稱和形式還保留著，但它們的精神已經死去了。
這種名存實亡的御用宗教理所當然遭到了一切正直的虔誠教徒的抵制，他們不願將自己的信仰出賣給中共，不願加入官方的宗教團體，轉而在家庭或其他非官方的場所聚會，進行獨立的宗教活動。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家庭教會」、「地下教會」。
在蠻橫霸道的中共看來，「家庭教會」、「地下教會」竟敢不臣服于自己的權威，獨立特行，自行其事，完全是在明目張膽的對自己進行公開挑戰，是不可饒恕的迷天大罪，決不能任其為所欲為。因此，中共對他們的政策從來就是八個字：無情鎮壓徹底取締。從1949年到今天，「家庭教會」、「地下教會」六十年的歷史，每一頁都浸透了教徒們被中共殘害和屠殺的鮮血。據中國宗教迫害真相調查委員會2001年公佈的白皮書，上萬名家庭教會的信徒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對五十萬名左右信徒進行了一次調查取證，結果表明，在這五十萬信徒中有23,686人曾被拘捕過,4014人被判勞改勞教,129人被殘害致死,208人致殘,997人被監視,1545人至今被迫逃亡,兩萬多人挨過打,一萬多人被罰款(最少的是罰五角,最多的罰八十多萬),而終日惶恐不安,聚會像做小偷似的是全部的五十萬信徒。據悉，大陸目前約有數千萬家庭教會的信徒，這個調查收集到的資料，只不過是整個迫害黑幕的冰山一角。
中共一再宣稱中國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從表面上看，政府似乎也確實並不禁止人們信教。不管是佛教、道教還是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或其他的宗教，只要你想信，可以說任由你選，但不管你選誰，最終都只能是中共認可的御用宗教，而不能是被官方禁止的地下宗教。說到底，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不准你信，准你信的卻都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所謂宗教信仰自由其實不過是徒有虛名。
在中國，不僅傳統宗教慘遭中共迫害，新興信仰也難逃厄運，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中共於1999年7月在全國範圍內發動的對法輪功的大規模公開鎮壓。
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雖然不是宗教，但與傳統正教相似，也是一種建立在有神論基礎上的精神信仰。他教導修煉者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時時處處努力做一個好人，一個比好人更好的人。凡真心修煉法輪功者，不但身體越來越健康，而且道德水準不斷提高，精神風貌煥然一新。他們在社會上恪守公德，助人為樂；在單位裏，兢兢業業，勤奮工作；在家庭中尊老愛幼，和睦相處。不僅如此，法輪功修煉者在做好本職工作外，對政治不感興趣，不但不參與政治，而且把對政治和權力的執著看作是橫在修煉道路上的一大障礙。大量事實表明，法輪功在大陸的迅速傳播，既使修煉者自身的道德水準得到了明顯提高，也有力的穩定了社會，帶動了整個民族精神文明的回升，完全稱得上是與國與民與己有百利而無一害。
然而，即使是這麼好的功法，小雞肚腸的獨裁者江澤民也容不得他的存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1999年，他公然逆天而行，顛倒黑白，捏造罪名，將法輪功打成所謂「邪教」，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一場對「真善忍」大法的鎮壓和迫害，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動用的人力物力財力之巨、採用的手段之多之邪惡，都是空前的，堪稱中國乃至人類歷史上的信仰迫害之最！
讀到這裏，你可能會想，為什麼納粹和共產黨都會如此窮兇極惡地踐踏信仰自由？那是因為在他們眼裏，唯有自己才是這個世界的主宰，其他的人都必須跪倒在自己面前，對自己俯首稱臣，但所有宗教信仰——不論是傳統的還是新興的——都叫人信神，而不是信他們。這在他們看來，不僅是對自身權威的挑戰，而且還嚴重威脅到了自己的統治，是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的。出於這種陰暗的心理，他們怎能不把信仰自由踩在腳下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