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3日訊】今天和大家討論一下從馬三家勞教所寄出的一封信，在美國和國際社會引起的巨大的反響。這件事情可能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就是在聖誕節之前，正是美國民眾忙於採購聖誕用品和禮物的時候，有一條令人震驚的消息，在美國的社交網絡上快速流傳，很快的就變成了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美國社會的巨大反響
這事情簡單的介紹一下，就是俄勒岡州有一位婦女叫朱麗葉‧凱斯，她是在去年萬聖節買了一套墓地的套件，但是一直沒有用。今年到了10月份的時候，她準備拿出來裝飾她女兒的生日派對，在這兩塊泡沫墓碑之間，發現了一張折成八折的紙條，紙條是用英文寫的，夾雜著一些中文詞彙，上面寫著：「先生，如果您偶然間購買了這個產品，請幫忙轉送這封信給世界人權組織，這裡處在中共政府迫害之下的數千人，將永遠感謝並記住您。」
這封沒有署名的信介紹說，這個產品是在瀋陽馬三家勞教所二所八大隊製造的，他說這裡工作的人們不得不一天工作15個小時，沒有週六、週日休息和任何節假日，否則他們將遭到酷刑毆打和粗暴的話語，幾乎沒有工資，他列出來一個月10塊錢人民幣的收入。這裡的人平均被判1～3年勞教，但是沒有經過正常的法庭判決，他們許多人是法輪功學員，他們完全是無辜的人，僅僅因為他們有不同於中國共產黨的信仰，他們常常遭受比其他人更多的懲罰。
看到這封信以後，凱斯女士聯繫了「大赦國際」，但是她沒有得到回音，怎麼辦呢？她決定求助於社交網絡，她把這封信公布在臉書上，很快的就得到了朋友們的回應，這時候就有朋友幫助她聯繫了當地最大的報紙《俄勒岡人報》，《俄勒岡人報》不僅刊登了這封馬三家勞教所寄出來的信，而且還通知了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現在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表示已經開始著手調查；同時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這是美國一個著名的人權團體，表示這封信裡面描述的情況，和他們所掌握的中國勞教所的情況是一致的。
這一套墓地套件是在美國的超市Kmart購買的，Kmart的母公司就是西爾斯（Sears），這個公司也表示要進行調查，其它的主流媒體現在也正在跟進報導。可以說這是我在美國二十多年，所看到的對中國勞教產品、奴工產品最密集的報導。據《俄勒岡人報》的一篇跟進的文章說，週五那一天，《俄勒岡人報》的第一篇報導的閱讀量就超過了50萬次，是近年來所有單個報導當中最高的，說昨天一天全美國各地的媒體，一直遠到挪威的媒體，都在爭相採訪朱麗葉‧凱斯女士。
中共惡劣的人權紀錄，再次受到了國際的高度關注，而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它是從草根的社交網絡開始的，然後進入了主流媒體，進而敦促大公司和政府採取相應的行動。
勞教產品輸出從來不是秘密
今天我們想談一下幾個事情，一個就是從中國來的勞教產品，從來就不是秘密。對於一般的消費者來說，也許他們聽說過，他們感到震驚的是還真的接到了這麼一封信。對於很多西方人來說，這就像一個人在求救的時候，拋出的漂流瓶一樣，當投出以後，這個真的寫這封信的人和知道這件事情的人們，就一直在期待著有人回應，而現在真的這個回應就來了。
對於人權團體和各國政府而言，中共向海外輸出奴工產品，這個產品指的是來自監獄、勞教所的產品，不是私人公司的奴工產品，這種奴工產品其實並不是新鮮事，但是由於各種原因，各國政府不說，主流媒體也很少有這麼密集的高度關注。
