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張戎《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十六)

【新唐人2012年12月14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接上期)

七 「過五關」
我母親的長征(一九四九-一九五零年)

我母親離開錦州之前,一向同情她的組織部長堅持要婦聯吸收她為共產黨預備黨員。這位部長說她該入黨了,因為她要到新地方去工作,那裡不了解她,入黨會很難。這個決定意味著在一年之內,只要她能用行動證明,就可以成為正式黨員。
  
我父母加入了一群有一百多人的隊伍,往西南進發,大多數人是嫁給四川人的東北人。為了這次行軍,所有人被編成部隊建制,換下灰色幹部裝,穿上綠色軍服。內戰仍在他們途經的地方激烈地進行著。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姥姥、夏瑞堂和我母親最親近的朋友,都到車站為他們送行。朋友中有好些仍受共產黨的懷疑。離別時,我母親內心充滿矛盾。一方面,她覺得自己就要擺脫困境,像一隻籠中鳥突破樊籠、飛向一空。另一方面,又覺得萬分難捨,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這些至愛的人。特別是她的母親呢?旅途凶吉來卜,四川當時仍在國民黨手中,而且行程約有一千哩,真是難以置信的遙遠!將來不知道自己能否再回錦州。她想放聲大哭,但又強忍住眼淚,不想讓母親太難過。當站台漸漸從視野中消失時,我父親安慰她要堅強起來,告訴她「參加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必須「過五關」,即通過艱苦的磨練,對家庭、學業、愛情、生話、體力勞動保持一種全新的態度。共產黨的理論是知識分子應去除「小資產階級劣根性」,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看齊。我母親已聽過無數次這樣的理論,她承認要為新中國奮鬥就得改造自己,她剛寫了一首詩,裏面有這樣一句:「脫掉繡花衫,迎接滿天的風沙。」但她也需要溫柔和體貼,可惜沒能從我父親那裡得到。


  
到了天津時,沒有火車坐了,因為往南去的鐵路因黃河泛濫和戰爭破壞已停止運行。我父親建議在天津城裡轉轉,想紓解一下我母親因離別而生的哀傷與鬱悶。天津是一個大港口城市,近代美國、日本和一些歐洲國家都在這裏擁有租界。薛之珩就曾隱退在天津的法租界里,儘管我母親當時並不知道此事。這裏一區一區的建築都有不同的異國情調:建於本世紀初的巍峨法國式宮殿,明亮雅緻的義大利宅邸,浮華的晚期洛可可式奧匈帝國小樓,就像各國在這裏舉行了一個彼此炫耀,也向中國人炫耀的薈萃展覽。母親在東北看慣的儘是低矮、單色調的日本銀行以及綠屋頂濃黃色牆的俄國銀行,如今這些奇風異格的建築令她眼界大開。父親也是第一次觀賞到這種景緻,以往他只是在外國文學作品中讀到有關這些歐洲的建築風格。當他們沿著散發出濃烈槐香的林蔭大道漫步時,我母親能感到我父親正興緻勃勃地儘力想把自己的興奮感染給她。但她仍舊情緒低落,不僅想念母親,內心還憤憤不平,埋怨我父親不會說一句體貼話,不會表達溫情。
  
鐵路線的中斷是「長征」的開端,他們得靠兩條腿繼續行程。共產黨軍隊忙著向前推進,後方還存在地主武裝、土匪和殘餘國民黨部隊。我父親這支百十來人的隊伍只有三支槍,一支在父親手裡。好在每到一地,當地政府都派一隊士兵護送,帶著一、兩挺機槍。
  
他們每天必須步行很長的一段距離,背著鋪蓋卷和隨身用品。對那些打過游擊的人來說,這算是小事一樁,但我母親從沒有這樣走過,一天下來,滿腳水泡。到了晚上,她把腳泡在熱水裡,按照同事教的方法,用針和頭髮挑破水泡,擠出積水。這樣做能帶來短暫的輕鬆和舒服,但第二夫再上路時,卻是一陣陣鑽心的痛。她不可能停下來,只能咬緊牙關,掙扎著往前走。
  
