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3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接上期)
十五 「破字當頭 立在其中」
文化大革命開始（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
六十年代初，儘管毛澤東折經濟政策引發了大災難，他仍是中國至高無上的領袖，民眾崇拜的偶像。但是由於這段時間實際上是由務實的領導人在管理國家，因此在文化、藝術方面，相對地較為自由。在經過漫長的冬眠后，一大批戲劇、電影、小說破土而出，當然，沒有一本書、一齣戲公開批評共產黨，很多只是歷史題材。當時毛澤東處於守勢，（此處刪去兩句）對那些歷史故事感到很不是滋味，覺得它們是在影射現實。
借古諷今在中國已有悠久歷史，人們都懂得這種諷諭手法。一九六三年四月，毛澤東下令禁演「鬼戲」——一種專講冤魂向枉殺他們的惡勢力復讎的戲，這類戲使毛很不舒服，（此處刪去一句）。他對「明戲」特別敏感。這類戲的主人翁多是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他冒著生命危險為民請命，苦諫皇上，為此丟了官，被放逐到偏遠地區。毛澤東懷疑海瑞是影射彭德懷元帥，這位前任國防部長於一九五九年批評毛澤東的導致大飢荒的經濟政策而被毛罷了官。彭德懷被罷官后不久，一系列以海瑞為主題的「明戲」風行一時。江青要作家寫文章批判，又要中央宣傳部、文化部的部長禁戲，不過這些人都不理睬她。
一九六四年，毛澤東理出一張名單，說三十九位藝術家、作家、學者是「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一種新的階級敵人。其中就有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此處刪去三行）這張名單沒有公開，這三十九人所屬的黨組織也沒有清洗他們。毛澤東下令把名單發下去，發至我母親這一級幹部，要各級黨組織照樣抓「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一九六四年冬天，我母親被派到成都「牛市口」中學當工作組組長，責任是從高級教師和喜歡舞文弄墨的人物中抓些可疑者。
我母親很不情願，特別是這次運動威脅到的是她最欣賞的人。此外，就算她熱心搜尋，也抓不到。人們對從前的政治運動還記憶猶新，很少有人敢開口講話。我母親把她的想法向主管整個成都市這場運動的上司鮑先生作了彙報，鮑也深以為然。
一九五六年過去了，我母親抓不出一個「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鮑先生也沒有對她施加壓力。他們的消極態度反映了共產覺幹部當時普遍的情緒，大多數人對整人的政治運動厭倦透了，只希望提高生活水準，過正常生括。但他們並沒有公開反對毛澤東，相反地還在鼓動對毛的個人崇拜。只有少數一些人對神化毛澤東運動的迅速擴展感到焦慮不安，然而他們無能為力。毛澤東的權力太大，威望太高，勢不可擋，最多只能消極抵制而已。
毛澤東注意到共產黨幹部對他的政治運動不積極，他認為這表示他們對他已不再那麼忠心耿耿。當他下令發表一篇批判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海瑞罷官》文章時（即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北京市委和負責文藝、宣傳的中央宣傳部都拒絕刊登，這證實了他的懷疑。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對毛很重要，他希望藉此動員民眾捲入他的政治運動。他和民眾之間一向是由共產黨組織作橋樑，現在他發現這道橋樑不通暢了，他等於失去了控制權。
毛澤東感到岌岌可危，他怕斯大林那樣的下場，更怕還在世就要被「赫魯曉夫」取代。他決心先發制人，摧毀他說的「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以及他在黨內的追隨者。這個整人運動就是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毛深知自己是孤軍作戰，但這倒使他覺得「獨立寒秋」，在傲然向全世界挑戰，也給了他機會運籌帷幄。他甚至把自己想象成悲劇英雄，與強大的共產黨機器大決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澤東屢次要北京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而不成。終於在上海把它發表了，這裡是他的親信當權。在姚的文章里，「文化大革命」這個字眼第一次出現了。共產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不轉載這篇文章，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也拒絕轉載，各省呢，有的轉載了，有的也不轉載。我父親當時管《四川日報》，他不想登這篇文章，因為他意識到此文不僅是針對彭德懷，而且號召開展新的政治運動。他去見專管文化事務的省委書記，這位先生決定打電話請示鄧小平。鄧當時不在辦公室，賀龍元帥接了電話，賀龍是鄧小平的好友，也是政治局常委。賀龍在電話里說不要轉載姚的文章。
四川在十二月十八日登載姚的文章，是最後刊登的省份，比《人民日報》十一月三十日還晚。《人民日報》轉載時，總理周恩來專門寫了「編者按」，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學術討論，不是整人的政治運動。（此處刪去一句）
後來的三個月，毛澤東的對手們，加上周恩來，進行了一系列活動，想把文化大革命從整人的軌道上引開。一九六六年二月，當毛澤東不在北京時，政治局通過了一個決議，後來稱為《二月提綱》，強調學術問題的爭論必須局限在學術範圍內，不能變成政治迫害。毛澤東反對這個決議，但政治局充耳不聞。
