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7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十二 「巧婦能為無米炊」
大飢荒（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
(接上期)
一九五八年底大躍進的最高潮時，一場大規模的建築工程開始了：首都十大建築，將在十個月內完工，也就是在建國十周年紀念日——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前。
十大建築之一是人民大會堂，天安門西側的一幢蘇維埃式立柱大廈。它的大理石正面長達四分之一哩，懸挂著水晶吊燈的主宴會廳可容納幾千人，這裡是召開重要會議和領導人接見外賓的地方。所有的廳堂都很堂皇，以各省名字命名。我父親負責裝飾四川廳的工作，完成後，他邀請和四川有關係的中央領導來檢查。四川人鄧小平來了，賀龍元帥也來了。賀龍是著名的羅賓漢式人物，創建紅軍的開國元勛之一，也是鄧小平親密的朋友。
一時我父親因事暫時離開了，留下這兩人和另一位官員——鄧的兄弟——間談。他回來時，正好聽到賀龍元帥對鄧的兄弟說：「令兄才是正統。」他們看見我父親進來，就停止了談話。
事後我父親一直緊張萬分。他知道自己是無意中聽到了高層統治階級內部不滿的心聲。看來他是凶多吉少了。幸而，什麼事也沒發生，大約過了十年後他告訴我這件事時，他這麼多年來他一直生活在恐懼中，「這種造反的話，就算只是聽聽也會犯殺頭之罪！」
他無意聽到的話不過是對毛澤東的一點兒不滿而已。這種不滿情緒在許多高級領導中都有，包括新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一九五九年秋天，劉來成都視察一個人民公社。一年前，毛對這個社的摻了水的水稻產量數字大加讚揚。為了迎接劉少奇的到來，當地幹部把他們認為可能泄露機密的人都鎖在一間廟裡。
但是劉少奇也有他的「情報」，他走到廟前時刻意停下來，要到裏面看一看。幹部們急忙提出各種借口勸阻，甚至說廟要倒塌了。但劉堅持要看，最後都把生了銹的大鎖哐鐺一聲開了，一大群衣衫襤褸的農民蹣蹣跚跚走到陽光下，極為尷尬的公社幹部試圖對劉主席解釋這些人都是搗亂分子，把他們鎖起來是因為他們可能傷害主席，農民們都默不作聲。雖然公社幹部都無權決定政策，他們對治下的農民卻有無上的權力。他們如要懲罰某人，可以派他做最壞的工作，給他最少的糧食，或捏造莫須有的罪名折磨他、鬥爭他，甚至逮捕他。
劉少奇問了一些問題，農民們只是▲著嘴笑，支支吾吾的。在他們看來，冒犯國家主席要比冒犯公社幹部好得多。因為幾分鐘后，國家主席就要回北京去了，但公社幹部卻會和他們過一輩子。
另外一位中央高級領導也來過成都——朱德元帥，由毛澤東的一位秘書陪同。朱德是四川人，曾是紅軍的總司令和共產黨取得勝利的主要軍事功臣。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就逐漸引退。此行他訪問了成都附近幾個人民公社。當他沿著錦江岩邊散步時，沿岸的涼亭、竹林及垂柳環抱的茶館激發了他的詩興，朱德順口吟道：「天座府之國真正好。」毛澤東的秘書補充丁句，「可惜共產風刮糟了！」當時我母親在旁跟隨，她心裏暗暗說，「我完全同意！」
毛澤東自然對這樣的同事疑心重重，又對在廬山會議上受到反對耿耿於懷，他固執地堅持他的經濟政策。雖然他不是不明白它們造成的災難，並且悄悄修改了一些極端行不通的命令。但他絕不願意丟面子，全盤取消他的辦法。就這樣，六十年代初，一場大飢荒席捲了全國。
