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5日訊】十八大剛剛開過，習近平就做了一連串的動作，包括反腐、南巡等等，有人認為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又是什麼新政。究竟這是不是三把火？這三把火燒得有什麼意義？我們今天就跟大家一起來討論一下。
反腐並非什麼新政
首先看一下反腐是不是什麼新政？據說習近平的班子上任以後的第一把火是反腐。有人統計說十八大以後，已經至少有8名高官落馬，排第一位的就是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然後就有山西省的公安廳副廳長李亞力，重慶北碚區區委書記雷政富等等一共是8個。這幾個案例能不能證明反腐運動已經開展起來了？我認為這幾個案例還不足以證明這次反腐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在這8名官員裡面，級別最高的是李春城，四川省委副書記可以算是省部級的，這個級別的官員因為反腐倒下去的，在過去20多年並不少見，僅僅在十六大以後，從2003年統計到2011年這9年間，有人統計就有72名省部級官員倒台，其中在2007年一年就有14名，平均每個月超過1個。
這裡，十八大以後落馬的8名官員，只有1名是真正的省部級的，其他7個人都是廳局級地市級的，所以這個情況很難證明反腐這次是動了真格的這個假設。況且在這8名當中，有些人還有其它因素的存在，比如說重慶的雷政富，他可能還含有清洗薄熙來餘黨的因素在裡面。
好，我們假設這個反腐是真的，就是這樣的話，反腐也不是什麼新政。反腐在過去的20年當中，在中共的政治生活當中是一個常態。剛才我們提到省部級官員在過去9年就有72名。反腐這個常態反映的是什麼情況呢？反映的是中共官員腐敗是一種常態，我們可以從倒台官員涉案的金額也看到，就說倒台的官員在過去20年當中，涉案的金額從幾百萬到幾千萬，一直到上億或者甚至是幾十億，就說越來越多，也就是說反腐本身對腐敗並沒有抑制作用，並沒有打擊作用。
反腐說是力度越來越大的話，只能說明腐敗越來越嚴重，如果要說相關性的話，很可能是反過來的，就說反腐本身促進了腐敗。這個實際上是制度設計造成的。所以這次反腐即使是真的話，也不過就是說比以往的反腐規模可能更大一些，而且時間更集中一些。
反腐本身其實也有一個困境很難解決，為什麼要選擇反腐作為第一把火？中共今年以來，高層有一點可以說是達成了共識的，就是說中共的統治已經到了極其危險的程度了，就是到了非常危機的程度了，必須有所動作，再不動作的話，這個政權都維持不下去了。
問題是要動，動什麼？會不會動政治制度，放棄社會主義？中共沒有這個可能性，在十八大的報告文件裡面已經證明這點。而像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甚至連司法獨立都在內，一個都不可能動，因為動任何一個都會危及到中共的統治。
所以在中共現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知道要動，但是一些關鍵的東西，根本的東西又不能動，那怎麼辦呢？就只能做一些行政調整，這就是反腐的由來，所以反腐不是新鮮的東西。
然而反腐的範圍、對象，這個是非常關鍵的。因為中共的整個體系，不管是改革開放也好，經濟發展也好，官員的腐敗都是它的主要動力和潤滑劑。在一個官員隊伍全面腐敗，人人腐敗的情況下，要全面反腐是不可能的，因為要是全面反腐的話，就會觸動每一個官員的利益，包括最高層想推動反腐的領導層的利益也在內。因此，反腐在中共的統治下，在今天中共的統治下，它不是一個真反、假反的問題，而是選擇哪些人去反的問題。這就是稍微有一點看頭的部份，就是誰會成為反腐的重點打擊的對象。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至少有一類，就是那些已經在權鬥當中失利的、被清算的高官的親信，你像重慶北碚區區委書記雷政富，他就是屬於薄熙來這個系統裡面的親信，他原來的事情也是薄熙來、王立軍幫他擺平的。這樣的情況估計重慶除了雷政富以外，可能還會再挖出一些來，這是一類。