同年四月，四川省委要我父親按照《二月提綱》精神起草一份稱為《四月意見》的文件以指導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內容有：這是一場學術討論，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能當「黨閥」，不能以勢壓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正當此文件準備在五月份發表時，突然接到命令停止發表。此刻政治局有了新的決議，這回毛澤東在場，佔了上風，並加上周恩來的支持。毛澤東推翻了《二月提綱》，下令清算所有持反對意見的學者和他們的觀點。他還說是共產黨內的當權派包庇「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以及其他階級敵人，這些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他對他們宣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開序幕。
偌大的中國共產黨中，誰是「走資派」，毛澤東當然不可能心中有數。他知道他要打倒整個北京市委，這時已做到了。他也知道要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和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但毛並不清楚在龐大的共產黨機構中誰忠於他，誰追隨劉、鄧和他們的「資本主義道路」。（此處刪去一句）他相信那些忠於他的人將在大風大浪中湧現出來。按他的話就是：「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毛並不擔心他的行動會把整個中國共產黨毀了。（此處刪去四行）。
毛不清不楚地叫喊反走資派，可把全國老百姓和絕大多數共產黨幹部都搞糊塗了，大家不明白他到底要幹什麼，也不知道他想對哪些人下手。我父母也像別的官員一樣，只知道毛澤東要打倒一批共產黨幹部，但不知道是誰，也許就是他們自己，大家惶惶不可終日。
就在此時，毛澤東作了一個最重要的組織安排，建立起個人的發號施令體系，獨立於現有的共產黨組織之外——雖然名義上仍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領導之下，這樣他就可以以黨的名義發令。
首先他把一九五九年接替彭德懷任國防部長的林彪提拔為副手，林就是那位在軍隊里不遺餘力地推行崇拜毛澤東運動的人。毛澤東又設立了中央文革小組來直接、具體領導文化大革命，讓他以前的秘書陳伯達任組長，而實權在他夫人江青和康生手裡。
下一步，毛澤東改組了新聞媒體。最重要的是《人民日報》，老百姓都知道它是共產黨中央的喉舌。毛澤東於五月三十一日派陳伯達去執掌《人民日報》，以確保他能暢通無阻地向億萬中國人直接下令。
《人民日報》從一九六六年六月起，每天頭版頭條都套紅，有各種口號、社論、要「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要人民追隨毛澤東，參加文化大革命。
六月初，我們學校的正常教學完全停止了。每天上學只是政治學習，讀毛澤東著作、報紙上的社論。校園裡安裝了大喇叭，天天喊《人民日報》上的標語。報紙的第一版常是一幅通版的毛澤東像，還有若干《毛主席語錄》。我至今仍記得那些通欄口號：「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命根子！」「誰敢反對毛主帝，我們就要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全世界人民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由於天天反覆地念，這些口號都深印在腦海里。報紙上還總有外國人仰慕毛澤東的故事，歐洲人爭購《毛澤東選集》的照片，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也被用來加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讀報很快發展到背誦《毛主席語錄》，這是本紅塑料皮、巴掌大的「小紅書」，每個人都發有一本，說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惜」。每天我們集會時要一遍又一遍地齊聲朗誦，我現在還能一字不漏地背出其中許多章節。
一天，我們讀到一則《人民日報》報道，說有位老農民在他家的卧室牆上貼了三十二張毛主席像，原因是只要一睜開眼，不論面朝哪個方向，他都能看見毛主席的光輝形象。馬上，我們也在教室的牆上貼滿了毛澤東的像——這樣我們也可以到處看見他的慈眉善目了。但是我們馬上又得揭下來了，有消息說，老農民其實是用毛主席像作貼牆紙，因為毛的像是用最好的紙張印刷的，而且免費供應。消息還說已查出寫此則報道的記者是「暗藏的階級敵人」，想鼓動大家「污辱毛主席」。第一次，我下意識地感覺到恐懼。
像牛市口中學一樣，我們中學前段時間也來了工作組。他們勉勉強強地把學校的幾位名教師定成「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但對學生們保密。然而，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在洶湧澎湃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下，工作組覺得不抓「階級敵人」不行了。於是驟然公布了名單，還發動了學生和老師寫大字報和標語口號。一時間，這些東西鋪天蓋地，充滿了校園。有的老師積極，是因為他們得服從命令，忠於黨。有些人是順應時勢，有些是忌妒那些名教師，有些則是害怕使然。