在成都，每個成年人每月的食物配給減少到大米十七斤，食用油二兩，要是有肉賣的話，也只能分到二兩。這是當時所能得到的全部，其他食物幾乎沒有供給，連捲心菜也極為罕見。許多人患了水腫——一種由於極度缺乏營養而造成皮下積水的疾病。病人變黃、腿腫得像水桶。最流行的醫治方法是吃小球藻，據說它所含的蛋白質多。小球藻以人尿為養料，所以人們不再去廁所，而把尿撤在便盆里，往裡面撒下小球藻種籽，幾天後就會長出像綠色魚卵一樣的東西，然後用勺子把它們舀出，沖洗幹部，混著大米一起煮。大家都吃得噁心，又不能不吃，因為它確實能減輕水腫。
我父親的食物配給也和其他人一樣，但因為是高級幹部，所以享有一些特權。在我們居住的省委大院里有兩個食堂：一個小灶，是為部長和他們的妻子兒女設的；另一個大灶，為低於這個級別的其他人服務，包括我姥姥、俊英娘娘和保姆。食堂里的食物比街上要多些，因為省級政府有自己的農場，而且受管轄的縣政府也常送來「禮物」。這些珍貴的食品都分到兩個食堂，小灶優先。
我父母還有特別的購買券，我常和姥姥用它們到大院之外的專門商店去買食物。我母親的購買券是藍色的，她每月有權買五枚雞蛋、一兩黃豆和二兩糖。我父親的購買券是黃色的。因為他的級別較高，他可以買兩倍於我母親的配給。我們把兩個食堂和其他門道拿回來的食物混在一起吃。大人總是讓著孩子，所以我沒有挨餓，但大人們都半飢半飽。我姥姥得了輕度水腫，她在家裡養了小球藻，我知道大人總吃它，雖然他們不告訴我為什麼要吃這種泡在尿里的東西。有一次，我好奇的嘗了一點，馬上覺得噁心，吐了出來，再也不碰它了。
我沒意識到周遭正有一場大飢荒發生。一天，我走在上學的路上，邊吃著一塊小饅頭，一個人衝過來，一把從我手上搶走，待我回過神來，只見一個非常瘦小的黑背影，赤著腳飛快地跑進一條泥濘的小巷消失了。當我告訴父親這件事時，他眼裡露出非常悲哀的神情，摸著我的頭說：「你很幸運，別人家的小孩子都在挨餓。」
那時，我經常到醫院去治牙。在那兒，我看到一群群腿腫得透明發亮，圓得像大水桶的病人，被人用平板車拉到醫院，醫院此時已人滿為患。當我問牙科醫生他們怎麼會變成這樣時，她嘆了口氣，簡單地說：「水腫。」我問她是什麼意思，她只含糊地咕噥了幾句，我似懂非懂地想到這和食物有關。
水腫病人大部分是農民，他們沒有糧食配給。農村的飢荒情況最嚴重，因為政府的政策是有糧先給城市，公社幹部不得不強制農民交出最後的存糧。在許多地區，藏糧的農民不是被捕，就是一陣吊打。不願從飢餓的農民手中奪走糧食的幹部被撤職，或受到肉體折磨。結果是種糧的農民餓死了幾千萬人。
我後來才知道我家在四川和東北的幾位親戚死於這場飢荒。其中一個是我父親的傻兄弟。我祖母於一九五八年謝世，他不聽家人的勸，不懂要慢慢吃配給的糧，結果一個月的糧在幾天之內就被他吃得精光，於是很快就餓死了。我姥姥的妹妹玉蘭和她丈夫效石也在這場大飢荒中去世。由於效石原是國民黨特務，他家被送到東北北部偏遠地區的農村。糧食一少，公社就根據他們的不成文規定，給「階級亂人」效石全家最後分糧。結果他們夫婦兩人把食物讓給孩子吃，自己送命，孩子們幸免於難。我姥姥兄弟玉林的岳父也是餓死的，死前，他把枕芯和編結大蒜串的草帶都吃了。
我八歲那年的一天晚上，一位瘦小、滿臉皺紋的婦女來到我家。她形容枯杭，似乎一陣風就能把她吹倒，她是我家保姆的母親。她一進門就趴在我母親面前磕起頭來，稱我母親是她女兒的「救命恩人」，說：「如果不是你，我女兒也活不成了……」我當時不明白這話的含意，後來才知道她是來報信，說她丈夫和小兒子都餓死了。一個月後，我家保姆收到一封信，信說她母親從我家回去后不久也餓死了。我永遠也忘不了我家保姆悲哀欲絕的痛哭情形，她靠著門前台階的柱頭，用手絹捂著嘴，身體不停地抽動著。我姥姥盤著腿坐在床上，也在哭。我藏在姥姥的蚊帳外面的一個角落裡，聽見姥姥自言自語地說：「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就是這麼多人都餓死了……」幾年以後，我聽說我家保姆的哥哥和嫂子也餓死了，因為地主家庭在飢餓的人民公社裡常常是排在最後面分糧。