另外一類就是它自己的派系已經失勢了，或者是要把這個人作為打擊這個派系裡面的某些高官的工具來使用，這種人可能會被打擊。比如說很可能這個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就是這一類的。因為李的升遷，在早期我們知道在哈爾濱的時候，他可能捲入了韓桂芝的賣官案，而且因為這個丟掉了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的位置。但是他調到四川以後，肯定是有人支持他的，因此才可能在丟掉了中央候補委員以後還繼續升遷，到十八大以後重新入選中央候補委員。這個支持他的人就肯定不是韓桂之，而很可能是一個級別更高的，更有可能是超出四川省的範圍，到了中央。所以這裡他出事有一種可能，就是要用他來打擊上面那個人；當然也有可能是被別的案子牽進去的。
還有一些就屬於，按照中共這個系統裡面來說的話，就是比較倒楣的，就說被其它的案子牽連進去了，或者是哪一方面沒有伺候到，或者是不當心露了餡。習近平上台以後要立威，而中共要犧牲一些替罪羊來安撫民眾，這就要看誰撞在槍口上了。因為在十八大之前，所有爭權奪利的事情，基本上通過安置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已經定下來了，不管誰覺得不公平的話，要在這5年當中把現任的政治局常委拉下來，把自己補上去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各派可能會在目前這個情況下尋找出一個新的平衡點。在這個時候可能看誰會撞在槍口上，要被當替罪羊用。
八項新規無新意
和反腐相對應的就是中共現在搞的所謂「作風建設」，就在12月4日的時候，中共中央政治局開了一個會，這個會議一致同意說是通過八項新規定，強調說是抓作風建設，首先從政治局作起，有人把它簡單的歸納起來說是改進調查研究、精簡會議活動、精簡會議剪報、規範出訪活動、改進警衛工作、改進新聞報導、嚴格文稿發表和厲行勤儉節約。這實際上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就是屬於廉政建設的部份，還是屬於剛才談到的行政調整這個類型裡面的，並不是屬於政治體制改革，或者更高的制度改革。
這些東西本來在中共和政府的內部都是有規定的，只是說沒有人執行而已，而且也不是說沒有人監管，監管的部門在黨內有紀委，在地方上有監察部。但是這些東西歷來在中共系統裡面都是當作運動來搞的，就是說一陣風過去以後，誰沾上誰倒楣，過去以後變本加厲要把它補回來。並不是說規定本身好還是壞，有還是沒有，而是說有了規定也沒有辦法實行。
現代民主社會的設計就是用民眾選票的方式，民眾來監督政府，來監督官員，再加上言論出版自由媒體監督，這個全方位的監督使得官員想去腐敗，想去做壞事都做不到。而中共的這個監督它是自上而下的，因此是無效的，這個在理論和實踐早就反覆證明這一點了。你像黨內最大的這個監管機構是紀律檢查委員會，但是紀檢在去查那些重大的貪腐案的時候，哪一個紀委去參加查案子的官員，他不是賺得盆滿缽滿的？至少他們賺得也不會少於那些被查處的對象。所以這種監管最後的結果仍然是腐敗查腐敗。
也有說第七條嚴格文稿發表是在推胡的「政治遺產」，這個說法不是很能說得過去的。所謂「政治遺產」，我認為是帶有標誌性的、帶有這個時代，或者是這個個人標誌的獨特的重大政治決定或者是政策。舉一些例子來說，中共的領導人當中，毛澤東的政治遺產是取得國共內戰的勝利，奪取了政權，還有一個是以「文革」為代表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鄧小平的政治遺產是經濟體制改革開放，和89年「六四」鎮壓學生運動；江澤民的政治遺產是腐敗，以經濟手段處理權力鬥爭，還有迫害法輪功。
胡的政治遺產是什麼？不知道有誰能夠說得出來？當然我相信不會有人認真的認為胡的政治遺產是科學發展觀。如果說「不作為」可以算政治遺產的話，那麼他的政治遺產就是「不作為」。沒有政治遺產，怎麼能推他的政治遺產？怎麼能繼承他的政治遺產？我並不認為習近平在全面接班以後，掌權以後，他會去推或者是繼承胡的政治遺產這種說法。
兩件截訪事和維穩前景
另外就最近發生的兩件和截訪有關的事情，從這裡來預測維穩的前景。最近和維穩有關的兩件事引發了不少的討論，都是和截訪有關。第一件事情是北京朝陽區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對河南長葛市10名截訪人員判刑以後的矛盾的報導；第二件事是久敬庄釋放訪民這件事情。我們分別來看一看這兩件事情有沒有意義？
