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1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十 「磨難會使你成為真正的共產黨員」
我母親受審查（一九五三-一九五六年）
(接上期)
我父親到車站接我們。天氣悶熱，一點風也沒有，叫人喘不過氣來。我母親和姥姥從凌晨起就乘汽車、火車一路顛簸過來，現在已筋疲力盡了。我們被帶到四川省委的一個招待所臨時住下。我母親走得倉促，新工作還沒安排好，也沒來得及找到住處。
成都是四川省省會。四川省當時有六千五百萬人——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成都是個擁有五十萬人的大城市，始建於公元前五世紀，十三世紀馬可波羅曾訪問過這裏，對它的繁榮景象讚嘆不已。城內規劃和北京相似，古老的宮殿位於南北向的中軸線上，把全城一分為二：西城區和東城區。一九五三年時，城市發展早已超出舊城範圍，變成三個行政區：東城區、西城區和郊區。
我母親到成都幾個星期後分配到了新工作。領導問了我父親的意見，而沒有問她，這在當時是天經地義的。我父親說任何單位都可以，只要她不直接在他手底下工作，於是就讓她擔任東城區宣傳部部長。因為住處由單位安排，東城區委在一個典型的舊式庭院里給了她三間房，我們都搬了進來，我母親仍住在她的辦公室里。我們的住處就在區委辦公大院里。政府機關宅院大都是從國民黨政府、官員和地主那裡沒收來的。辦公室就是工作人員的家，老幹部也一樣。沒人自己燒飯，大家都在食堂吃。食堂也供開水、熱水，用保溫瓶裝走。
星期六是已婚夫婦唯一可以住在一起的一天，「過星期六」就成了幹部們做愛的委婉說法。後來這種軍事化生活漸漸放鬆了，夫婦能在一起的時間多了，但幾乎所有的人仍住在他們的辦公處。
我母親的宣傳部管理的範圍很廣，包括初等教育、衛生、娛樂和查訪民意。我母親以二十二歲之齡就負責約二十五萬人的所有這些事頊，她一天到晚在外面忙，我們難得見到她。一九五四年，政府對基本生活必須需品如糧食、棉花、食用油和肉類等實行「統購統銷」，不準自由買賣，農民都得賣給政府，由政府定量配給城市人口，並撥給短缺的其他農村。
共產黨每發布一項新政策，總四處宣傳，要民眾支持。我母親的工作之一就是告訴人們「統購統銷」政策怎麼好：中國人口眾多，衣食問題從來沒有解決過，現在新政府公平分配基本生活用品，不再由一些人囤積居奇，而使另一些人挨餓。我母親全心全意相信這種理論。她整天騎著自行車東奔西走，參加、主持數不清的會議，甚至在懷第四胎的最後幾個月也是如此。
她在臨產最後一刻才到醫院。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第二個兒子出世了。這又是一次危險的分娩，她異常出血，經驗說明必定是哪裡出了差錯，當醫生忙著下班回家時，她叫住了他們，堅持要他們留下來給她作仔細檢查。結果發現她的胎盤產出不全，還有部分留在子宮裡。醫生馬上給她全身麻醉，清查宮腔，終於找到這塊碎片，這可算救了她一命。
我姥姥當時在錦州，因為她的母親病重。我父親一直呆在農村，鼓動民眾支持政府的「統購統銷」政策。他已被提升到十級，並任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宣傳部主要作用之一是密切觀察民意：民眾對一項特別的政策有何感覺？有什麼不滿？因為農民佔了人口的大多數，所以我父親經常下鄉。他和我母親一樣，熱愛他的工作，認為這樣可使黨和政府時時和人民保持接觸。
母親生產後的第七天，父親的一位同事派了一輛小汽車把她從醫院接回家。這是大家習以為常的事，丈夫外出，黨組織負責照料他的妻子。我母親很高興能乘車回家，因為走路得花半個多小時。我父親幾天後才從農村回來，得知她乘車之事，大發脾氣，責備他的同事違反規定。按規定，妻子只能在與丈夫同行時，才可以坐公家的轎車。我父親的同事強調這是特殊情況，調車是因為她剛生產，又做過手術。我父親說，那也不能違反規定。我母親再次覺得無法忍受他這種僵硬的態度，這是第二次我父親在她難產後指責她了。她問他為什麼沒有及時到城把她接回？這樣不就不會違反規定了嗎？我父親說他有要緊的工作亟等處理，我母親理解他的獻身精神——她自己也是這樣在奉獻，但是她仍覺得有滿腹怨言。