一九八九年，一位曾在專門救濟飢荒的部門工作過的幹部告訴我，你相信四川餓死的人有七百萬，這佔了「天府之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全國餓死人數呢？一般的估計是三千萬人。
一九六零年的某一天，宜賓俊英娘娘鄰居的三歲小女兒突然失蹤了。幾天後，這鄰居偶然看到一個小女孩在街上玩，身上穿的衣服很像是她女兒的。她上前細看，發現那衣服確實是她女兒的，就立刻報告了警察。經過調查，發現小女孩的父母是賣燒臘肉的，他倆誘拐並殺不少孩子，當作兔肉高價出售。這對夫婦後來被處死，案情密不而不宣，但大家都知道那時常有小孩被殺的事發生。
多年後，我遇到父親的一位老同事，他是一個非常和善、能幹、從不誇大其詞的人。他非常激動地告訴我一件當時在一個公社中所親眼目睹的事。這個公社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農民餓死，雖然那年本應是個豐收年。眼看就要到手的穀物大部分沒有收割，因為男人們被派出鍊鋼。後來公社食堂又浪費了大量糧食，終於釀成大飢荒。一天，一個農民闖進他房間，跪倒在地就是一陣痛哭，說自己犯了不赦之罪，乞求懲罰。最後才弄清楚，這人殺了自己的嬰兒，並吃了孩子的肉。飢餓成了難以控制的魔鬼，驅使他去動刀。他發瘋似的揪打自己，臉上淚花滾滾。我認識的這位先生下令把他抓起來，後來槍決了他，以警告那些殺害兒童者。
官方對飢荒的解釋之一是：赫魯曉夫突然逼中國償還朝鮮戰爭中為幫助北朝鮮而欠下的債。因為好些中國人都記得從前被債主無情逼討的苦日子，這麼一說，他們怨恨的目標就轉向蘇聯。（此處刪去一句）。
另一個官方公布的原因是：史無前例的自然災害。中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每年總有一些地區發生自然災害造成糧食短缺。當時全國的氣象全盤消息只有最高層領導才知道。事實上，由於人口難以流動，很少有人知道鄰近地區發生了什麼，甚至隔個山坡就像隔了千山萬水。許多人對官方宣傳信以為真，至今仍以為飢荒是自然災害造成的。我雖然不了解全局但是我曾和來自全國各地的一些談過話，極少有人說他們那個地區在那幾年發生嚴重天災，不過，卻都提到餓死人的事。
一九六二年初，毛澤東在一次有七千名幹部參加的會議上說，飢荒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當時劉少奇卻突然冒出一句：「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父親聽到后對我母親說：「恐怕少奇同志要倒大楣了。」
當這次演講傳達到我母親這層幹部時，劉少奇插進來的話已被刪去了。當傳達到普通幹部、老百姓時，甚至連毛澤東說的「七分三災，三分人禍」也沒有了。隱瞞事實真相確實有助於穩住人民的情緒，老百姓沒有起來反對共產黨。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前幾年反黨的人不是被殺就是嚇得不敢動彈，另一部分原因別是老百姓不清楚共產黨是否應對大飢荒負責。共產黨幹部沒有貪污腐敗、囤積居奇。他們也在挨餓，僅僅比普通民眾好一些。甚至有的農村黨員自己先挨餓，首先餓死。這次飢荒從死亡人數來看，比國民黨治下所餓死的人要多得多，但看起來大不一樣：在國民黨時代，有人餓死，有人卻驕奢淫逸。
共產黨掌權后，許多地主家庭出身的幹部把他們的父母接到機關大院同住。飢荒嚴重時，共產黨下令把這些老人送回農村與當地農民一起挨餓，共產黨幹部不準利用權力照顧他們的「階級敵人」父母。我一些朋友的祖父母不得不離開成都，後來皆死於飢餓。
大多數農民的生活都局限在自己的村子里，難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他們把飢荒責任歸咎於向他們下達災難性命令的基層幹部，當時廣泛流傳的話是「共產黨幹部上級好，下級胡亂搞」。