就以這次披露的馬三家勞教所為例，在法輪大法《明慧網》上，十幾年來一直有大量的受害者、目擊者的報導。「追查國際」在2003年到2004年間，對於中國出口的勞教產品曾經做過系列的調查報告，這些報告包括證據、證人、生產產品的公司、具體生產的勞教所，都有詳細的追蹤報導，就是對於某一個產品的詳細追蹤報導。這些公司和產品就包括像蘭州的正林瓜子，上海的三槍牌內衣，河南瑞貝卡的假髮產品，北京的咪奇玩具公司。這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實在西方媒體也有相關的報導，2011年的時候，半島電視台英文出了一個系列節目，叫作「奴隸制——21世紀的邪惡」，其中有一期的題目，叫作「監獄奴工」，講的就是中國監獄和勞教所的奴工以及他們所生產的產品。那篇半島電視台的報導，記者採訪了兩名中國監獄的受害者，一位是美國公民查爾斯‧李，是一個法輪功學員，他曾經被指控計畫插播，判刑3年，在監獄裡面生產出口美國的產品；另外一位是一個家庭教會的成員，她也是由於信仰而被判刑，她在監獄裡面生產出口產品的故事。一般人認為今年中共拒絕了半島電視台英文記者的連續簽證，等於把英文的半島電視台趕出中國了，就是對這部電視片的報復。
其實類似的事件也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2003年的時候，有一位奧地利人在購買的產品當中，發現了一封也是英文的手寫信，是一位被關押在廣東槎頭女子勞教所的法輪功學員寫的，顯示的是廣東槎頭女子勞教所，利用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為德國的某個公司生產產品。當時這封信傳出來以後，就轉交給了「國際大赦」的奧地利分部，只是說那一次沒有引起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而且那個時候也沒有社交網絡。其實這些事件長期一直都在，有些也曾經得到過國際社會的關注。
曾被接力調查曝光的河南瑞貝卡案
在這些案例當中有一個很典型的案例，是得到了接力曝光的，就是在「追查國際」所做的調查報告當中，河南的瑞貝卡公司，這個公司專門制造假髮產品，輸往世界各地。在「追查國際」的報告當中，有一位曾經在河南勞教所加工過假髮的法輪功學員提供了證詞，然後「追查國際」就根據這個證詞，對這個假髮的生產、出口、銷售，一直到美國的進口，都進行了跟蹤的調查，確定了在河南那個勞教所裡面所生產的假髮，最後出口到了美國。
《南華早報》的一位記者了解到這件事情以後，就決定自己親自去調查。他到了許昌，調查了瑞貝卡公司，還找到了勞教所，包括勞教所的官員都很自豪的向他證實，他們為瑞貝卡公司生產出口假髮，因為對於當地勞教所來說的話，接到了這麼大的出口任務，他們認為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這位記者採訪了以後，就很快受到了「關照」，這個記者為了防止自己也被抓起來，就連夜跑回香港去了。他寫了一篇英文報導，發表在《南華早報》上。
這個報導裡面還提到了，在瑞貝卡公司排在最前面的10家持股人當中，有6個是世界著名的銀行。當時他對這6家銀行提出要求採訪，都被拒絕了。那是2005年的事情。一年以後，紐約的時尚雜誌《村聲》，叫作Village Voice，要寫一篇關於紐約假髮時尚的報導，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就發現了《南華早報》的文章。Village Voice這個village指的是曼哈頓下城的格林威治村，那是一個藝術村。所以說這個雜誌雖然是一個比較小的雜誌，但是它的聲譽很高，它是以寫深度報導著名的，曾經因為深度報導得過3次普利策獎。