小黑出生兩天後就患上濕疹。我母親說這是因整個夏天她都沒吃到青果的緣故，她太忙於工作了。中國人相信青果能清熱，否則孕婦體內的熱就會聚集在胎兒身上引起疾病。有好幾個月小黑的手都得綁在他的小床欄杆上，防止他不耐奇癢抓傷自己，半年後，他被送到一家皮膚病醫院。
小黑的奶媽是來自宜賓的鄉下姑娘，有一頭美麗的長發，—雙水汪汪的眼睛。她曾意外造成自己的嬰兒死亡，當時她躺著餵奶，不慎睡著了，嬰兒窒息而死。她一心想到成都這個大城市來玩，就託人介紹去見我的俊英娘娘，懇求把她介紹到我家做事。當地一些婦女勸說俊英娘娘不要管她的事，說這女孩子到成都是為了脫她的丈夫。但我娘娘是個極善良的人，仍為她介紹。我娘娘儘管沒有結過婚，卻總是願天下人生活幸福，對別人的弱點充滿理解和寬容，從不批評指責。
幾個月後，傳聞這位奶媽和機關大院的一個勤務工關係暖昧。我父母認為這是他人私事，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小黑去皮膚病醫院時，奶媽也和他同去。當時共產黨已大致消滅了性病，但仍有一些人在接受治療，住在皮膚病醫院專門的病房裡。不久，院方發現這位奶媽與一位性病病人同床，就告訴我母親，說讓她繼續給小黑餵奶很不安全，我母親只好辭了她。此後，小黑由我的奶媽和大弟京明的奶媽共同照料，京明此時已從宜賓來成都。一九五四年底，京明的奶媽寫信給我母親說，她丈夫成了酒鬼，經常打她，她想來成都。我母親自就明滿月後，已有十八個月沒見到他了。他來后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讓我母親接近，只叫他奶媽「媽媽」，這令我母親十分傷心。
我父親也很難接近京明，但卻和我十分親密。他常趴在地板上讓我拿他當馬騎，還常常放一些花在衣領上讓我聞，如果他忘記了，我就會指著花園命令他立即弄些來。他經常親我的臉蛋，一次，他沒刮臉，我皺眉大嘁：「老鬍子！老鬍子！」有好幾個月，我一直都叫他「老鬍子」。從此他親我時，就特別小心翼翼了。我喜愛一顛一顛地到處跑，在各辦公室串來串去，追在幹部後邊叫我給他們取的綽號，要他們聽我背童謠。
不到三歲時，大家都叫我「小外交家」。我想幹部們喜歡我是因為我的稚氣使他們得到片刻休息與樂趣。我小時長得胖嘟嘟的，大家都喜歡把我抱在膝蓋上捏我、摟我。
當我剛過三歲時，我和姐姐、弟弟們被分送到不同的寄宿託兒所。我不明白為什麼要把我從家裡帶走，又鬧又哭，兩腳亂踢，把頭髮上的蝴蝶結也撕開了以示抗議。在託兒所里，我故意給教師製造麻煩，把牛奶倒在抽屜里，魚肝油膠囊也捏破了扔進去。午飯後得睡午覺，我就給大房間里的其他孩子講自己編造的恐怖故事。教師發現后，罰我坐門坎。
我們被送到託兒所是因為沒人照看我們了。一九五五年七月的一天，我母親和東城區的幾百名職工、幹部接到通知：不許出機關大門一步。一場新的政治運動開始了——「內部肅反」，即「肅清暗藏在革命隊伍內部的反革命分子」，每個人都要被徹底審查。我母親和她的同事毫無怨言地接受了，反正他們平常也少出門。大家也覺得為了新社會的穩定，共產黨要檢查成員是件很自然的事。我母親和其他同事一樣，對共產主義的奉獻精神使她對嚴厲的紀律並無絲毫不滿。
一個星期之後，幾乎所有同事都清查完畢，自由了，我母親是極少數的例外。黨組織告訴她，她的過去有若干問題不清楚，需進一步審查。她得搬出她的寢室，到辦公樓內的另一間房子里。在這之前，她獲准回家幾天安排家務，因為她可能會被隔離相當長的時間。