大部分旅程無大路可走,泥土的小路天晴時還好說,一下雨就是一片泥濘,又爛又滑。我母親記不清摔過多少次跤了。每到住地,渾身是泥,得先找水洗衣服,再弄火烤乾。一連幾天這樣折騰下來,我母親一到住地就筋疲力竭地癱倒了。一天。他們在大雨中步行,氣溫高達三十攝氏度以上,母親內衣被汗水浸透,外衣又被雨永打濕。當隊伍開始翻爬一座三千尺高的山時,她渾身已是一點勁兒也沒有了,身上的背包像千斤重的巨石,汗水混雜著雨水順者前額往下淌,眼前一片迷濛,金花四冒。她大口大口地喘粗氣,雙腿像灌了銅一樣沉重,世界變得毫無意義了,只剩下掙扎,拚命機械地抬腳、移步。好不容易挪到山頂,才稍為鬆口氣:下山總該容易些吧?誰知更難,傾斜的山勢,又陡又窄的小道,一邊是峭壁,一邊是深溝,她的小腿肌肉發軟、發抖,抖得厲害,難以舉步,路又滑得厲害。好幾次,她緊緊抱住樹榦,才沒有跌下山澗。
  
翻過山,又是河,水深齊腰。她在水中也站不穩,到了河中間時,一股急流撲來,她身體晃,眼看就要摔倒,幸好旁邊一位男子一把拉住了她。就在此時,母親望見一位與她同等級的女人正坐在她丈夫的車裡,母親差點要哭出來。這位先生和我父親一樣,也是位高級官員,他們的職位可以在行軍中乘吉普車或騎馬。我母親經常希望丈夫能主動讓她搭車,或至少幫她帶上背包,但我父親從來不開口。就在她差點淹死在柯里的那晚,她向父親提出,要他偶爾讓她搭吉普車,她說自己累得不得了,又經常嘔吐。父親說他不能這樣做,按規定母親沒有資格乘車,坐他的車就是「夫榮妻貴」。父親認為他必須破除中國傳統的沾親帶故惡習,而且我母親身為知識分子,更就該經受磨練。「那為什麼那位女幹部能乘丈夫的車?」母親問道,父親解釋說,她是一位「老革命」,有特殊理由這樣做。她在三十年代就和後來成為朝鮮首相的金日成共同指揮過一支游擊隊,在東北與日本人作戰。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她歷盡磨難,第一任丈夫就是被斯大林下令處決的。「你不能和她比,」我父親說,「你不過是個青年學生,如果別人說你嬌氣,會嚴重影響你的前途,我是為你好。」他提醒她,她只是個預備黨員,能否轉來正式黨員,還有待批准。「你只能選擇一個」,他說,「坐車或者入黨,兩者不能兼得。」

我父親有道理。中國革命基本上是場農民革命,農民都曾有過艱苦的生活經歷,對追求享受和安逸的人都特別敏感,因而參加革命的人按規矩必須鍛煉自己對艱苦生活甘之如飴。我父親自己在延安及後來在東北打游擊時,就經歷了這些磨練。
  
我母親也懂得這道理,但在她輾轉跋涉、生病、疲乏、流汗、嘔吐、背包像山一樣沉,腿如鉛塊重時,她就忍不住要抱怨丈夫沒有給自己應有的同情和幫助。宿營地多在小學教室、空出來的倉庫或廢棄的廟宇里,男女擠在地上一個挨一個睡下。當晚,我母親再也控制不住了,第一次哭了起來。我父親就躺在她旁邊,她轉身背對著他,將頭埋在雙臂里,試圖捂住哭聲。我父親馬上醒過來,忙用手蒙住她的嘴,悄悄在她耳邊說:「別出事!別人聽見了,你就得挨批!」當時被批評是件非常嚴重的事。她的同志們會說她不配當革命者,是個意志薄弱的膽小鬼。父條急忙塞一給她一條手帕,讓她捂住哭聲。
  