朝陽法院的案子當時是有訪民在旁聽的，訪民出來陳述的情況和《中國青年報》的報導是一致的，所以這件事情顯然是真實的，當時確實是這樣發生的。但是報導以後卻被北京市高級法院和朝陽區法院否認了，他們承認這個案子有，但是說還沒有判。而《人民日報》等等都報導了這個否認的消息，後來否認的消息被廣泛的轉載。
這件事情有幾個蹊蹺的地方，一個就是媒體公開報導以後被否認，怎麼來看這件事情？我們假設一下，媒體為什麼否認？法庭為什麼否認？那一定就是說上面有人覺得把這件事情報導出來以後會有不好的後果，所以這個報導不妥當。那法庭怎麼辦呢？立刻就否認。中國法律就是這麼回事，因為法官也知道他們只是中共的玩具而已。
這個案子最不願意曝光的是河南長葛市的官員們，當然也可能包括河南省的官員們，他們都一定會在報導以後到北京去活動，這不奇怪，問題是他們為什麼會成功？為什麼能把北京高院、朝陽區法院都擺平了，讓《中國青年報》陷於一個報假消息的境地？這就不是說一個地方官員到北京去找一個、兩個有權勢的靠山就可以解釋的。因為長葛市畢竟只是一個縣級市，也就是說全國這樣的市有兩、三千，調動北京高院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最關鍵我認為還是這裡的政策問題，就是說可能原先審理這個案子可能是高層有人想通過這個案子找幾個替罪羊，讓大家對這個民憤極大的截訪出出氣，當然任何人告訴我說朝陽區法院自己有膽量會立截訪這種案子，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這種重大的跟截訪有關的是屬於來自高層的政策。
開始的時候可能是想找幾個替罪羊，但是一報導出來以後，地方到北京一活動，把要害一講，高層去重新進行評估，評估的結果還是弊大於利，或者是更高層介入了原來想找替罪羊的那一級的想法。總之，上面的判定一定是如果說判了截訪的，各省各地都威脅要撂挑子，就是說他們不管上訪人員了，隨便人家去北京上訪，那北京不就亂了套了嗎？所以最高當局想來想去還是先把這個案子否定了再說，爭取一點時間，從長計議，就是說不要現在把這個判的消息拿出去。
本來這個案子判的10個都是農民，那你說農民自說自話自己去辦一個截訪公司，誰都不會相信的，就是真的辦了個截訪公司，那也是和地方政府簽了合同的，更可能的是這些農民直接就是當地政府僱用的。
總之，如果說這個案子判了以後說截訪是違法的，那麼首先當然就不會是這些農民違法，而是派他們來的河南長葛市的政府在違法。可是截訪的又不是長葛市一家，各省各市都有，要查違法的話，那就是說要把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說成是違法的，都要上法庭去審判，這是不可能的。就是按照現在的這個案子去公布的話，就是10個河南的農民違法來截訪，那真的是讓人家笑掉大牙。
中共自己是最要面子的，中共它不讓地方政府在北京截訪的話，難道都讓全國的訪民都到信訪辦去？所以截訪本身就是地方政府討好中共最高當局的做法，因為訪民多了是地方政府的政績不好，得罪的是北京高層，所以才會出現截訪。
2005年的《信訪條例》就規定了禁止越級上訪。所以這是來自最高層的，歸根結柢要求各地用各種方式減少訪民，包括截訪在內的，正是中央，所以讓朝陽法院判這個案子，在一開始從中共的角度來說的話就是欠考慮的。這種做法有可能會鼓舞全國訪民而打擊各地官員，這個是中共承受不起的。這個替罪羊不是這麼隨便就能找到的，不是說找10個農民判一下就可以解決的。這是一條消息。
另外一條消息就是久敬庄一次釋放了幾萬訪民，後來經過核實以後可能最多也就是數千人，「六四天網」最後估計可能是4千到1萬人。有人把它解讀為習進平的新班子可能是即將要公開清算和處理政法委，這是一個標誌性事件。這個事情也可能被人過度解讀了。
久敬庄是北京市訪民的接待中心，是遣返訪民的集中地之一，它不像一般的地方政府在北京或者在各地設的「黑監獄」，可以比較長時間的關押訪民。久敬庄這個地方訪民的流動性本來就很大，因為它的規定是停留時間不超過24小時，當然有很多超過的，但是總的來說，它是屬於一個短期關押的地方，是遣返訪民的一個集散地。
這件事情發生在12月4日法治日（「普法日」），就那一天有上千或者是數千的訪民到央視去表達訴求並且要求普法，所以就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就出動了大批的警力去攔截，並且用數10輛大公交車送往久敬庄。根據訪民了解的情況，除了少數訪民被地方截訪人員帶走以外，當晚大部份訪民都被分批釋放了。這就是當天出現大批釋放訪民的這個傳說的來歷。