毛澤東說他所清查的人「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這些人為國民黨復辟，為美帝效勞（美國此時不承認大陸中國，並加以封鎖）。處決我母親的朋友汲上校的「鎮反運動」直接打擊的是國民黨的人，而現在「肅反」的目標則指向共產黨政府內，只要背景跟國民黨有一點關係的，就得受審查。
共產黨對每個人的過去底細都已摸得一清二楚，他們早在掌權前就建立了詳細的檔案制度，黨員的檔案由組織部填寫，非黨員的公職人員檔案由他們單位的領導整理，並由人事部門保存。每年領導們都要針對每個下屬寫一份報告，放進他們檔案。任何人都不準看自己的檔案，只有特別指派的人才能看別人的檔案。只要檔案里寫著你過去與國民黨有關聯，無論這種關係是多麼薄弱，你就成了肅反運動的目標，由工作組審查。我母親是重點懷疑對象，我們的奶媽也各因她們家人的問題而被卷了進去。
有一個工作組專門調查省組機關內的公務員——司機、花匠、保姆、廚師等。我奶媽的丈夫因賭博和販毒而關在牢里，這使她「有了問題」，京明的奶媽因嫁到一個地主家，她的丈夫以前是一位國民黨小官吏，於是她也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奶媽的地位無足輕重，共產黨對她們的案情也興趣不大，但是，她們得離開省委機關。
我母親是在被隔離審查前，獲准短暫回家安排家務時，被告知我們的奶媽必須走的。當她把這項消息轉告給兩位奶媽時，她們聲淚俱下，她們非常喜愛京明和我。我奶媽還擔心從此失去收入，於是我母親給宜賓專員寫了封信，請他幫她找一份工作。結果我的奶媽被安排去一家茶場，帶著她女兒一起生活。京明的奶媽不想回到她丈夫身邊，她在機關里交了一位男朋友，是一名公務員，她想和他結婚，淚眼汪汪地苦求我母親幫她離婚。離婚在當時是非常困難的，但她清楚，我父母（特別是我父親）說的話很頂用。我母親決心幫她。如果她能離婚，與那位公務員結婚，那就自動從地主成份變成「工人階級」，沒必要離開我家了。我母親於是跟我父親商量，但他堅決反對，「你還想管人家離婚？虧你想得出來！老百姓會說，共產黨拆散人家美滿夫婦。」我母親說： 「那我們的孩子怎麼辦？誰來照看他們？」我父親的回答程簡單——送他們去託兒所。
當我母親告訴京明的奶媽她不得不走時，她悲痛欲絕。京明幼兒時代最深刻的記憶就是送他媽奶離開。這是一個灰暗的黃昏，他被抱出前門，他的奶媽也站在那裡，穿著一件農村婦女的罩衫，手裡提著一個布包裹。京明張開手臂哭著要她抱，但她站在他夠不到的地方，眼淚順著臉頰往下淌。然後，她走下台階朝小院的門走去，一個京明沒見過的人和她在一起。她走到院門口，停了下來，轉過身。京明又哭又叫又踢，但沒人把他抱近一步。她站在那裡望了京明很久才轉身消失在門邊。京明以後再沒見過她。
因為我的外曾祖母患肺結核病剛去世，我姥姥此時仍在東北，我母親只得把四個孩子都送進託兒所。因為事發突然，市內託兒所都只能收一個，所以她不得不分送我們去四家託兒所。母親離家時，我父親對她叮囑道：對黨要忠誠老實，相信黨會作出正確的結論。我母親頓覺一陣委屈，她本想父親會說些溫柔、體貼的話來安慰她。我母親滿腹怨氣，在一個潮濕悶熱的上午去報到，接受「隔離審查」——她自己的黨審查她。
審查並不是恥辱，被審查的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它只意味某個人的背景有待清查。但我母親完全沒想到她會成了重點審查對象。她覺得很傷心，自己對黨一片忠心，仍得不到信任。想來想去，她又告訴自己該樂觀點，籠罩在她身上七年疑雲這次將會徹底掃除了。她自信沒有做過對不起共產黨的事，沒有任何問題要隱瞞。她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人，確信黨會了解一這點。
審查小組有三人，組長姓匡，是成都市黨委主管書記。他家和我家很熟，現在他對我母親雖然仍然客氣，但態度嚴肅多了。像其他受審者一樣，我母親被指定了「陪伴」。她們處處跟著她，連上廁所也跟，還和她同睡一張大床。黨說這是為了保護她，我母親心裏明白這是防止她自殺、逃跑，或與他人串供。