天亮后,母親所屬的小隊黨支部書記——也就是那位渡河時救過她的男人,把她叫到一邊說,同志們對她的哭泣有意見,說她就像「一個剝削階級的嬌小姐」。這位書記不是不同情她,但他也不得不轉達其他人的批評。他說走幾步路就哭,太丟人。從此後,我母親再也沒哭過。
  
這次「長征」最危險的地段是在剛被共產黨佔領的山東省境內。這一天,當他們在一個山谷里行進時,一陣密集的子彈從山上打下來,隊伍立刻疏散找掩體,我母親躲在一塊大岩石後面。護送他們的解放軍分路攻擊山頭,雙方互射了約十分鐘后,偷襲者逃跑了。有一位戰士中彈身亡,有幾位負傷。大家動手埋了死者,我父親和其他官員把馬讓給傷員。
  
經過四十天的行軍和若干小規模戰鬥,他們到達了錦州南面七百哩處的南京市。這裏原是國民黨的首都。有中國的「火爐」之稱。眼下已是九月中旬,還是熱得像進了烤箱。他們被編人西南服務團,住進一所營房。母親床上的竹涼席上有一個人形汗漬印,這是以前住過的人留下的。從到達之日起,他們天天接受軍事訓練,打綁腿、打背包、頂著酷日急行軍。身為軍隊的一部分,他們必須嚴守紀律,得穿粗厚的卡其布軍服和粗土布襯衣內褲。制服的鈕扣直扣到脖子上,熱得發昏也不能解開透透風。和大家一樣,我母親總是熱得喘不過氣來,制服背後一大塊汗漬印。他們戴夾軍帽,帽子緊緊扣在頭上,頭髮不準外露,母親的帽邊一直浸在汗水中。偶爾,他們獲准可以外出,母親做的頭一件事就是一下子吃好幾根冰棒。除了上次在天津短暫逗留外,同行的好些人從沒到過大城市,他們對冰棒好奇極了,有的人還買了一些,小心翼翼用毛巾包起來放進包里,帶回營房給其他同志。等他們回到營房打開包時,驚訝地發現冰棒都已化成水。
  
除了軍訓就是政治課,講課的多是些大人物,有未來的領袖鄧小平,有後來當上外交部長的陳毅元帥。我母親和戰友們坐在中央大學綠茵茵草坪上的樹蔭下聽課,講演者則站在大太陽下,一講就是幾個小時,深入淺出,妙趣橫生,聽得大家入迷。


  
一天,我母親的班上進行負重行軍訓練,跑步登紫金山,到中山陵。回營房時,她覺得下腹隱隱作痛。晚上在國民黨中央大禮堂有京劇表演,由當時最紅的名角主演。母親和姥姥一樣是個戲迷,所以沒管肚子痛的事,一股勁兒想去看這場演出。當晚,她跟大部分人列隊走到五哩外的劇院。父親乘小車去。在路上,她又覺得下腹部疼痛加劇,想返回,又捨不得放棄難得的京劇。結果演出一半時,她實在痛得難以忍受,就走到父親座位前,要他用車把她送回去。她還沒來得及說肚子痛這件事,父親就回頭看他的司機,發現司機正如痴如醉地沉浸在台上表演中。於是他對母親說:「看他看得多起勁,我怎能為送老婆而打斷別人的興緻呢?」母親懶得再解釋,掉頭就走了。

她掙扎著往營房走,陣陣劇痛令她天旋地轉,腿像踩在棉花堆上。也記不清走了多久,才終於走回營房,除了衛兵外,裏面空空如也,大家都去看戲了。她勉強拖著步子撐到床鋪,藉著燈光看見褲子已染上一大片血水。她一下倒下就昏迷過去了。她失掉了一個孩子。沒有人在身旁。
  
散戲后,我父親坐車比別人先回來。她發現母親躺在床上,先以為她是累得睡著了。但後來看見她身上有血,才醒悟到她是失去知覺。他衝出去找醫生,醫生診斷後說可能是流產。得送大醫院搶救。他們打電話到醫院叫救護車,院方卻提出須用銀元支付救護車費和手術費。雖然我父親沒有銀元,但他立刻同意了。他知道政府會為他支付這筆費用,「參加革命」就自動有了健康保險。
  