在受害者當中，有一位我欣黌的國文老師——紀先生。據一份大字報上所寫的，他在六十年代初曾說過這麼一句話：「光是空口喊『大躍進萬歲！』哪能填飽肚子？」我當時並不知道大躍進造成了大飢荒，所以不明白他所說的話，但能感受到其中大不敬的味道。
紀先生有某種與眾不同的氣質，那時我說不出是什麼。現在才明白，他是具有一種諷世的態度。他有一種似笑非笑的乾咳，叫人覺得他有話未說出。我們的教科書上一篇文章是共產黨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的回憶錄，追憶長征時的艱苦。他生動描述了軍隊在崎嶇的山路上行進的情形，他們手上拿的火炬照亮了無月的夜空，彷彿是一條紅色巨流。當他們終於抵達目的地時，全都「衝上前去，大家搶了一碗飯就吃」。這令我困惑了，紅軍戰士不是都寧願自己挨餓，也要把最後一口飯讓給同志的啊！怎麼會搶飯吃？我問紀先生，他乾咳笑說我不能體會到餓肚子的滋味，然後他迅速改變了話題。我當然沒有被說服。
除此小小的「不滿意」外，我對紀先生是五體投地。看見我敬佩的老師們被亂整，我感到十分傷心。我對工作組要我們寫大字報揭發、批判他們十分反感。那年我十四歲，本能地厭惡所有好鬥的行為，再說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寫的。滿校園的白紙黑字，奇奇怪怪、殺氣騰騰的氣氛令我十分害怕，如「砸碎某某的狗頭！」「某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我開始逃學，躲在家裡，為此我總在會議上被批評「家庭觀念重」。開會成了我們全部的學校生活。我討厭開會，一種不可言狀的恐懼總跟著我。
不久我們學校的黨書記凱先生，一位性格開朗、生氣勃勃的人，被定成了「走資派」，理由是他重用「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他在學校做的每一件事都成了罪證，甚至安排學毛著時間比教學時間少。
我同樣吃驚的是，學校共青團書記陝先生被譴責為「反對毛主席」。他是個風流才子，我一向渴望引起他的注意，原因倒不是別的，只是他可能幫助我一到十五歲就儘早入團。他教授高中學生馬克思主義哲學課，常在學生的作文上，用紅筆劃出他認為寫得出色的句子。現在這些毫無關聯的句子被他的學生拼湊成一些短文，據此在字報上說他惡意攻擊毛主席。多年後，我得知這種找罪證的方式源於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當時一些作家就用此法打擊他們的同行。
多年後，陝先生告訴我，他和凱先生被整的真實原因是：當時他倆都不在學校，他們被派為工作組成員到別的單位去了，在校的領導趁機把他們拿來當替罪羊。他兩本來就和校長處不好，校長何樂不為。陝先生悻悻然地對我說：「如果當時我們在學校，他去了工作組，這個龜兒子就有得受了，他屁股上的屎多得很！」
書記凱先生對共產黨忠心耿耿，自覺受了天大委屈。一天傍晚，他寫了一封遺書，然後用剃胡刀片割了自己的喉嚨。恰好那天他妻子比平時早回家，趕快送他進醫院急救。工作組對他自殺的消息密而不宣。他們很緊張，因為心裏明白，像這樣的犧牲品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沒有一點證據。
共產黨視自殺為叛黨行為——對黨喪失信心，向黨示威，因而不準對自殺者有半點同情，可當我母親聽到凱先生自殺的消息她痛哭了。她很喜歡他，知道他是位樂觀的人，不是極度絕望是不會尋此絕路的。
我母親不肯隨波逐流，不在她任工作組組長的學校亂抓替罪羊，但學校的學生開始被《人民日報》鼓動起來反對老師了。從報上他們得知，毛澤東說老師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把學生當敵人」，用考試整他們，毒害他們的心靈，為國民黨復闢作準備。毛澤東宣布：「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一天，我母親騎自行車來到學校，一進門就聽說學生們把校長、教導主任、級別高的教師和他們平素不喜歡的老師都當作「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關進了一間教室，門上貼了張紙，寫者「鬼兒班」。教師們都不敢管，他們已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手足無措，現在中學生似乎握有了某種權柄，學校到處是巨大的標語，絕大多數是《人民日報》的標題。
我母親徑直去了「鬼兒班」，後邊跟著一群學生。只見門口圍著一堆學生，有的看起來很兇，有的不好意思，有的擔心，有的不安。學生見她來了，就圍攏了過來。母親身為工作組組長，是學校的最高領導，被當作黨的化身。學生們靜靜地望著她，等她下命令。他們已辦起了「鬼兒班」，下一步該怎麼辦呢？
我母親語氣強硬地下令解散「鬼兒班」，這在學生當中引起一陣騷動，但沒有人站出來反對。有些人交頭接耳，我母親要他們說大聲點兒，他們又一聲不吭。她告訴大家沒有公安機關命令關押人是違法的，野蠻對待自己的老師更是可恥，他們應該感謝和尊敬老師。教室門打開了，「犯人」們被釋放出來了。我母親膽子算大的，儘管她也憂心忡忡，因為此時省上也在找替罪羊，我父親已預感到下一個會輪到他了。他的幾位同事已悄悄透露消息給他，叫他小心，其管轄的單位被「打了招呼」（暗示把矛頭指向他）。
這些事父母從沒對我們孩子們提起。他們從來就不和我們談政治鬥爭，現在更不可能開口了，情況是如此複雜、混亂，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怎麼能使孩子們理解呢？告訴孩子又有什麼用呢？誰都無能為力，而且不知道反而更安全些。所以我們兄弟姐妹對文化大革命毫無心理準備，只模模糊糊地感覺到好像有什麼禍事將會發生。
就是在這種氣氛里，八月份來臨了，百萬紅衛兵乍現，狂風暴雨般席捲了整個中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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