這個雜誌的一個記者就進行了自己的調查。包括他去核實了《南華早報》關於6家銀行投資瑞貝卡公司的情況，而且分別致電這些投資銀行，詢問他們關於持股的中國公司使用奴工生產出口產品的態度。那幾個銀行也分別做了回應，而且回應的各有不同，有的銀行也拒絕回應。這個記者又進一步的進行調查，查到了在「追查國際」寫了報告以後，曾經對美國政府提出正式要求，要求禁止河南瑞貝卡奴工產品進口美國，而且她對這個情況在美國政府和相關的部門進行了追蹤調查，不同的官員對這件事情的態度也都發表在這個報導裡面。
但是因為這個雜誌雖然說它的聲譽很高，而且得過普利特獎，但是因為它不屬於大眾媒體，不屬於那種發布很廣的普通的大眾媒體，它只侷限在一定的特定人群裡面，所以當時這個報導並沒有引起社會上那麼強烈的反響，不像這次，這次是社交網絡和主流的大眾媒體廣泛報導，引起的震動當然就要大得多，引起的反響也要大得多。
相關的中美法律問題
我們想談一下相關的一些法律問題，對於美國社會來說，進口了這些奴工產品是不是違反了法律？對中國來說是不是有相關的規定？在《美國法典》裡面，法典的第19章第1307款，是明文禁止奴工產品進口的。這個法典是禁止奴工產品進口的基礎，這一條款已經差不多有一百年的歷史了。當時立法的時候和今天對這個法律的應用，是有一定的差別的，當時主要是保護美國的產品免受外國產品的不公平競爭。就是外國產品的競爭，美國是基本上自由的，但是外國產品如果使用奴工的話，那麼這種競爭就是不公平的。在一百年前，美國人就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就制定了這個法規。
而今天要求對這個法規進行嚴格執法的，主要是人權團體和勞工組織。這裡就更增加了一個人權的因素。他們強烈要求對已有的法律嚴格執法，因為在這之前，使用奴工最多的是前蘇聯，但是前蘇聯當時跟美國之間沒有那麼多的貿易，所以它的奴工產品可能僅僅侷限於在國內銷售，或者是軍工產品，不是向西方主要國家進行貿易的，目的不一樣。美國在這一百多年來，幾乎沒有遇到過像今天所面臨的這麼大規模的奴工產品入侵美國的事情，幾乎沒有遇到過，所以才會有人權團體要求要認真執法。因為一個法律如果長期不去執行的話，長期沒有執行對象的話，就包括執法機構也有很多人他們忘記掉了，因為法律條文太多。
為什麼他們會提出來呢？就是說九十年代以來，人權團體發現有越來越多的來自中國監獄、勞教所的產品，而且這些產品有相當一部分是由被關押的政治犯、良心犯所生產的，這對於美國人來說完全是一個新問題。另外《美國法典》第18章1761條款規定，如果說你知道了而故意進口監獄產品，並且在美國跨州運輸的話，就屬於犯罪行為。
這樣執法就有一個問題了，就是說要執法的話，你就要得到那個國家的合作，因為對於一般人來說，制定法律的時候，他所考慮到的其實並不是針對一個國家。很多國家有奴工產品，就像在中國有黑磚窯一樣，但是這種黑磚窯它是屬於私人公司的，他在這個國家本身，在任何國家使用這種奴工都是違法的，一旦被發現，都要被懲罰的。即使在中國那種地方，像這種黑磚窯那樣的奴工，一旦被曝光以後，當局即使是不願意，勉勉強強的也得假裝去執一下法，不像這個勞教所和監獄產品，是政府出面大規模的違法。他們覺得很困難的就是，和中共這個政權來合作打擊來自中國的奴工產品幾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這個奴工產品就是中共幹的。
我們如果去看一下在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的網站上，關於奴工產品的一些問答，也是很有意思的。他在問答的時候問到：誰是對於奴工產品對美國最大的威脅的時候，他的回答是：最大的威脅來自中國。就是當時在回答問題的時候，當時正好處於沒收的21批貨當中，有20批來自中國，就是已經確認是奴工產品要沒收的；扣押的6批貨當中，有4批來自中國。
回過來我們看看在中國有沒有類似的法律。其實中國也有類似的法規。最直接的法規是1991年10月5日國務院頒布的關於重申禁止勞改產品出口的規定，其中第四條是重申禁止勞改產品出口，外貿公司不得收購勞改產品，也不得讓其它貿易公司代為收購用於出口，監獄不得向外貿公司提供出口貨源。所以還不僅僅是它自己不能出口，它甚至不能通過別人出口。