母親差點死掉,輸了血、清了子宮后,她總算脫離了危險。當她一睜開眼,看到父親坐在身邊時,劈頭就說:「我要離婚。」父親馬上向她道歉說不知道她已經懷孕了。事實上母親自己也不知道,她只知道月經沒有來,但以為是艱苦行軍的結果。父親說他也不知道流產是什麼樣子,但他保證今後會更加體貼她,還一直說他愛她,要改過。
  
當母親還在昏迷時,父親洗了她沾滿血的衣褲。這在當時中國是少見的。最後母親同意不離婚,但她要回東北繼續學醫。她告訴我父親,自己還是走了好,她好像怎麼努力也不對,老是受批評。「你可不能走!」我父親焦慮地說:「回到錦州,黨一定會認為你是怕苦而當逃兵,這會毀了你的一生。即使學校收你,讓你畢業,你也不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只能在別人的歧視下生活一輩子。」我母親當時並不知道共產黨有條不成文規定:「退出革命」會被當作逃兵而終身受辱。但她從父親緊張的語氣中醒悟到:一旦加入革命,你就絕不能退出了。
  
十月一日,我母親還躺在醫院里,她和同志們接獲通知等待一個特別廣播。醫院臨時安裝了大喇叭,人們集中在一起,聽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我母親哭得像個小孩似酌。她很興奮,自己為之戰鬥,為之獻身的新中國終於出現了!當她聽到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聲音時,一股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升騰而起。此時她責備自己曾經信心動搖,想她所受的苦比起拯救中國的偉大事業是多麼微不足道。她暗暗發誓要永遠忠於革命。不再退縮。
  
當毛澤東的簡短宣言結束時,歡呼爆發了,帽子被拋向天空——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從蘇聯學來的一個姿勢。我母親流產前幾天,我父母第一次一起正式照了相。照片上兩人都穿著軍服,若有所思,略帶憂鬱地注視著鏡頭。照相是為了紀念進入國民黨首都南京,我母親立刻寄了一張給姥姥。
  
十月三日,我父親的部隊向四川進發。此時,共產黨部隊已逼近四川。我母親還得在醫院呆一個月。出院后她被轉到國民黨金融家、蔣介石的內兄孔祥熙的一幢大別墅里體養。有一天,她跟別墅里其他人被請去參加解放南京的紀錄片拍攝。
  
他們打扮成普通老百姓的樣子,列隊歡迎共產黨,結果這個藝術再現成了紀錄片被廣為宣傳。我母親在南京又呆了兩個多月。她經常收到我父親的電報,或是成札的信件。我父親每天都寫信給她,一到有郵局的地方就寄。每封信的內容都是說他有多麼愛她,說他要改過。還一再叮嚀她別回錦州,「拋棄革命」。
  
到了十二月末,母親接到通知,和另一些因病留下的同志一起離開南京去四川。這天黃昏時刻,他們到碼頭等船,由於白天仍有國民黨飛機出沒轟炸,襲擊江輪,輪船多是晝伏夜航。為了躲避空襲,燈火都被關掉,碼頭上寒氣逼人、刺骨的北風夾著雪花掃過江面。母親穿一雙單薄的「解放鞋」。鞋底寫著「打老蔣,保家鄉」。她來回跺腳,驅寒取暖。
  
小火輪終於載著他們出發了,沿長江西行到安慶前的二百里,白天他們都藏在江北岸的蘆葦叢中躲飛機。船上有一隊士兵護送並裝載大量的軍用物資和彈藥,甲板上安裝了重機槍,他們不時與國民黨散兵游勇以及地方匪徒交火。一次當他們駛進蘆葦叢時,一群國民黨士兵邊開槍邊衝過來,共產黨士兵在甲板上還擊,母親和其他婦女則躲在甲板下。船飛快開走,朝更遠的地方躲去。
  