幾位女陪伴輪流值班。她們之中有一位不久離去，因為她自己也被送到隔離審查了。每天，陪伴必須把我母親的行為、言語記錄下來。寫報告。她們其實都是她認識的人，雖然不在同一個部門，但都在同一個區委大院里工作。她們對她都很友好。除了失去自由外，我母親過得還好。
專案組成員及那些陪伴找她談話時都很和氣，當然談的都是不愉快的話題。雖然出發點並沒認定你有罪，但也不是認為你無罪。當時沒有西方國家那一套司法程序，被審查者一上來就像矮了一截。我母親的檔案里詳載了她過去各種經歷，如地下黨，在錦州婦聯，到宜賓工作等等，還有她的領導們寫的各種報告。專案組首先提出，為什麼她在一九四八年能從國民黨監獄里輕易出來？她甚至沒有受過刑。可不可能逮捕她實際只是個騙局，以贏得共產黨的信任，滲透到共產黨內，當國民黨的特務？
其次懷疑的是她與汲上校的關係。既然汲上校曾試圖透過她向共產黨買條生路，她難道沒有企圖從國民黨那邊獲類似的保障嗎（如果國民黨打贏的話）？還有那些追求她的國民黨官員，難道她沒有鼓勵這些人，以便在國民黨那兒留條後路嗎？查到後來，最主要的問題仍是：是否他們有人指示她潛伏在共產黨內為國民黨工作？
我母親得證明自己的清白，但她辦不到這點。跟他有關的人不是已被處死就是逃到台灣去了，或者她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在哪兒。而且所有的證人幾乎都是民國黨，他們的話能信嗎？當她再三被盤問相同的問題時，她覺得說不出的焦慮，心想，「我怎麼說才能使你們相信昵？」
她還被問到她的國民黨親戚，以及在錦州學生時代的朋友。這些朋友當時才十幾歲，共產黨佔領錦州前加入了國民黨的三青團。這時共產黨中央文件把所有的日本人投降后擔任過國民黨三青團分隊長以上的人都划為「反革命分子」。我母親解釋說，東北情況特殊，日本人投降后，國民黨被看成是代表祖國的黨。但這都沒用，她的這些舊朋友現在都成了「反革命分子」。我母親沒參加過國民黨，但專案組老問她，「為什麼你會有這麼多國民黨關係？」她被隔離審查了六個月。有好幾次，她被帶去參加鬥爭「反革命分子」的群眾大會。成千上萬人舉著拳頭，喊著震耳欲聾的口號。「反革命分子」必須站在台上，受批判，然後當場宣布判決，帶上手銬，押往監獄。也有些「反革命分子」由於已經「坦白認罪」，會上宣布給他們「寬大處理」，也就是說不進監獄了。這些人中有一個我母親認識，在一次群眾大會後她自殺了。不斷審查使她精神崩潰，絕望之餘，她被迫認了莫須有的罪名。七年之後，共產黨承認她是清白無辜的。
要我母親參加這些大會是要她「受教育」。但她個性堅強，沒有像許多人那樣被嚇住，也沒有被審訊時的誘供弄昏了頭。她一直保持清醒，真實地寫下她的經歷。在那些難以入睡的長夜裡，她一想到被平白無故地關在這兒，就痛苦不堪。濕熱的夏夜，她躺在床上聽著蚊帳外蚊子的嗡嗡聲，秋天好不容易來了，雨又下個沒完沒了，後來便是寂靜而寒冷的冬夜。她反覆咀嚼著對她不公正的懷疑，特別是那段遭國民黨逮捕的歷史，她一向引以自豪，做夢也沒想到這竟會成了個污點。
但她努力說服自己，不能怨恨黨，黨是為了維護自身的純潔。在中國，不公平待遇歷來是家常便飯，現在至少是情有可原。她還反覆在心裏念著黨對成員所要求的話：「你在經受考驗，磨難會使你成為真正的共產黨員。」她思索著被定為「反革命分子¨的可能性。如果真變成這樣，她的孩子就將會受到株連，他們的一生就毀了。為避免這一個後果，唯一辦法就是和我父親離婚，不再見孩子了。每想到這兒，她就想流淚，但她已學會把眼淚往肚裡吞。她甚至不能在床上輾轉太多，因為「陪伴」就睡在身邊，她們不論對她有多友好，還是必須對她的每個表現作彙報。流淚表示她感到了黨的傷害或對黨失去信心，這兩者黨都不喜歡，會對最後定案產生負作用。