第五條，監獄不得與外商建立合資或合作企業。第六條，如發現任何部門或企業出口勞改產品，海關有權扣留，沒收其所得，並視情節輕重，給予有關責任者相應的懲罰。所以你可以看到實際上，根本就不需要美國的海關去扣留它，按中共自己的規定，在中國海關就應該把它扣留掉了，而且應該對相應人進行懲罰。但是問題在這裡，監獄和勞教所本來就是屬於國家機器，這是一個國家機器的行為，不可能一個國家機器對自己的國家機器進行懲罰，所以不僅沒有人會被懲罰，而且勞改產品、勞教產品出口多的還會被獎勵，曝光了會被掩蓋。美國海關的官員認識得非常清楚，他們說得也很清楚，不可能得到中共方面的合作。
我們能做的和美國社會的反思
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能做些什麼？從上述的案例和今年馬三家勞教所所發出的求救信，相對照比較的話，我們發現有個重大的差別，也就是在有了社交網絡的情況下，民意更容易得到表達，而無論是當事的公司，還是美國海關，都必須對公眾的強烈反應做出公開回應。所以可以看到，就在美國，公眾的意見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有的時候民眾的壓力能夠迫使大公司不得不做出一定的改變。
這裡也有一個同樣是關於中國勞教所的例子，我們看看個人能起什麼作用。《靜水流深》的作者曾錚，她曾經在北京女子勞教所生產過一種絨毛兔子，她後來設法逃到澳洲以後，就去找她曾經生產過的產品。她竟然確實發現了這種絨毛兔子是雀巢公司宣傳產品用的一種附贈品，而且她後來也找到了為雀巢公司代工的那家北京的玩具公司，就是咪奇玩具公司。雀巢公司當然不承認自己使用了奴工，而海外對於中國公司在中國大陸的所作所為，也是無能為力的，所以事情到了這一步就好像很難再進展下去了，就停滯不前了。
這時候有一個日內瓦報紙的記者注意到了這件事情，他是日內瓦這家報紙駐北京的記者，他就寫信給咪奇玩具公司，詢問有關的情況，並且提出採訪要求，就是我能不能到你那去看一下？當然這個要求就被拒絕了。但是這個記者沒有灰心，他仍然去進行了個人的調查，根據他自己調查到的情況，得到了他認為足夠的證據，就寫了一篇報導。報導發表以後，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反應。然而一年以後，咪奇公司突然給他去了一封信，邀請他到咪奇公司去參觀，而且請他再寫一篇報導，更正他原來的報導的內容，怎麼樣去正面的報導這個咪奇玩具公司。當然他後來去了，但是並沒有再寫一篇正面的報導。
為什麼這家咪奇公司改變了主意，後來又專門邀請他去採訪呢？原來是他那年那篇文章發表以後，咪奇公司的國外訂貨減少了70%。也就是說對很多大公司來說，我們不能說它知道或者不知道那些玩具是奴工產品。但是你要知道海外曝光出來的具體哪個勞教所、監獄生產了哪個海外公司的產品，並非是個別的案例。一般情況下曝光以後，大公司很少回應，有回應也多半是官樣文章，他們也答應調查，但是最後往往不了了之。
本來中國的經濟怎麼發展起來的，實際上就是西方的大財團和中共的統治勾結出來的結果。中共這幾年的經濟發展，它的低成本是怎麼來的，是三個代價換來的，人權代價、環境代價、自然資源代價，這三大代價換來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當然這個經濟發展的成果是誰得到的？最近《彭博社》有一篇報導，講的是中共毛澤東當時跟他一起革命的那些領導人們，他們的家族，現在那八個家族控制著中國的經濟命脈，其中三大家族控制著總資產就達到中國國民經濟產值的1/5。
這種監獄、勞教所的奴工產品絕大部分都是屬於勞動密集型產品，它的技術含量並不高，這種勞動密集型產品西方公司都會去找中國，或者當地的公司去代工，它可以免去很多人權方面的指責。你像富士康，它就為蘋果公司承擔了很多人權方面的指責，儘管在同類企業當中，我相信富士康的工作、生活環境還是算比較好的，而比起這次曝光的馬三家勞教所來說的話，那更是好了何止百倍。但是曝光總是有效的，因為一旦曝光以後，大公司就要顧及到自己的形象，就必須做出適當的回應。