大躍進和騙人聽聞的飢荒情形深深震撼了我父母，雖然他們不大了解全局，但他們並不相信「自然災害」一說。他們心中有強烈的內疚感，因為他們是在宣傳部門工作，正好處於虛報假消息的中心。我父親為了平息良心上的不安，避開不誠實的日常工作，自願去人民公社解決飢荒問題，這意味著要和農民呆在一起挨餓。這樣做符合毛澤東的指示：與群眾同甘共苦。只是他的下屬很不滿意，因為他們不得不跟隨他到農村去挨餓。
從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一年飢荒最嚴重的時期，我很少見到父親。他長期呆在農村裡，和農民一樣，吃番薯葉、野菜，甚至樹皮。一天，他走在田埂上，遠遠看見一個只剩骨架的農民非常困難地移動步伐。突然，這人消失了。我父親趕忙跑過去，發現他倒在田裡已餓死了。每天，我父親都為他所看到的事而痛苦不堪，但是他沒見識過最壞的一面，像他這樣的高官走到哪裡都有當地幹部圍著。後來他得了肝腫大、水腫和嚴重的身體機能衰弱，有好幾次他一從農村回到成都就進了醫院。一九六一年夏天，他一連住了好幾個月的醫院。他變了，不再像昔日那樣對黨堅信不疑。黨不高興了，說他「革命意志衰退」，令他出院。
他愛上了釣魚。流經醫院有條小河叫玉溪，河畔是彎彎垂柳，柔軟纖長的枝條低垂，輕拂著潺潺流淌的溪水。雲彩倒映在水中，一會凝聚在一起，一會又苴開。我常坐在傾斜的岸坡上，注視著水中雲彩，看我父親釣魚。空氣中有股大糞味，我背後那塊地，曾是醫院的花壇，現在改為菜田了，以補充職工和病人一點額外的營養。現在，我一閉上眼睛，仍能看見毛毛蟲在一個勁地蠶食捲心菜葉，弟弟捉它們給父親作魚餌。蔬菜都長成一副憐相，醫生護士們顯然對種田是外行。
歷來中國士大夫對皇帝失望時，常常隱居到深山田園中去釣魚。釣魚代表回歸自然，不問政治，是不滿現狀、消極不合作的象徵。我父親很少釣到魚，他曾寫過一首詩，「托自垂釣不為魚，我得魚趣不貪釣。」他的釣魚夥伴——宣傳部另一位副部長總把自己釣到的魚給他。這是因為在一九六一年飢荒中，我母親又懷孕了。傳統上認為魚是胎兒頭腦和頭髮發育的基本營養。她當時並不想要孩子，她和我父親都靠工資生活，政府已不再為他們提供奶媽和保姆。由於有四個孩子，姥姥和父親家庭一部分人要供養，他們沒有多少余錢。我父親工資的一部分總是用來買書，特別是厚鄭的古文書籍，有的一套就值兩個月工資。偶爾我母親向他抱怨，別的領導有的對出版社暗款一句「工作需要」，就能免費拿書。我父親卻堅持自己買。
那時絕育、流產甚至避孕都很困難。共產黨在一九五四年曾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我母親負責她所在地區的這項工作。就在那時，她懷小黑到了後期，挺個大肚子，經常幽默地在會議上自我批評說：「我是個犯了錯誤的人。」但是不久毛澤東轉而反對計劃生育，他要一個人口眾多的強大中國。他說，如果美國對中國投原子彈，中國人只需再生產，就可以重新成為大國。他也像傳統中國農民一樣，認為「多子多福」。一九五七年，他親自把一位北京大學著名的提倡計劃生育的教授馬寅初划為右派，此後計劃生育就無人敢提了。
我母親一九五九年曾懷了孕，她向黨組織寫報告，請求允許流產。這是標準的程序。必須經黨批准的一個原因是，當時做這種手術很危險。我母親說她忙於革俞工作，如果不生這個孩子，她就能為人民作更好的服務。結果上面批准她動手術，手術方法很落後，痛得她死去活來。母親在一九六一年再次懷孕時，醫生和她本人都說不能再做人工流產了。黨組織也不允許，因為規定說。兩次手術之間最少需隔三年。