應該說這件事情是一個特例，因為這些訪民是衝「普法日」去的，就是說「普法日」一過，就沒有北京警方什麼事了，就是北京重點部門，像央視這種部門就不存在訪民再去要求普法，去提訴求這件事情了，剩下的事情就要交給地方的截訪部門去處理了，所以恐怕談不上這是清算政法委的問題，因為這是一個特例。
政法委本身它是中共干涉司法和鎮壓民眾的工具，政法委並不能夠獨立於中共存在。從歷史上看，中共建政的時候最早的四個委員會之一就是在政務院下面設了四個委員會，其中之一就是政治法律委員會，也就叫政法委，它是屬於政府機構的，是中央人民政府下面政務院下屬的政府機構。它管轄的範圍倒是一樣的，也是公、檢、法、司，大概存在了10年左右。它的基本思想還是作為專政工具使用的，協調公、檢、法、司的。
六十年代初就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法工作領導小組，這個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真正的中共中央政法委是在八十年代初成立的，它的作用是取代原有的黨委直接管司法。原來是黨委直接管司法，後來黨委要從司法當中撤出來，因此又要一個黨的工具來監管一下，所以政法委的身份從一開始就是黨干預司法的工具。只是說在整個八十年代的時候，胡耀邦和趙紫陽一直試圖在讓黨政分家，司法相對獨立，所以政法委多少在胡耀邦、趙紫陽時期是處於比較弱化、比較邊緣化的狀態。
而到了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政法委就擺脫了邊緣化的狀態，但是整體上它是一個大的形勢下擺脫邊緣化的，就是在整體上以黨管政、以黨代政的做法漸漸的變成主流，而政法委的權力是隨著黨委權力的擴大而擴大的，並沒有特別突出的地方。
真正政法委的擴權，這都是我們多次談到的，它是從迫害法輪功開始的，後來又擴大到針對更大人群的維穩機制，最終翅膀硬了，到了政法委頭子周永康和薄熙來聯手陰謀篡權形成另一個中央，對現有中央的挑戰，這才迫使胡、溫和習近平聯手對政法委打擊、削權，導致今天這個局面。最終是壓制周永康，限制和削弱了政法委的權力，而把部份政法委的權力回收到黨委。
這個過程分析下來我們就可以看到，所有採取的措施都是從中央政法委權力過大對中共本身和中共最高權力中心造成了威脅，要想消除這個威脅而採取的措施，就從這裡出發的。周永康退休以後，這個問題有一大半就自動解決了。退休以後，周永康本人是否要被清算？被清算到什麼程度？那是另外一回事，和對政法委本身的處理已經沒有關係了。政法委怎麼處理的？政法委就是不入常、削權，從此俯首聽命，繼續做中共的工具，這就是政法委的結果，沒有再進一步的清算了。
上次我們談了，在中共找出社會治安的替代方案之前，還得繼續維穩思維和維穩政策，還得繼續利用政法委來干預司法。而事實上中共在這個維穩的怪圈當中它是沒有解的，它不可能找到現在維穩思維和維穩政策的替代方案，除非是依法治國、司法獨立，但是那個不會在中共的統治下發生，所以歸根結柢還是中共統治的問題，而不僅僅是政法委自身的問題，政法委的問題不能和中共統治的這個大環境分開來考慮。
南巡深圳和朝拜革命都走不通
最後再簡單說一下南巡深圳的問題。習近平上任以後，他第一次出巡就是效仿鄧小平南巡深圳，這和胡錦濤一上台去朝拜西柏坡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這是一種政治上的表態，也是習進平對自己的自我定位。作為太子黨的習近平對於自己在中共體系內的合法性顯然要比胡錦濤要自信的多。胡錦濤他必須到西柏坡，就是對中共來說具有奪權、政權合法性紀念意義的那些地方去朝拜，以對中共這一代打江山的老人表示他對他們的效忠，這是平民出身的胡錦濤須要做的事情。而對於作為太子黨的習近平來說，他就可做可不做了。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他不僅選擇了和胡錦濤不一樣的做法，他也選擇了不同於同是太子黨的薄熙來的做法。薄熙來是通過唱紅和朝拜各種中共革命標誌性的地點來強調自己坐江山的合法性、正統性。習近平南巡走的是他父親習仲勳和鄧小平經濟改革的路，而不是中國革命的合法性的路，是經濟改革給中共提供的合法性基礎的路。然而今非昔比，這條路已經走了30多年，事實上已經證明走到頭了，走不通了。他們走的是不同的中共合法性的路，一個走的是毛澤東打江山的合法性；一個走的是鄧小平經濟發展的合法性的路，這兩條路實際上都走到死路上了。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