我母親咬著牙，告訴自己要相信黨。可是叫她最難以忍受的是完全切斷與家人的聯繫，她非常想念孩子，渴望有個能靠一靠的肩膀，或至少一句充滿愛意的話。但我父親既沒有寫信來，也沒有來探視她，因為這些都不準。她倒常接到電話，電話線那端傳來的是玩笑和寬慰之語。整幢樓只有一部電話在機要室女職員的辦公室桌上。我母親接電話時，「陪伴」就站在房間里。不過，她們因為喜歡我母親，想讓她放輕鬆點，就有意表現出沒有在聽。機要員不是我母親專案組成員，沒有權聽。而我母親也沒有向她彙報的義務。由於「陪伴」的好心，我母親接這些電話從未遇到麻煩。她們只是簡單地向上面報告！「張部長來電話了，談的都是家務事。」此話一傳開，人人都說我父親是一位體貼的丈夫，好關心我母親。我母親的一位年輕「陪伴」還對她說。她將來也要找一個像我父親這樣的好丈夫。
天知道這些電話並不是我父親打來的，來電話的是另一位高幹，我母親的好友。他在抗日戰爭期間脫離國民黨而加入共產黨，由於曾是國民黨軍官，也被懷疑、審查過，還在一九四七年被關進監獄，不過他最後澄清了罪名。此時，他以過來人的身份來鼓勵我母親。
我父親在長達六個月的時間里，一次電話也沒有來過。他在黨多年。明白共產黨不願受審查的人與外界聯繫，甚至不願他們與家屬接觸，他覺得安慰我母親就暗示對黨不信任。但我母親不能原諒他，在這段她最需要愛和支持的期間，他沒有給她，他把黨擺在第一位。
一月的某個早晨，我母親坐在窗前望著陰雨扑打著外頭一叢叢顫抖的小草，小草上方是七里香花架，數不清的嫩枝、樹葉交纏著，突然有人叫她去見專案組的匡組長。匡先生說，她可以回去工作了，也可以出門，但每晚須回隔離審查處睡覺，因為黨組織還沒有對她的問題下最後的結論。
我母親明白審查已陷入膠著狀態，大多數疑點既不能證實也不能推翻。儘管她對這樣的情形不滿意，她還是把它拋諸腦後，興奮地想：六個月來終於第一次可以去看孩子們了。
這段時間我們四個孩子分散在四處寄宿託兒所里。我們也極少見到父親，他常常離開成都，下鄉去了。偶爾回一次成都，如逢星期六，例子就叫他的警衛把我和姐姐接回家。他從來不去接兩個男孩，說他們太小，他應付不了。「家」其實就是他的辦公室，我們到了那裡，他又總是出去開會，他的警衛就把我們鎖在房間里，辦公室沒什麼好玩的，我和姐姐比賽吹肥皂泡。有一次我被關得不耐煩了，喝了許多肥皂水，結果病了好些天。
我母親可以出門時，第一件事就是跳上腳踏車飛快地向我們的託兒所。他特別擔心京明，他那時才兩歲半，幾乎沒有和母親相處過。但是六個月的隔離，她的腳踏車車胎早癟了。她居然沒注意到，跳上去蹬了幾下才發現，於是她把車推到街口打氣。當修車工人慢騰騰地打氣時，她焦躁地走來走去，一生中從來沒有如此不耐煩過。
京明的教師對她顯然很生氣，說京明是從沒有家長來接的極少數幾個孩子之一。媽媽看都沒來看他一下。開始時，京明哭著要「陳媽媽」——教師此時問我貫徹，「當然不是你，對不對？」我母親承認「陳媽媽」是他的奶媽。後來一到星期六，其他的父母來接孩子時，京明就躲在一間屋子的角落裡。老師故意對我母親說：「你一定是個後母吧！」我母親沒法解釋。
當老師把京明帶到會客室時，他站在屋裡老遠的那一頭，動也不動地，低著頭不理我母親，母親拿了一些桃子，剝了皮要他過來吃，但他不肯走過來。她只好把桃子放在手帕上，從桌上推過去，京明等到她抽回手，才抓起一個桃子，幾口就吞了下去，然後他又拿起另一個，不一會兒，三個桃子全都吃得精光。自隔離審查以來，我母親第一次流下了眼淚。
我記得她來看我的那個晚上。我快四歲了，睡在小木床上，周圍是欄杆，像個木籠。欄杆一面放下，母親坐在小床，握住我的手，想哄我慢慢入睡。但我老想把我種種調皮搗蛋的事一古腦兒告訴她。我也很擔心，萬一睡著了，她又不見了。怎麼辦呢？每當她猜我已入睡，想輕輕抽手離開時，我就緊緊一抓，大哭起來，就這樣她一直坐到深夜。最後她抽手時，我哭叫不止，但是她沒有回頭，一徑去了。我不知道她回隔離處的時間已經到了。
（待續）
文章來源：授權發表 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網址: https://www.ntdtv.com/b5/2012/12/21/a80985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