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0日訊】小說《紅岩》自1961年12月北京第一版出版后，十分暢銷，影響廣泛，曾被當年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譽之為「黨史小說」，直到今天，仍有人把《紅岩》當作昔日重慶及四川地下黨鬥爭的歷史紀實。小說中的人物時常被人們拿來與現實中真人「對號」。2011年重慶沙坪壩磁器口搞「千年古鎮」旅遊開發，甚至為《紅岩》中的虛構人物華子良修建了「華子良事迹陳列室」。這說明許多人確實把這部小說當成真實的歷史紀實在看待。筆者對照敵特供詞檔案及文史資料，重新拜讀了《紅岩》，發現這部「黨史小說」從史實的角度看，有不少史實訛誤，值得商榷。
是誰造成了大破壞
《紅岩》的全部情節是以1948年重慶及四川地下黨遭到大破壞為背景展開的。1982年10月17日，原地下黨重慶市委常委李維嘉在川東暨重慶地區黨史資料座談會上說：「一些人習慣於把這次破壞事件叫做《挺進報》事件，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並非由於《挺進報》收抄傳遞新華社廣播消息，編印、發行出了紕漏才造成了大破壞事件。只有陳柏林由於看《挺進報》被特務發現而被逮捕。整個重慶和川東地下黨大破壞事件，是由一連串叛變事件組成的，主要是劉國定、冉益智叛變造成的，應正名為『劉、冉叛變事件』。」
這裏提到的劉國定，冉益智，是當年中共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劉是川東臨委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分管工人運動），冉是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分管學生運動），由於這二人的叛變，導致重慶及四川地下黨遭到大破壞，又引出一系列叛變事件，先後叛變的還有李文祥（重慶市城區區委書記）、塗孝文（中共七大代表，川東臨時工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工委書記）、駱安靖（上川東地工委委員）、蒲華輔（川康特委書記）等領導幹部，在總共叛變的12人中，領導幹部佔了一半。正是由於這樣一些領導幹部的叛變，才造成了重慶以至四川地下黨組織的大破壞，也才促使當年獄中難友們集體形成的給黨組織的七條意見中，第一條就提出要「防止領導成員腐化」，這確是「血淚的囑託」。
而小說《紅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卻只是一個沙磁區委委員。這樣一個小角色，能造成那麼大的全局性的破壞嗎？這不僅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也使得前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深刻教訓被淡化了。
「磁器口大血案」與「中美合作所」
1949年12月6日，重慶市軍管會公安部二處派一科科長劉祥綸接管了原國民政府保密局公產管理組等在渝機構。緝兇和弄清包括較場口血案、磁器口大屠殺等事件真相，是重慶公安機關鎮反肅特鬥爭的一項內容。
重慶解放初，把楊虎城、宋綺雲兩家和渣滓洞、白公館、新世界飯店（「丙種會報」看守所）等處關押的政治犯被殺害事件，統稱為「11·27大屠殺」。1950年春節前，在渝女師（現大同路小學），舉辦了「磁器口大屠殺革命烈士遺物展」。當時，還沒有把這屠殺事件和「中美合作所」搭界。後來因政治需要才改稱為「中美合作所大屠殺」。中美合作所與那場大屠殺有關嗎？答案是否定的。1954年，重慶市公安局對重慶市特務、間諜組織及人員進行了清理，查明：
原國民黨政府保密局重慶看守所，俗稱白公館看守所。1939年秋，從小龍坎棗子堡軍統臨時看守所遷入。1943年春，白公館改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原看守所遷渣滓洞。1946年七八月間，貴州息烽監獄、重慶望龍門看守所陸續撤銷，息烽的72名政治犯和望龍門關押的嫌疑犯移禁渣滓洞。1947年4月，看守所遷回白公館。1949年11月，白公館看守所共關押54人，其中屬白公館看守所關押的政治犯、嫌疑犯、特務違紀人員27人，西南長官公署二處寄押的27人。「11·27」殺害28人（白公館20人，二處寄押8人，其中一人中3槍未死），放7人，脫險19人（系二處寄押，內有小孩2人）。
渣滓洞看守所。1947年10月，國民政府重慶行營（1948年6月改名國防部重慶綏靖公署，1949年4月改名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二處接手關押「丙種會報」在「六一」大逮捕時逮捕的40多人，徐遠舉簽請重慶行營主任朱紹良批准，將重慶行營新聞處所屬青訓大隊改為重慶行營軍法處第二看守所，實際上歸徐遠舉管轄，二處派二課上尉參謀李磊任所長，警衛組中尉組員徐貴林任管理組長，另外派了事務長和一批看守兵。12月，渣滓洞看守所恢復，先後關押政治犯300多人，包括重慶、成都、內江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被捕的共產黨員約50人；計劃組織「小民革」地下武裝8人；重慶行營軍事機關送押的新四軍被俘官兵7人；因《挺進報》事件在重慶、萬縣、廣安地區被捕的110多人；上下川東武裝起義被捕的80餘人；遂寧橫山區區委書記叛變后出賣被捕的10人；1949年1月，川西地下黨被破壞后被捕的約30人；因組織「民革」地下武裝被捕的11人；1949年9月18日，從望龍門移禁來的楊虎城將軍隨從2人。