當他們到達長江三峽將進入四川省時,江面一下子窄多了。小火輪換成了兩艘重慶來的小船。軍用物資和一部分士兵乘一艘,其餘人乘另一艘。長江三峽素有「鬼門關」之稱。一天下午,太陽突然消失了。我母親急忙跑到甲板上張望,但見兩岸陡消險峻的懸崖峭壁,排成一道森嚴巨大的屏障,直插雲霄,幾乎遮住了整個天空。它們似乎朝著輪船斜壓而來,好像要把船壓個粉碎。江面如此狹窄,仿如自天而降的神劍壓在群山中劃出來一條細細的水道。小輪船不斷與急流、險灘、璇渦和暗礁搏鬥,險象環生。有時,船好像是直對著礁石衝去,快粉身碎骨了,有時,驚濤駭浪撲向船弦,似乎要把它捲起來拋向岸邊的懸岩。但每一次,舵手總能在最後一剎那間使船轉危為安。
  
共產黨是在上個月才佔領四川大部分地區的,未隨蔣介石逃到台灣的國民黨軍隊仍四處襲擊。有一次,國民黨士兵朝裁軍火的那一艘船開火,一下子打中了。我母親看見江面上燃著一團團的火,順江漂浮下來,彷彿直撲她的船來,她的船趕緊調頭躲開。整個過程沒人表現出恐懼或高興的樣子。大家對死亡的事情已看得太多,都麻木了。
  
船行三峽,我母親感到自己置身於全新的自然世界中。高聳的絕壁上長滿奇大的青藤古樹,使瀰漫著神秘氣息的峽谷更加陰森,隱約閃現在樹林的猴子,不時發出長嘯。看不完的峻崖,數不完的巨峰,是我母親對四川的第一印象,和東北大平原景緻迥然不同。
  
有時船停泊在築有石階的山腳下,石階一級級往山頂延伸,消失在迷濛的雲霧中。山上有小鎮、村落,人在白雲里。由於濃霧不散,人們在白天也點上菜油燈,星星點點如鬼火。我母親覺得這裏的山民皮膚特別黑,顴骨突出,個子矮小。和她熟悉的北方人相比,他們的眼睛大而圓,輪廊也分明得多。她第一次見他們頭纏白布時,很是驚訝,還問同船的四川人怎會有這麼多人戴孝。
  
一月中旬,到了重慶,我母親換乘更小的船去長江上游一百裡外的小城瀘州。她在那裡接到我父親傳來的口信,說有船到瀘州接她去宜賓。這是她第一次知道丈夫已活著到了目的地。她對他的怨氣已消。他們已有四個月沒見面,她非常想念他,當船沿著三峽而行,她目睹了古代騷人墨客為之吟詩作賦的壯麗景觀時,總會想象他如果見到這種景緻,會有多麼興奮。我母親一想到途中他一定為她作了詩時,心裏就泛起一陣溫暖。
  
當晚,她乘船去宜賓。翌晨醒來時,陽光透過滿江霧帶來暖意。兩岸的山崗翠綠平緩,江流也似乎變得恬靜安祥。她靠著船舷,傾聽江水懶洋洋的拍打聲。這天下午,正是春節「除夕」,她到了宜賓。第一眼看去這座小城彷彿飄浮在雲彩中,仿如海市蜃樓。船近碼頭時,她抬眼尋找丈夫。透過江面的霧氣,他的身影隱約出現:披著件軍大衣,站在岸邊,一名警衛立在身後。他腳下是寬闊的卵石河灘,城市就在他背後山坡上一級級石階的盡頭。四周臨江的房子是奇特的吊腳樓。支在一根根木柱上,好像會隨風飄去。碼頭在突出的岬角上,一塊木板搭上來連接了岸和船。警衛走上前接過我母親的行李,她輕快地隨著木板彈跳的節奏走上岸來。我父親伸手扶住她,他們沒有擁抱,當時在公共場合擁抱是違背傳統的,不過我母親看得出他的心情和她一樣激動,她覺得很幸福。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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