對於一般的代工公司，不那麼大的代工公司曝光以後，大公司會非常簡單的終止代工關係，去找另外一家。就像為雀巢加工絨毛兔子的公司，這個咪奇公司一樣，很可能雀巢公司立刻就會終止跟它的合同，其它公司也就會終止和它的合同，因為誰都不願意沾上這種事情。所以它可以裝作不知道，去簽另外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只要答應說我們不會去找監獄、勞教所生產，它就夠了。至於那個公司怎麼做，那是中國公司在違法，違反的是中國的法律，而中國的法律肯定不會去追究，所以結果就往往是這樣。
所以在曝光奴工產品的這個最終的母公司，就是這個品牌的公司以外，還需要曝光那些為西方大公司代工的中國公司，因為勞教所最終是不會受懲罰的，但是這些代工的中國公司會由於西方大公司害怕擔上奴工產品的罪名，而終止和他們的合同。
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不放棄是最重要的。你像曾錚女士，如果她不去尋找她曾經生產過的產品，澳洲的媒體沒有對她進行報導，就不會有下一個日內瓦記者的興趣；而日內瓦的記者不去跟蹤報導，或者說人家拒絕他，他就不去了，他不進行深入調查，那也不會出來那篇報導，也不會有結果。所以每一個人的努力，很可能看上去是沒有特別大的作用的，但是加在一起，連續的做下去，就沒有一步是會白費的。
在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的問答當中，談到了奴工產品的消息是怎麼得到的，他說來源包括執法機構的檢查、跟進口有關的社區，另外就是人權團體。所以個人、人權團體進行調查取證，也是非常重要的，給美國執法機構提供消息來源，這也是每個人都能做的事情。
這次曝光的事情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結果，就是全社會的反思。對於西方社會而言，這些年為了商業利益，各國政府曾經有意無意的避開了人權話題，而這件事情又一次把這個至關重要的議題，擺在了西方民眾的面前。
很長時間，在西方國家，似乎中共的問題就是操縱人民幣匯率的問題。然而這件事情使得更多的人在反思，究竟美中關係，擴展開來是西方世界和中共的關係，它實質究竟是什麼？《投資者商業日報》12月26日有一篇報導，談到這封來自中國的信件，提醒人們中國是如何工作的，然後他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說：美國從自由燈塔變成了被收買者了嗎？他就把一些問題點得更深，遠遠超過了人民幣匯率，和一些對於西方政府來說是重要的議題。實際上最重要的議題，仍然是在人權方面。
對於中國的民眾而言，他也有很重要的意義。一個法外的懲罰機構，像勞教所，它除了任意關押不同意見的人士以外，還有一個更隨機的，誰都可能立刻成為受害者的陷阱，因為勞教產品已經是一個涉及到每年數千億元產值，數百億元出口的龐大利益集團。任意勞教已經不僅僅是政治迫害問題，還有巨大的商業利潤的動機在裡面。
昨天我在新唐人的《熱點互動》同一個內容的節目裡面，有一位觀眾打電話進來，談到他有兩個同學，一個在瀋陽某勞教所當大隊長；一個在瀋陽公安局的法制科裡面，法制科是批送勞教的地方。那個勞教所的大隊長告訴法制科的同學，說：最近你能不能多送一點人進來勞教？因為勞教所接的活太多，來不及完成。
也就是說，當他的任務太多，利潤指標來不及完成的時候，他就需要更多的人抓到勞教所裡面去當奴工，這時候被抓進去的人和他是不是異議人士、是不是宗教信仰人士都沒有關係了，而僅僅是為了充填免費的勞動力，這時候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