這些關押人員，在北平國共和談前後和以後釋放了39人，病死5人，有人名但情況不明23人；「7·21」、「10·28」在大坪屠殺12人，「11·14」在芭蕉溝南埡屠殺30人，「11·24」殺楊虎城隨從2人，「11·27」屠殺188人，脫險34人。
而中美合作所與上述關押、屠殺政治犯事件均無關係，1942年底，《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在重慶擬成，1943年元月開始辦公，1943年7月1日，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將鍾家山、梅園、白公館、松林坡等地划為特區，不准他人進入，軍統特務亦須持通行證始准進入（這時白公館已不作關押人犯的看守所而改為美方人員招待所）。日本投降后，中美合作所在中國各地的美方人員陸續回國；中方人員中的軍統成員回軍統報到，另派工作；非軍統成員發給3個月薪津資遣。中美合作所所屬各訓練班除重慶特警班第二期學員尚未結業交軍統接辦外，其餘各班結束。軍械物資分別由軍統、聯勤總部接收。中美合作所的撤銷善後工作於1946年1月底全部結束。
在解放后肅特鬥爭中我公安機關早已查明：中美合作所與《挺進報》事件，乃至白公館、渣滓洞大屠殺沒有任何直接關係。《紅岩》小說等出版物中有關中美合作所的描寫，基本上都是與歷史真實不符的虛構。
黨史小說要不要細節的真實
作為小說，不可沒有虛構。但是現實主義文學的要素之一是細節的真實，對於以具體歷史事件和具體地點為背景的「歷史小說」、「黨史小說」，就更不能不講究細節的真實，不應在人所共知的歷史事實及地點上隨意編造，張冠李戴。正如寫一部以北平為背景的小說，就不能把頤和園寫成位於天安門旁邊，也不允許把八達嶺長城寫在景山公園裡。這應該是起碼的常識。
小說《紅岩》49頁寫到：「在飛來寺中蘇文協，他（成崗）真的見到毛主席了……」眾所周知：當年中蘇文化協會在重慶中山一路黃家埡口；而飛來寺是中山二路附近原蘇聯駐華大使館（現第三人民醫院內）。
《紅岩》95頁描寫特務機關：「這裏，老街32號，堂皇的鐵門上，橫署兩個篆字—『慈居』……」這也錯了。老街34號「慈居」是一座磚木結構二樓一底的建築，老式木門，山牆上橫署兩個隸書「慈居」。
《紅岩》56頁描寫「江姐來到濃霧瀰漫的朝天門碼頭……」乘民運輪上華鎣山。這也錯了。華鎣山在川北，乘船需從嘉陵江朔江而上，解放前，稱嘉陵江為小河，輪船都在千廝門碼頭上下，並不在朝天門碼頭。
《紅岩》363頁中說：「楊虎城將軍和他的幼子囚在（白公館）頂樓上，他們是半年前才被秘密押來。特務從來不准他下樓。他的秘書宋綺雲夫婦，被囚禁在一間地下牢房裡，也不準和他見面。」
史實是：楊虎城一家4口於1947年4月30日由貴州息烽玄天洞移禁重慶磁器口楊家山軍統「四一圖書館」後面一平房內單獨關押。1949年2月1日楊虎城一家3口，和關押在白公館的宋綺雲一家3口及閻繼明、張醒民被專機移囚貴陽黔靈山麒麟洞。楊虎城一家從未被關押在白公館頂樓上。
《紅岩》204頁寫到葉挺《囚歌》時，通過被關押在渣滓洞監獄的新四軍戰士龍光華之口說：「軍長在樓下二室寫過這首詩，我把它抄在牆上給大家看。」
歷史事實是：1942年1月3日，葉挺將軍從桂林押解重慶，在軍統望龍門、白公館看守所短期囚禁后，即移監軍統「鄉下」蔣家院子單獨囚禁。11月21日，葉在蔣家院子寫了《囚歌》，署名「六面碰壁居士」。葉挺夫人李秀文前來探監時，葉將《囚歌》和給郭沫若的一封信一併交李帶出監獄，送和平路天官府郭寓交郭沫若。25日，葉挺移禁湖北恩施。葉挺從未被關押在渣滓洞監獄。（渣滓洞監獄只關押普通政治犯）
《紅岩》577頁說國民黨逃跑前對重慶大爆炸「布置了一百多個目標……」史實是：1949年11月18日，國民黨在重慶成立臨時指揮部，劃定了11個破壞地區，委派了指揮官，確定爆炸目標18處：電力廠2個，兵工廠10個、倉庫3所，橋樑2座和國際廣播電台。「一百多個目標」太誇張了。
在小說481頁的註釋①中，對重慶「九二」火災作了這樣的說明：「1949年9月2日，國民黨在市區縱火。朝天門一帶市區盡成焦土，數萬人無家可歸，死亡達萬餘人。」這一註釋也是錯的。早在1959年，重慶公安機關就已查明「九二」火災不是「國民黨特務縱火」，火頭是陝西街贛江街17號油臘鋪三樓佃戶陳樹章家的兩個女兒「玩家家」引起，因這一帶都是穿斗木結構房和棚戶，烈日、旋風，加上無水，朝天門頓成火海，大火延續10多小時，受災9601戶，災民4。1萬餘人，有戶口可查死者2568人，掩埋屍體2874具，傷4000餘人。這是早已澄清的史實，小說再版時卻沒有更正過來。
此外，小說中這類史、地細節上的錯誤還有：蔣介石的專機「美齡號」錯寫成了「中美號」。「在重慶、江津之間的江口夜渡長江」佔領江津機場。江口在綦江、江津之間，江津無機場。小說434頁寫到「司徒雷登還呆坐在南京，儘管共軍開進了大使館，他還賴在那裡……」這個「共軍開進了美國大使館」的說法完全違背史實，違背解放軍入城時的「約法八章」，是根本沒有的事。小說中還有從蔣介石元旦文告到重慶解放，國共雙方許多事件時序的錯位，這裏不作贅述。
原標題：黨史小說《紅岩》中的史實論誤
文章來源：《炎黃春秋》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