我家的保姆這時也懷孕了。她和我父親以前的一位勤務員結了婚，此時他在一家工廠工作。我姥姥都了用購物券買的雞蛋、黃豆，並燒好多父親同事約的魚，分給兩個孕婦吃。我們的保姆一九六一年底生了個男孩，離開我家搬去工廠與丈夫同住。在她還沒走時，每天都是她去食堂端回飯菜。一天，我父親遠遠看到她在從食堂回來的小路上走，一邊用手拈飯盒裡的肉往嘴裏塞，一邊飛快的嚼著。我父親怕她看見自己受窘，趕快轉身從另一條路躲著她走開了。他也沒告訴任何人，直到許多年之後，才告訴我。父親講這段事的原因是說明我們的保姆餓得多麼厲害，他年輕時代讓中國人不再挨餓的夢想，竟遠未實現。保姆離開我家后，由於缺糧，我家就雇不起人了。願當保姆的人都來自農村，在城裡沒有口糧。就這樣，我姥姥和俊英娘娘只好照看我們五個孩子。
我最小的弟弟小方出生於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他是我們兄弟姊妹中唯一由我母親餵奶的孩子。在他出生前，我母親曾想把他送給別人，但當他出世后，她就和他難捨難分了。小方成了母親的寵兒，我們大家也很喜歡和他玩，拿他當大玩具。他在充滿愛的環境中長大，我母親相信這是他成人後為人輕鬆自如、充滿自信的緣故。我父親總是圍著他轉，對其他孩子都沒有這樣過。小方能玩玩具時，我父親每周六帶他到百貨商店買一件新玩具。小方一哭，我父親就好像天塌下來一般。
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數千萬人死亡終於使毛澤東不得不放棄他的一些災難性經濟政策，讓務實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共產黨總書記鄧小平管理國家。他作了一些「自我批評」，但裏面充滿了自憐，聽起來好像代人受過，他在為全國不勝任的、胡作非為的幹部擔當罪責，他進一步寬宏大量地指示全黨從災難的經歷中吸取教訓。但是，吸取什麼教訓呢？幹部們是不能自作主張的。毛澤東明白地告訴他們，教訓就是他們脫離了群眾，擅自做決定而沒有反映老百姓的意願。這些由毛澤東帶頭所作的不痛不癢的自我批洋掩飾了真正的責任，也沒有人去追查責任。
但情況畢竟開始好轉。務實主義者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說了那句著名的話：「不管白貓黑貓，捉得住老鼠就是好貓。」大鍊鋼鐵停了，瘋狂的經濟指標取消了。一些切實可行的經濟政策也開始推行。農村公共食堂廢除了。農民的收入現在與他們的勞動有關了。被人民公社充公的私人財產還給了農民，包括小型農具和家畜，農民有了一小塊自留地。在一些地區還實行土地分租，在工業和商業方面，官方認可了市場經濟的一些方面，結果短短兩三年內，經濟又繁榮起來了。
隨著經濟管理的鬆動，政治也放鬆一些了。許多地方被摘掉「階級敵人」的帽子，以前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整肅的人也平了反。這些人中有一九五五年的「反革命分子」，有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有一九五九年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因為我母親在一九五九年曾遭批評為「右傾」，在一九六二年時，為了補償她，就把她的級別從十七級提到十六級。文學和藝術方面也有了相對的自收，氣氛較為鬆弛了。我的父親和其他許多人一樣，認為這個政權還能夠吸取教訓改正錯誤，且而能把中國搞好，這使他們又恢復了信心。
這一切發生時，我一直生活在省委大院的高牆內，我沒有直接遭遇過悲劇，外界只是一些隱約的牆外音。正是在這樣的世界里，我開始了我的少年時代。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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